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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住在切斯特大街5243号，他们便可以高枕无忧。他们先前承诺要付给她父母伙食费，每个月100美元。即便康丢了工作，这笔钱还是要照付。艾丝特每个月还要节省出20美元，有时更多，送给康的父母。同时还有其他日常开销——衣服（包括艾丝特的制服）、音乐会和戏剧的门票、看医生、有时送出的礼物、给她自己和康的少量但规律的“津贴”，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支出。从1931年年初开始，艾丝特详细记录了他们的收支情况，这表明她尽管和父母住在一起，仍需要小心经营他们的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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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白天需要工作，但这样的生活安排却还是有利于艾丝特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我可以去工作，去研究生院学习，不必烦心家里的事情，一切都已经为我准备好了。”她总结道。安·伊斯瑞尔在女佣的帮助下，承担了所有家务。而塞缪尔·伊斯瑞尔则通过自己的律师工作，负担了家里的大部分开销。他从没有责怪过自己的女婿——毕竟，在经济低谷的早期，人人都在承受失业的风险——而且他仍然对康的才华抱有坚定的信心。“我觉得在1927年我遇见路的时候，这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知道他可以达到怎样的成就，”艾丝特随后评论道，“一个是我爸爸，路很仰慕他……还有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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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还有他妈妈，也觉得他很棒。”艾丝特补充说。但伯莎也无法再随时随地给他以鼓励，因为在康失去工作后不久，他的父母便永久地搬离了费城。搬家表面上是因为利奥波德的健康原因，医生认为洛杉矶温暖、干燥的气候有助于改善他的身体状况。至少有一位家族成员——玛莎姑妈——已经在那里定居，可以帮助他们顺利地安顿下来。一系列略带德语味道的英文明信片，记录了伯莎和利奥波德这趟横穿整个国家的迁徙［“我们在周四刚刚‘gekrost’进入加利福尼亚州。”他们写道，这个词同时包含英文动词“cross”（穿过）的意义和德语的完成时态］。然后，在1930年和1931年之间的冬天，有一封来自洛杉矶的信。“第一次见到棕榈树的时候，我兴奋得很。”伯莎给路和艾丝特两人写道，尽管她用的仍然是德语。“你们知道，亲爱的孩子们，我是多么喜欢大自然！”然后接下来的内容被利奥波德更细小也更优雅的字体接管：“抱歉，但你们的妈妈已经不能再写了，这已经超出了她的眼睛所能承受的负荷。”（伯莎的视力开始严重衰弱，已经到了“在白天，我要戴着蓝色眼镜到处逛逛”的程度，她如是写道。）利奥波德写道，他们在晚上造访了“灯火辉煌”的好莱坞，评价了这座城市宽阔的商业街、“华丽而典雅的商铺”，以及洛杉矶处处都要比费城发达的繁荣景象。5月，他又寄来了一封信，描述他们的新房东：“一个上了年纪的基督徒，对我们很好，允许我们随便采摘菜园里的东西；菜园就在我们公寓的前面。”在这封信的附言部分，他要求艾丝特和康：“请给罗塞拉和萨拉打电话，问问她们为什么不给我们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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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1年6月，在写信给康，谈论他有关速写的文章时，伯莎所用的语言已经是彻头彻尾的英语了，但对于自己会和在费城的家族成员们失去联络的担忧并未改变。“你在信里提到了房子的问题，我很抱歉，还是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伯莎写道，“我已经有一个月没有收到奥斯卡和罗塞拉的信了，他们出什么事了吗？我很担心。”她有理由感到担忧，因为家里在第20大街北2318号的房产，正处在贷款违约抵押处理的进程当中。这栋房子最后在9月的一次强制拍卖当中易主，这也就意味着奥斯卡、罗塞拉以及萨拉都需要另觅住处。最终萨拉和她的加拿大籍丈夫乔·弗里曼（JoeFreedman）以及他们的小女儿格莉（Gerry）一起搬去了纽约的布鲁克林，在那里她给康和艾丝特写了封可怜的信，诉说她的思乡之苦。奥斯卡和罗塞拉——现在还有两个小孩子，男孩名叫艾伦（Alan），他的妹妹名叫萝达（Rhoda），尚在襁褓当中——留在了费城，奥斯卡尝试了多次商业冒险，但均告失败。