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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再次和康见面，让她意识到自己未婚夫的缺点。“你知道的，你让我很厌烦。”有一天她对他这样说，于是婚约也就解除了。艾丝特的妈妈对此感到宽心，她从来就没喜欢过那个年轻人。“但她也不想我和路结婚，”艾丝特意识到，“有些事情我爸爸妈妈都很介意，比如路脸上的伤疤、他当时的经济状况，以及他那个和我们并不相同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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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家庭并不仅仅在社会阶层方面低伊斯瑞尔家一等，他们还是惹眼的新移民家庭。在家的时候，他们用德语交流，也许还会夹杂一些意第绪语。按照艾丝特的说法，英语“非常少”（伯莎1931年有关速写的那封措辞严谨的信可能是一个反例）。“我们家只说英语，”艾丝特指出，“我爸爸是个律师，我妈妈出身也不贫寒，而他家则来自俄国。”她说起康，同时努力忽略自己的父母同样也是俄国移民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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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同于利奥波德·康，塞缪尔·伊斯瑞尔（Samuel Israeli）自孩提时代便来到了美国。他的父亲此前在俄国做粮食生意，来到美国后作为一个干货商人，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做得风生水起，这使得他有机会让自己的孩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塞缪尔的兄弟们有一个是拉比，一个是建筑师，还有一个是医生；就连他的姐妹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女子医学学院拿到了医学博士的学位。而塞缪尔自己在黑门山男子学校[14]和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拿到了法学学位，1900年便作为合伙人在费城开办了自己的公司。1902年，他和一位拥有俄罗斯犹太裔血统的费城姑娘安·辛伯格（Annie Sinberg）结了婚，生下了三个女儿。生于1905年的艾丝特是他们的大女儿，同时也是在很多方面最接近她的父母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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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觉得自己的家庭生活是享有舒适和文明的一流职业阶层的典型。“当你来我家吃晚饭时，饭菜总是准备好的。”艾丝特观察到，她想强调伊斯瑞尔一家和康家的区别，“而你要是去他住的地方，他家的人一定在忙得团团转，到处找面包或是别的什么东西。”她对康的父母的某些方面表示了赞许——他们的“美好婚姻”，实际上伯莎“可以说一口优美的德语”，但即便是她的恭维，其中也带有某种程度的傲慢。“路的妈妈非常安静，非常爱他的爸爸。她并不是一个迷人的女人，同时觉得他能够娶自己简直太棒了。”她评价道。不过显然，反对的意见是双向的，或者至少艾丝特是这样感觉的。“他们并不喜欢我，”她说的是康的父母，“他们希望他可以娶一个他们能够控制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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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否为真，这都未能起到实际作用，父母的意愿在这个故事里并没有带来什么影响。康从她家怒气冲冲地离开大约一年，同时她结束婚约很长时间之后，艾丝特去听了一场费城管弦乐队的贝多芬田园交响乐音乐会。“我看见路在那里，”她回忆道，“随后我给他写了封信：‘我在音乐会上看到了你。我和我爸爸也在那里。我觉得那天的演奏简直棒极了。’”鉴于她有意提及了自己的父亲，康一定意识到她身上已经不再有婚约了，于是很快便给她打了电话。“三个月后，我们就结婚了。”不过筹办婚礼仪式的过程中却出了问题。艾丝特想要一场世俗的婚礼，而康却坚持为了他的父母，要请一位拉比来主持婚礼。这稍显奇怪，犹太教在他的童年并没有起到太大的影响。实际上，在几十年后，康告诉记者，他从未接受过任何宗教教育，只在主日学校里待过一整天（家族传闻当拉比准备要打他的时候，他妈妈就把他拽了出来），而且宗教在他们家是“次要的，完全是例行公事”。不过康一家人还是自认为严守教规的犹太教徒，他们一定要在自家儿子的婚礼上表明自己的虔诚。艾丝特稍作反对，但是很快就放弃了——不过，从她在后来的生活当中提及这次妥协的次数来看，她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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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8月初，大约离婚礼还有一周，艾丝特开始在日记里倾吐自己的心声。