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康家的成员，最终都会远走加利福尼亚，与利奥波德和伯莎团聚，除了康和艾丝特这一显著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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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康留在费城的一部分原因是艾丝特的家庭，他已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的建筑生涯。即便没有工作可做，那段时间他的事业却仍在继续。他并非容易气馁的人，在离开克瑞的事务所不久，他便计划要跟另外一位失业的建筑师索利斯·丹尼尔·科佩兰（Solis Daniel Kopelan）一起开办自己的公司。康甚至已经设计出了新公司的标志——一栋对称的、矩形轮廓的建筑，显然是现代主义的象征——所幸，他在这时获得了一份可以和赞津格、博里以及梅里达[17]共事的工作，因此得以从这个注定失败的冒险中被解救出来。他们和政府签订了一份合同，在华盛顿为司法部设计大楼，而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项目对建筑师来说是唯一有保障的收入来源，因而对于康而言，加入这个项目应该是明智的。1930年12月，他进入了赞津格、博里和梅里达的公司，此时距他离开克瑞的事务所只过了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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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3个月之后，随着设计工作完成，工程进入招标阶段，这个项目便不再需要康的参与了。1932年1月，公司的创始合伙人克拉伦斯·克拉克·赞津格“怀着极大的遗憾”让他走人，康再次失业了。不过，即便找不到能够付他薪水的工作，康也决心要做一些有用且有趣的事情。1932年3月，康和一些同样处于失业状态的建筑师一起创办了“建筑研究小组”（Architectural Reseach Group），致力于解决费城地区的住房和贫民窟清理问题。建筑研究小组总共有20多位成员，尽管表面上平起平坐，但富于魅力，同时头脑冷静、思维缜密的康通常被看作他们的领袖。正是这段经历，让康结识了当时同为小组成员的戴维·威兹德姆，威兹德姆作为一位可靠的雇员，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成为他的私人事务所中的骨干力量。在这一时期，康同样和乔治·豪（George Howe）建立了友谊。作为一位一流的进步主义设计师，豪已经和他的搭档威廉·莱斯卡兹（William Lescaze）一起设计完成了费城储蓄基金会大楼（通常被称为美国建造的第一座国际风格的摩天大楼）。他和康的关系并不是通过小组建立的，尽管他很欣赏这个小组的原则，但他已经通过一系列私人住宅设计闯出名堂，有全职工作在身，因此并不是小组的成员。他们的交往源自丁字尺俱乐部，也就是刊登了路易斯·康第一篇作品的那个团体。乔治·豪是该俱乐部的主席，同时掌管着那份杂志。正是他邀请康把那篇关于速写的文章发表在他们的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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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年的时间里（小组在1934年时解散），他们出版了自己的建筑研究成果，为贫民窟的修缮提出建议，向地方政府机构提交提案，同时就建筑在现代世界中的作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建筑研究小组还提交了很多作品，参与国内外建筑奖项的竞争（但无一获奖），其中值得注意的是1932年康提交的有关列宁格勒列宁纪念馆的设计方案。在现实层面，这些项目最终都未成型，但它们都反映并证明了康对于自己所选择的行业的热切与执迷。尽管得不到报酬，但这些工作本身足以在一段时间内，满足他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一些全新且由自己把握的事情的渴望。这些工作也让他受到一些人的关注，这些人后来可以帮助他找到有报酬的工作。正如艾丝特在1934年7月的日记里所写：“两年没有正式工作的路建立了建筑研究小组，在建筑方面做了很棒的工作——很糟糕的是，他已经没有收入可以支持他继续学习了。（他）已经在建筑方面学到了很多，而且建立起了不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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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她自己，她写道，尽管设法拿到了心理学硕士的学位，但她“还是要在弗雷泽的研究室每个月工作125小时”［不过在那时，由于年龄和某些方面的困难，弗雷泽医生已经在年轻的神经医学专家本尼·阿尔珀斯（Bennie Alpers）的帮助下来到了杰斐逊医学院工作，而阿尔珀斯和他的妻子莉莲（Lillian）也被艾丝特列入了她和路的好友名单当中］。1934年的日记里几乎全都是“路”和“我”的内容。在“我们”这一标题下面，她写道：“争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都很紧张。糟糕的经济状况让我们始终喘不过气。我们都因为工作筋疲力尽，同时又都在做着自己不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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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她在三年前的日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是1931年7月，在结婚一年后她下了这样的结论：“我们在一起的生活已经很美满了。很幸运，我们的好恶如此相同，兴趣和理想更加如出一辙。我们能够在音乐、戏剧和朋友当中找到乐趣。我们的白天被自己喜欢的工作填满，晚上可以做自己的事，和家人在一起。我们深爱着彼此，尊重彼此的愿景与渴望。路是个完美的爱人——体贴、温柔、安静——儒雅而完美无瑕。我相信这对我们两个来说都是再好不过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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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艾丝特一个人的美好幻觉。20世纪30年代某个夏天康写给艾丝特的几封信同样体现了这一点，当时艾丝特和朋友吉特·谢尔曼（Kit Sherman）在卡托纳度假，而他则在城里努力工作。有一封信以“最最亲爱的”开头，写在一个炎热的星期一晚上，里面充满了各种类似速写的搞笑图画，包括一张他坐在绘图桌前的裸体自画像。“下午和赞津格见了面，一切顺利……我准备争取一份修建犹太会堂的工作——很好的机会……忙得团团转，不过还是没有钱拿。但我们还年轻。想你！你想我吗？跟吉特问好。爱你，路。”另一封信谈到了他跟几个同事共度的一个下午（不过“这证明了我们是一群酒鬼，而不是一个严肃的建筑师团队”），他和一个名叫萨莉·蒙哥马利的女人围绕心理学进行了一次谈话。“我足够大胆地用心理学术语来表达我自己，”康写道，“为那些你教给我的词绞尽了脑汁。其他人加入进来，想要从形而上的‘人性’角度展开话题，但我和萨莉都无法接受它的存在，因为它是不可定义的。”为了打消她的疑虑，他解释说谈起心理学的话题，只是因为“萨莉很热心地向我打听你和你的工作。我告诉她你花了多少时间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同时又为了等我接到年薪百万的工作而做出了怎样的付出”。在写到等周末他去看她时会再详细和她说说之后，路给这封信收了尾：“爱你，吻你，路。”他的名字用了正体大写字母，实际上是由小小的“x”组成，代表亲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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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种夏日的短暂间隙相比，两人更长久的分离从1935年年底开始，当时康从阿尔弗雷德·卡斯特纳（Alfred Kastner）那里得到了一份全职的工作，工作地点在华盛顿的安置管理局。尽管仍然没有找到正式工作，但1935年对于康来说已经是个好年头了。5月的时候他通过了注册建筑师考试，这意味着他可以在自己的信纸开头写上位于自己家的事务所地址，作为执业建筑师的信息：路易斯·I.康，注册建筑师，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切斯特大街5243号。在这之后不久，9月，他收到了自己的第一份独立委托，在费城设计修建阿哈瓦斯以色列犹太教堂。它最终在1938年完工，最后并没有成为一栋很著名的建筑，这一功能性的砖构建筑既显示出建筑师的经验不足，同时也表明教堂会众在资金方面的捉襟见肘——但它也确实“没什么好羞耻的”，正如一位建筑评论家在后来指出的，而这一委托无疑也是康在走向自主开业过程中的坚实一步。随后，在1935年晚些时候，他收到了一份无法抗拒的邀请，来自在汉堡接受过训练的卡斯特纳，具体内容是一个全新的工人住房项目。这对康来说是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即使它需要路搬到华盛顿住上一段时间。