“在我和路决定结婚以后，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需要写点什么。”她以此开场，“今天晚上，我第一次觉得，一切都不够融洽。”显然，她后知后觉地发现，除非再邀请两个人来，否则他们的婚宴上就会刚好有13位宾客。于是她给康打电话，告诉他她的选择。他并没有立刻接受这个想法；艾丝特猜测他“要么在生气，要么是累了，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而且我不喜欢和他通电话——我们总会遇到麻烦”。他告诉她他必须跟别人商量一下，稍晚再给她回电话，这让她非常愤怒。“路总会告诉我是我的错——也许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有错”，她跟自己生着气，他似乎也没有意识到“每次都是我在向他让步——让拉比主持我们的婚礼、挑选什么样的家具、没有买真的很有用的‘在家’卡片，还有其他一千件小事，触发点可能是行李或衣服。但我不会湮灭我的个性”，她勇敢地坚持，“而且我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和行为。毕竟一开始他喜欢的就是这样的我，而现在却要我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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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反抗的决绝，显然只是表现给她自己看的。“为什么我没有勇气告诉他这一切呢？”她继续写道，“我同意一切，就像一只温顺的羊羔——这就是爱对你做的事情。我想他一定很乐意拥有一个有头脑的妻子，而不是很愚蠢的那种。”在旁人看来，她其实一点也不蠢，而且还有些不循常规。“等下周四到来的时候，他一定会很奇怪，因为他已经把婚姻当成了某种战场——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从没想过要结婚，但是爱——爱会改变你对事物的看法。”然后她懊恼地补充道：“我只希望我们不会有什么分歧——分歧破坏一切，在我身上表现得明明白白——面对任何不以尊重待我的人，我的整个身体和心灵都会僵硬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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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I.康和艾丝特·维吉尼亚·伊斯瑞尔正式结婚是在1930年8月14日，那也是历史记录当中费城最热的夏日之一。他们立刻离开费城去度蜜月，先后去了纽约北部的阿迪朗达克山脉、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和魁北克、新罕布什尔州的怀特山、马萨诸塞的格罗斯特和波士顿，最后则去了大西洋城、新泽西，他们在那里和康的朋友奥瑟尔一家见了面。一路上康画了很多速写，捕捉到了很多他随后会用在自己画作当中的风景。他们都很轻松惬意，艾丝特也恢复了对于婚姻的信心：这是一次“可爱的蜜月旅行”，她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写道。（康的感受尚不为人知。多年后他告诉自己的一个后辈，结婚刚一周，或者说当天晚上，他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但这是否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言论，或者可能是为拉近关系而开的玩笑——甚至康自己是不是相信这句话——也都不可能再说得清楚了。）在蜜月当中，艾丝特注意到他对自己的伤疤不再那么敏感，尤其是他已经不再用帽子来掩饰了。“我们结婚以后，他就把自己的帽子扔到一边，再也没有戴过。”晚年时她回忆道，“他最后一次戴帽子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当时我很漂亮——你可能想象不出来，但我的确很漂亮——而且我猜他是觉得如果我对此并不介意，那么其他人也不会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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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费城，他们计划先搬到艾丝特父母家暂住，那是一栋有山墙的3层砖木房屋，位于费城西的切斯特大街5243号。那里足够宽敞，他们可以拥有一间卧室、一间浴室、一间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书房，还有给康的一间小工作室。艾丝特很高兴能和家人住在一起，她的新婚丈夫不仅跟她的父母相处融洽，还和她的两个妹妹奥莉维亚（Olivia）和瑞吉娜（Regina）打成了一片，当时两人一个19岁，一个16岁。他们计划两人会继续工作一年——他在保罗·克瑞的事务所，而她则继续做神经外科医师查尔斯·弗雷泽（Charles Frazier）的助理研究员，同时负责行政工作——为日后去德国和奥地利的行程攒钱。艾丝特对心理学很感兴趣，想去学习安娜·弗洛伊德[15]的课程，而康则想和瓦尔特·格罗皮乌斯[16]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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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对新婚夫妇的计划在蜜月后不到一个月便宣告破产。9月底的一天，康回到家，同时也带回了自己失业的消息。1929年股市崩盘对金融领域造成冲击，最终波及了建筑行业。即便是克瑞名下这样声誉极佳的公司，也苦于无钱进账。“路回到家里，像往常一样晚，同时告诉我他工作丢了。他没法再待在克瑞的事务所，也没法再从那里领到薪水，因为那里已经没有工作可做了。”艾丝特说，“克瑞和路很像，他从不会解雇任何人，所以路只能自己离开。”欧洲行只能延期，艾丝特继续她的工作。新婚夫妇继续跟她的父母住在一起，但并不是为了攒钱，而是因为他们已经负担不起任何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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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住在切斯特大街5243号，他们便可以高枕无忧。他们先前承诺要付给她父母伙食费，每个月100美元。即便康丢了工作，这笔钱还是要照付。艾丝特每个月还要节省出20美元，有时更多，送给康的父母。同时还有其他日常开销——衣服（包括艾丝特的制服）、音乐会和戏剧的门票、看医生、有时送出的礼物、给她自己和康的少量但规律的“津贴”，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支出。从1931年年初开始，艾丝特详细记录了他们的收支情况，这表明她尽管和父母住在一起，仍需要小心经营他们的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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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白天需要工作，但这样的生活安排却还是有利于艾丝特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我可以去工作，去研究生院学习，不必烦心家里的事情，一切都已经为我准备好了。”她总结道。安·伊斯瑞尔在女佣的帮助下，承担了所有家务。而塞缪尔·伊斯瑞尔则通过自己的律师工作，负担了家里的大部分开销。他从没有责怪过自己的女婿——毕竟，在经济低谷的早期，人人都在承受失业的风险——而且他仍然对康的才华抱有坚定的信心。“我觉得在1927年我遇见路的时候，这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知道他可以达到怎样的成就，”艾丝特随后评论道，“一个是我爸爸，路很仰慕他……还有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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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还有他妈妈，也觉得他很棒。”艾丝特补充说。但伯莎也无法再随时随地给他以鼓励，因为在康失去工作后不久，他的父母便永久地搬离了费城。搬家表面上是因为利奥波德的健康原因，医生认为洛杉矶温暖、干燥的气候有助于改善他的身体状况。至少有一位家族成员——玛莎姑妈——已经在那里定居，可以帮助他们顺利地安顿下来。一系列略带德语味道的英文明信片，记录了伯莎和利奥波德这趟横穿整个国家的迁徙［“我们在周四刚刚‘gekrost’进入加利福尼亚州。”他们写道，这个词同时包含英文动词“cross”（穿过）的意义和德语的完成时态］。然后，在1930年和1931年之间的冬天，有一封来自洛杉矶的信。“第一次见到棕榈树的时候，我兴奋得很。”伯莎给路和艾丝特两人写道，尽管她用的仍然是德语。“你们知道，亲爱的孩子们，我是多么喜欢大自然！”然后接下来的内容被利奥波德更细小也更优雅的字体接管：“抱歉，但你们的妈妈已经不能再写了，这已经超出了她的眼睛所能承受的负荷。”（伯莎的视力开始严重衰弱，已经到了“在白天，我要戴着蓝色眼镜到处逛逛”的程度，她如是写道。）利奥波德写道，他们在晚上造访了“灯火辉煌”的好莱坞，评价了这座城市宽阔的商业街、“华丽而典雅的商铺”，以及洛杉矶处处都要比费城发达的繁荣景象。5月，他又寄来了一封信，描述他们的新房东：“一个上了年纪的基督徒，对我们很好，允许我们随便采摘菜园里的东西；菜园就在我们公寓的前面。”在这封信的附言部分，他要求艾丝特和康：“请给罗塞拉和萨拉打电话，问问她们为什么不给我们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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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1年6月，在写信给康，谈论他有关速写的文章时，伯莎所用的语言已经是彻头彻尾的英语了，但对于自己会和在费城的家族成员们失去联络的担忧并未改变。