1935年12月23日，他接受了安置管理局的“高级助理建筑师”这一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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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西家园——随后被命名为新泽西罗斯福社区，以这位借由“新政”提供资金支持它的建造的总统命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计划，旨在重新安置贫困的建筑工人，让他们可以从狭窄的城市公寓中搬出来，住进一个以温和社会主义路线运行的绿树成荫、有益健康的社区当中。这个农工合作社位于海斯敦以南几公里的地方，牧场高低错落，幽谷郁郁葱葱，占地数百公顷。位于其中心位置的工厂计划雇用160名服装工人，他们都是国际女装工会或美国城市服装工会的成员，由联合会支付报酬。这个合作社村落（其中还包括学校、社区中心和其他各种地方设施）准备以一人一票的形式运行，成员预先付费进入体系之中，在30年期间每月只需支付18～24美元的住房费用。最初的计划是容纳200户家庭，或是1000个人，每套住宅安排三到四居室，同时配套以一座大花园。一座占地200公顷的公共农场将这些房屋包围起来，中间设置一个缓冲区，避免作物入侵式生长，同时从社区内部额外雇用6位工人加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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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了勒·柯布西耶[18]和包豪斯的元素，康在这里设计的房屋是简单而令人愉悦的：混凝土砌块的墙壁、伸出式的平屋顶，以及主体为白色的外墙。这些房屋沿着曲折回环的人行道工整布局，从而将乡村或半郊区的清新空气引到这里来。车道通向附带的小车库，敞亮的窗子正对房屋前院。比起精确的对称，不对称设计更加常见，但无论是让前门安置在房屋正中还是侧边，每栋建筑都拥有一种平衡感。有复式的住宅，也有容纳单一家庭的设计；有一些是两层，一些则是一层。总共有12种不同的房型，但所有建筑都有着相似的外观，使整个地方看上去具有一种前瞻性，一种平等主义的风格，而同时也具有明显的叶状脉络，而非完全是人们印象中那种“工厂镇”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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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际上，工厂元素很快便消失不见，因为工会并不希望把他们有价值的工人输出到农村去。康对这个项目的贡献在1937年初便全部完成，房屋已经完全按照他的设计规划建造了起来。不到两年，这个乌托邦计划便宣告失败。不过这些廉价的住宅还是保留了下来。1939年，画家本·沙恩（Ben Shahn，他在几年前曾被邀请到社区中心绘制壁画）就和他的妻子从纽约的狭小公寓搬到了泽西家园的一栋房屋当中。他将在那里度过自己的余生，而这里最终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艺术家们的一块殖民地。这证明康为工人们设计的整齐排列的房屋完全能满足对审美要求极高的客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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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此同时，在路和艾丝特与她的家人同住的那栋房子里，生活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936年2月，在路投身到自己的新工作不到两个月后，萨缪尔·伊斯瑞尔因心律失常猝然离世。整个家族为之震惊，就连他的亲家也“哭得像孩子一样，我们都深爱着他”，利奥波德在给路的悼念信里写道。艾丝特也非常震惊，直到一年以后，她仍然很避讳谈及自己父亲的去世。“从我上次记日记到现在，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我并没有心情写下来。”在1937年1月28日的日记里，她坦诚地写道，“2月5日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爸爸，那时的事情并没有写下来的必要，因为每个细节我都铭刻在心，一直到现在。我无法把我的痛苦、悲伤，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放在僵硬而无情的纸面上……从那以后，我就变得不完整了——一部分的我消失了，从那以后，我似乎一直都在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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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一个后果，是家庭的财务状况愈发困窘。好在整个1936年，康都有一份全职工作可做。通过在安置管理局的工作，路得到了4599美元的报酬，而艾丝特1500美元的工资则弥补了他在华盛顿居住所产生的额外开销。