“你在信里提到了房子的问题，我很抱歉，还是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伯莎写道，“我已经有一个月没有收到奥斯卡和罗塞拉的信了，他们出什么事了吗？我很担心。”她有理由感到担忧，因为家里在第20大街北2318号的房产，正处在贷款违约抵押处理的进程当中。这栋房子最后在9月的一次强制拍卖当中易主，这也就意味着奥斯卡、罗塞拉以及萨拉都需要另觅住处。最终萨拉和她的加拿大籍丈夫乔·弗里曼（JoeFreedman）以及他们的小女儿格莉（Gerry）一起搬去了纽约的布鲁克林，在那里她给康和艾丝特写了封可怜的信，诉说她的思乡之苦。奥斯卡和罗塞拉——现在还有两个小孩子，男孩名叫艾伦（Alan），他的妹妹名叫萝达（Rhoda），尚在襁褓当中——留在了费城，奥斯卡尝试了多次商业冒险，但均告失败。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康家的成员，最终都会远走加利福尼亚，与利奥波德和伯莎团聚，除了康和艾丝特这一显著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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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康留在费城的一部分原因是艾丝特的家庭，他已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的建筑生涯。即便没有工作可做，那段时间他的事业却仍在继续。他并非容易气馁的人，在离开克瑞的事务所不久，他便计划要跟另外一位失业的建筑师索利斯·丹尼尔·科佩兰（Solis Daniel Kopelan）一起开办自己的公司。康甚至已经设计出了新公司的标志——一栋对称的、矩形轮廓的建筑，显然是现代主义的象征——所幸，他在这时获得了一份可以和赞津格、博里以及梅里达[17]共事的工作，因此得以从这个注定失败的冒险中被解救出来。他们和政府签订了一份合同，在华盛顿为司法部设计大楼，而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项目对建筑师来说是唯一有保障的收入来源，因而对于康而言，加入这个项目应该是明智的。1930年12月，他进入了赞津格、博里和梅里达的公司，此时距他离开克瑞的事务所只过了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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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3个月之后，随着设计工作完成，工程进入招标阶段，这个项目便不再需要康的参与了。1932年1月，公司的创始合伙人克拉伦斯·克拉克·赞津格“怀着极大的遗憾”让他走人，康再次失业了。不过，即便找不到能够付他薪水的工作，康也决心要做一些有用且有趣的事情。1932年3月，康和一些同样处于失业状态的建筑师一起创办了“建筑研究小组”（Architectural Reseach Group），致力于解决费城地区的住房和贫民窟清理问题。建筑研究小组总共有20多位成员，尽管表面上平起平坐，但富于魅力，同时头脑冷静、思维缜密的康通常被看作他们的领袖。正是这段经历，让康结识了当时同为小组成员的戴维·威兹德姆，威兹德姆作为一位可靠的雇员，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成为他的私人事务所中的骨干力量。在这一时期，康同样和乔治·豪（George Howe）建立了友谊。作为一位一流的进步主义设计师，豪已经和他的搭档威廉·莱斯卡兹（William Lescaze）一起设计完成了费城储蓄基金会大楼（通常被称为美国建造的第一座国际风格的摩天大楼）。他和康的关系并不是通过小组建立的，尽管他很欣赏这个小组的原则，但他已经通过一系列私人住宅设计闯出名堂，有全职工作在身，因此并不是小组的成员。他们的交往源自丁字尺俱乐部，也就是刊登了路易斯·康第一篇作品的那个团体。乔治·豪是该俱乐部的主席，同时掌管着那份杂志。正是他邀请康把那篇关于速写的文章发表在他们的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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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年的时间里（小组在1934年时解散），他们出版了自己的建筑研究成果，为贫民窟的修缮提出建议，向地方政府机构提交提案，同时就建筑在现代世界中的作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建筑研究小组还提交了很多作品，参与国内外建筑奖项的竞争（但无一获奖），其中值得注意的是1932年康提交的有关列宁格勒列宁纪念馆的设计方案。在现实层面，这些项目最终都未成型，但它们都反映并证明了康对于自己所选择的行业的热切与执迷。尽管得不到报酬，但这些工作本身足以在一段时间内，满足他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一些全新且由自己把握的事情的渴望。这些工作也让他受到一些人的关注，这些人后来可以帮助他找到有报酬的工作。正如艾丝特在1934年7月的日记里所写：“两年没有正式工作的路建立了建筑研究小组，在建筑方面做了很棒的工作——很糟糕的是，他已经没有收入可以支持他继续学习了。（他）已经在建筑方面学到了很多，而且建立起了不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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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她自己，她写道，尽管设法拿到了心理学硕士的学位，但她“还是要在弗雷泽的研究室每个月工作125小时”［不过在那时，由于年龄和某些方面的困难，弗雷泽医生已经在年轻的神经医学专家本尼·阿尔珀斯（Bennie Alpers）的帮助下来到了杰斐逊医学院工作，而阿尔珀斯和他的妻子莉莲（Lillian）也被艾丝特列入了她和路的好友名单当中］。1934年的日记里几乎全都是“路”和“我”的内容。在“我们”这一标题下面，她写道：“争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都很紧张。糟糕的经济状况让我们始终喘不过气。我们都因为工作筋疲力尽，同时又都在做着自己不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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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她在三年前的日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是1931年7月，在结婚一年后她下了这样的结论：“我们在一起的生活已经很美满了。很幸运，我们的好恶如此相同，兴趣和理想更加如出一辙。我们能够在音乐、戏剧和朋友当中找到乐趣。我们的白天被自己喜欢的工作填满，晚上可以做自己的事，和家人在一起。我们深爱着彼此，尊重彼此的愿景与渴望。路是个完美的爱人——体贴、温柔、安静——儒雅而完美无瑕。我相信这对我们两个来说都是再好不过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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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艾丝特一个人的美好幻觉。20世纪30年代某个夏天康写给艾丝特的几封信同样体现了这一点，当时艾丝特和朋友吉特·谢尔曼（Kit Sherman）在卡托纳度假，而他则在城里努力工作。有一封信以“最最亲爱的”开头，写在一个炎热的星期一晚上，里面充满了各种类似速写的搞笑图画，包括一张他坐在绘图桌前的裸体自画像。“下午和赞津格见了面，一切顺利……我准备争取一份修建犹太会堂的工作——很好的机会……忙得团团转，不过还是没有钱拿。但我们还年轻。想你！你想我吗？跟吉特问好。爱你，路。”另一封信谈到了他跟几个同事共度的一个下午（不过“这证明了我们是一群酒鬼，而不是一个严肃的建筑师团队”），他和一个名叫萨莉·蒙哥马利的女人围绕心理学进行了一次谈话。“我足够大胆地用心理学术语来表达我自己，”康写道，“为那些你教给我的词绞尽了脑汁。其他人加入进来，想要从形而上的‘人性’角度展开话题，但我和萨莉都无法接受它的存在，因为它是不可定义的。”为了打消她的疑虑，他解释说谈起心理学的话题，只是因为“萨莉很热心地向我打听你和你的工作。我告诉她你花了多少时间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同时又为了等我接到年薪百万的工作而做出了怎样的付出”。在写到等周末他去看她时会再详细和她说说之后，路给这封信收了尾：“爱你，吻你，路。”他的名字用了正体大写字母，实际上是由小小的“x”组成，代表亲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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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种夏日的短暂间隙相比，两人更长久的分离从1935年年底开始，当时康从阿尔弗雷德·卡斯特纳（Alfred Kastner）那里得到了一份全职的工作，工作地点在华盛顿的安置管理局。尽管仍然没有找到正式工作，但1935年对于康来说已经是个好年头了。5月的时候他通过了注册建筑师考试，这意味着他可以在自己的信纸开头写上位于自己家的事务所地址，作为执业建筑师的信息：路易斯·I.康，注册建筑师，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切斯特大街5243号。在这之后不久，9月，他收到了自己的第一份独立委托，在费城设计修建阿哈瓦斯以色列犹太教堂。它最终在1938年完工，最后并没有成为一栋很著名的建筑，这一功能性的砖构建筑既显示出建筑师的经验不足，同时也表明教堂会众在资金方面的捉襟见肘——但它也确实“没什么好羞耻的”，正如一位建筑评论家在后来指出的，而这一委托无疑也是康在走向自主开业过程中的坚实一步。随后，在1935年晚些时候，他收到了一份无法抗拒的邀请，来自在汉堡接受过训练的卡斯特纳，具体内容是一个全新的工人住房项目。