但安·伊斯瑞尔比以往更加依赖她的大女儿，无论是在情感还是经济方面。而艾丝特认为，这无疑会让她已经十分虚弱的自我承受更大的压力。与此同时，安则心怀愧疚地承担起了所有家务工作：“她忘记自己已经60岁，理应做一些更轻松的事情，但她没有。”艾丝特写信给康。最终当安决定把原本属于奥莉维亚的空房间有偿租给凯瑟琳·麦克迈克尔（Catherine McMichael），一个信奉天主教、和艾丝特一家早有来往、被孩子们称为“凯蒂姨妈”的女人时，家里的格局再次发生了变化。所有这些，加上康因工作的缘故时常离家，令艾丝特在自己家里感到有些疏离。似乎只有和朋友吉特夏天在卡托纳的布鲁克伍德度假时，她才能完全放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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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时，康的家人的需求却不降反升。1936年，康和艾丝特总共寄给他的父母500美元，还给（或者说是“借”）了他的弟弟75美元。1936年年中，伯莎·康曾到费城来住了几天，在她离开回到洛杉矶后不久，奥斯卡和萨拉两家也从这里搬走了。不过事实证明，“黄金之州”[19]的日子同样也不好过。到了1938年，利奥波德和伯莎不得不依照老年保障法申请国家补助。在康收到的来自洛杉矶政府慈善部门的信里，负责人表示根据加利福尼亚法律：“成年子女负有赡养其父母的责任，因此我们需要你严肃认真地考虑有关你父母的照料问题。你可否在自己家或是其他地方为他们提供某些计划或建议？目前以及未来，你能够为自己的父母提供多大程度的帮助？”在完成了必须填写的“责任亲属声明”后，康和艾丝特的回应是每个月继续给他们寄去支票。随着这些支票而来的，是年老的康夫妇满怀谢意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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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西家园的工作结束以后，1937年2月，康再一次进入就业空窗期。但是“路并没有灰心丧气”，艾丝特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他很快就能够得到认可了。他有足够的天赋和能力，同时对于自己的职业也充满了热忱与渴望。他会继续前进的。不过我希望这一刻能早点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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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7年和1938年，康终于有时间真正和艾丝特一起度假，同行的还有吉特·谢尔曼和杰伊·谢尔曼（Jay Sherman）。谢尔曼夫妇——丈夫是数学家，妻子是医学研究者——是康夫妇最亲近的朋友。艾丝特把他们，连同阿尔珀斯夫妇以及奥瑟尔夫妇一起，视为父亲去世后那段艰难时光里对她最体贴的人，在康失业期间，吉特甚至在经济上对她施以援手。两对夫妇也时常一起度假，而此时，在1937年的夏天，他们一同去了马萨诸塞州的格洛斯特，然后驱车向北，前往位于缅因州与加拿大海岸上的魁北克加斯普地区。而第二年，他们再次前往加拿大，在新斯科舍度过了整整两个星期。也许是北方海岸的风光触发了康对5岁以前生活在波罗的海时的童年回忆。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两次度假期间，他急切地把这里融合了某种程度于他而言是熟悉场景的新奇风光，记录在一张又一张充满回忆的速写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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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远行中轻松愉快的氛围，呈现在康回到费城后依照自己的速写记录完成的两幅画作之中。在局部抽象但象征明确的蛋彩画《门廊中的裸体》（Nude in a Doorway）上，一个高大、赤裸、面孔不可见的女人（她最明显的特征是赤褐色的乳头）大步走过敞开的门廊，而一个非常矮小、皮肤黝黑的男人则坐在或蹲在背景里。她要么在户外，要么是在一间明亮的、光线充足的房间里。而向外看到她的我们，显然置身于室内，在一个黄色、绿色和灰色墙板的空间里，镶嵌着亮蓝色板的肉桂色门，半敞着位于我们与她之间。艾丝特·康觉得这幅画纪念的是他们在新斯科舍的哈利法克斯和谢尔曼夫妇一起居住的那个贫瘠而肮脏的住处，室内的水暖管道和其他地方都非常糟糕。