这对康来说是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即使它需要路搬到华盛顿住上一段时间。1935年12月23日，他接受了安置管理局的“高级助理建筑师”这一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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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西家园——随后被命名为新泽西罗斯福社区，以这位借由“新政”提供资金支持它的建造的总统命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计划，旨在重新安置贫困的建筑工人，让他们可以从狭窄的城市公寓中搬出来，住进一个以温和社会主义路线运行的绿树成荫、有益健康的社区当中。这个农工合作社位于海斯敦以南几公里的地方，牧场高低错落，幽谷郁郁葱葱，占地数百公顷。位于其中心位置的工厂计划雇用160名服装工人，他们都是国际女装工会或美国城市服装工会的成员，由联合会支付报酬。这个合作社村落（其中还包括学校、社区中心和其他各种地方设施）准备以一人一票的形式运行，成员预先付费进入体系之中，在30年期间每月只需支付18～24美元的住房费用。最初的计划是容纳200户家庭，或是1000个人，每套住宅安排三到四居室，同时配套以一座大花园。一座占地200公顷的公共农场将这些房屋包围起来，中间设置一个缓冲区，避免作物入侵式生长，同时从社区内部额外雇用6位工人加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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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了勒·柯布西耶[18]和包豪斯的元素，康在这里设计的房屋是简单而令人愉悦的：混凝土砌块的墙壁、伸出式的平屋顶，以及主体为白色的外墙。这些房屋沿着曲折回环的人行道工整布局，从而将乡村或半郊区的清新空气引到这里来。车道通向附带的小车库，敞亮的窗子正对房屋前院。比起精确的对称，不对称设计更加常见，但无论是让前门安置在房屋正中还是侧边，每栋建筑都拥有一种平衡感。有复式的住宅，也有容纳单一家庭的设计；有一些是两层，一些则是一层。总共有12种不同的房型，但所有建筑都有着相似的外观，使整个地方看上去具有一种前瞻性，一种平等主义的风格，而同时也具有明显的叶状脉络，而非完全是人们印象中那种“工厂镇”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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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际上，工厂元素很快便消失不见，因为工会并不希望把他们有价值的工人输出到农村去。康对这个项目的贡献在1937年初便全部完成，房屋已经完全按照他的设计规划建造了起来。不到两年，这个乌托邦计划便宣告失败。不过这些廉价的住宅还是保留了下来。1939年，画家本·沙恩（Ben Shahn，他在几年前曾被邀请到社区中心绘制壁画）就和他的妻子从纽约的狭小公寓搬到了泽西家园的一栋房屋当中。他将在那里度过自己的余生，而这里最终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艺术家们的一块殖民地。这证明康为工人们设计的整齐排列的房屋完全能满足对审美要求极高的客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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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此同时，在路和艾丝特与她的家人同住的那栋房子里，生活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936年2月，在路投身到自己的新工作不到两个月后，萨缪尔·伊斯瑞尔因心律失常猝然离世。整个家族为之震惊，就连他的亲家也“哭得像孩子一样，我们都深爱着他”，利奥波德在给路的悼念信里写道。艾丝特也非常震惊，直到一年以后，她仍然很避讳谈及自己父亲的去世。“从我上次记日记到现在，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我并没有心情写下来。”在1937年1月28日的日记里，她坦诚地写道，“2月5日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爸爸，那时的事情并没有写下来的必要，因为每个细节我都铭刻在心，一直到现在。我无法把我的痛苦、悲伤，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放在僵硬而无情的纸面上……从那以后，我就变得不完整了——一部分的我消失了，从那以后，我似乎一直都在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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