不过在这幅有几分冒险意味的画作里所呈现的显而易见的幽默表明，就连这种贫乏也成为了乐趣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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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幅画作是《在客舱中，第2号》（In the Cabin，No.2），作为一幅油画，它在某种程度上要更加严肃一些。在客舱里，一个男人斜向面对着我们，他盘腿坐在一张木椅子上，似乎正在看地图或是报纸；人与椅子都完全浸在棕色的色调当中。他的眼睛画得很清晰，一只耳朵有着微弱的轮廓，但下半张脸却模糊难辨。在他的周围，房间由平面、斜面和偶尔出现的曲线构成，所有家具都饰以相对坚实的色块，如写字台（绿色）、镜子（暗蓝色）、一只大水罐（白色）、一张扶手椅［前面是橄榄绿，后面是电蓝（electric-blue）］，而邻近墙角的天花板是淡棕色的，还有棕色的地板，以及蓝色和绿色渲染的墙壁。敞开的门外，实际是画面的正中，是一片抽象的风景，沿对角线方向由白至黄，而在黄色的地面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红色人形，差不多是个女人，只画出了轮廓。整个画面既精准又梦幻，在优美而抽象的色彩平面上，细线条的素描作业呈现出了一种近乎卡通化的叠加效果。这幅画巧妙地保持了平衡，同时具有优雅的现代风格，而康认为它够格挂在他和艾丝特位于切斯特5243号三层的客厅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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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许多年，他还在自家的房子里悬挂了自己的其他作品。有一幅名为“滨海街道，第4号”（Street in a Coastal Village，No.4）的绘画，描绘了房屋、奶牛以及新斯科舍马达姆岛上的人们，它被挂在餐厅的墙上。同样挂在那里的还有一幅斜纹油画，画的是马萨诸塞州的罗克波特，名为“白教堂”（The White Church），其中明亮得有些刺眼的光线处理，使其具有几分德·基里科[20]式的怪诞。同样挂在餐厅里的是《多瑙河乡村》（Danube Country），1930年的水彩画，康曾在宾夕法尼亚州美术学院展出过。而在他和艾丝特的卧室里，挂的是他1929年的水彩速写《罗马波各塞公园》（Borghese Gardens in Rome）。不满足于仅仅悬挂自己的作品，康甚至还在自家的墙上画画。有一次，他用油画颜料在卧室的镶板上画了一系列类似布莱克[21]的寓言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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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帮助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末尾，从失业的困境当中解脱了出来。工作有条不紊地接踵而至，不过大多数是没有报酬的。1938年，康和两位建筑师奥斯卡·斯托诺罗夫（Oscar Stonorov）以及鲁道夫·默克（Rudolf Mock）合作，参加了惠顿学院艺术中心的设计竞赛。他们的成果最终并未付诸实践，但被选入一个建筑展览，在包括纽约现代美术馆在内的17个场馆展出。而为了参与费城房管局的一项竞赛，康和乔治·豪、肯尼斯·戴（Kenneth Day）以及其他人一起，申请了格林伍德住房项目。这一项目也没能产生实际建筑，不过在接下来3年里，他们被分配了更多针对费城地区房屋的研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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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年初，康短暂地被美国住房管理局信息服务处雇用，担任技术顾问。在这个职位上，他为一系列小册子绘制了插图，包括《住房短缺》《公共住房与黑人》以及《住房与少年犯罪》。他还为“权力机构理性城市计划”设计了展板，该计划作为一个名为“我们时代的艺术”展览的一部分，5月份在纽约现代美术馆展出。10月份时，康被房管局的同事介绍给了一位名叫艾德蒙·诺伍德·培根（Edmund Norwood Bacon）的费城人，不久之后，他便开始了一场全市范围的房屋问题抗议活动，同时进行了其他活动，致力于提升城市恶劣的环境条件。而在自家工作室，康也接了一些小规模的工作，比如为电池工会在当地的分支机构以及一家牙医诊所的建筑进行改建和扩容。而到1940年，他自中央中学时期便已结交的老朋友杰西·奥瑟尔（Jesse Oser）雇用他在埃尔金斯公园附近设计一栋独栋住宅——这是康第一次接受这样的委托，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忠实并富于创造性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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