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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的弟弟认为这是个问题，于是在1945年4月寄来了一封值得注意的信。它写在奥斯卡的商务便笺上（抬头是“奥斯卡·康广告创意”，以及一个加利福尼亚斯托克顿美国银行大楼的回信地址），手写了整整4页，每个句子都包含奥斯卡运用自如、富于表现力的破折号与句点，如果不计较语法规则的话。这封信拥有一个有关康的性格，以及他与家庭关系的敏锐的心理学视角，因而是独一无二的。以下是它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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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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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就算我很多年没从你那里收到过一个字，你还是会偶尔想起我——好奇我过得怎么样——我在做什么，以及其他很多可以把我们的兄弟关系，和今昔过往联系在一起的“疑惑”。我当然也会这样——而如果通过其他渠道听说你的消息，我也会兴高采烈地去了解。我突然想到——距离上一次记得（你是我哥哥这件事），距离这个概念嵌入我大脑的记忆细胞之中，是多么遥远。我只能模糊地记起你的模样——你的大步流星——还有我们小时候那些不起眼的，但依旧很生动的细节——但它们闪过的速度太快，让我难以把握。但它们是见证——毋庸置疑。如果你要问——是什么让我现在写信给你——我没法确切地给你回答——就像是在陌生环境当中，动物听从了它的本能——不管那是什么——这是一种难以解释的靠近你的内心冲动——即使是在这短短的时间跨度——就我所知的这段时间里——我写这封信——+邮寄的时间——+你收到它——读到它，我确定我还是会有相同的感受，就像20年前一样。20年真的是一段够久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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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追求理想主义的实现的过程中，你把我所说的事情当成了背景——你把它摆得太次要了——我要说——你把血缘或亲属关系遮掩了起来，全力以赴讨外人欢心。你可能对自己稳步上升的前途更为热心，认为改变并不难发生——你迟早能够如愿甩掉自己身上的枷锁。这很有意思——既然我提到了——这难道不奇怪吗？如果把自己内心的感受转化成文字，你就会发现——一种难以忍受的渺小——一种太渺小，以至于简化成文字，解释给别人，会显得很愚蠢的感觉。只是不能那样做——没有人比你更善于用文字表达爱是什么——或者恨，或者描述疼痛——当你感受到它，这种感觉就是你的——我也如此——永远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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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说，我并没有打算写这些话。我只是想表达对你杳无音信的惊讶。我可以很轻易地用多愁善感的诗句来表达我的感受——但你可能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先入为主，或者是要拉你回到过去的阴谋。我并没有真正重温过去的喜悦——除了那些我始终铭记的时刻（或者我应该说，是那些重要到无法忘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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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这些年我都做了些什么吧。我，你的弟弟，已经40岁了——罗塞拉39岁——艾伦18——萝达12。我要指出的是，这份清单对于幸运女神来说并不算长（实际上她也确实是一位仁慈的女士）。这些是我的成就。我自己所要做的事情，始终是次要的——只是因为我意识到，你不必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与自己分庭抗礼。一个人必须要拥有爱的极致快乐——父母的依偎所带来的无限温暖——在他获得成功的全部喜悦之前，一个人实际上必须要拥有的一定程度的亲缘关系。（我并不是说成功的喜悦是有限的。）我看不出在缺失了这种价值观的前提下，你的家庭与家人们如何能从你的爱与奉献中有所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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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苏·安，路，看着她不断长大，长大，长大，越来越高，越来越漂亮，亭亭玉立，然后突然间你家就多了位年轻女士，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然后你就会知道，我所说的成就究竟指的是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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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你会建起第一堵会呼吸的墙，你会看着建筑在你的监督下慢慢成型，或者平面图成为现实——但这些事情并不会驻足太久，容你充分享受。即使是摩天大楼，也有达不到的高度。我们的事业也一样——但你会发现，在这一切都在前进的同时，你的家人们也没有停下脚步。你也会发现，苏·安不断成长的过程，对你来说究竟意味着多大的成就——随后——当实在的事物显示出其真正的价值——你会突然伸出手，触碰到家族树的某一片枝叶——希望我说的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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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你， 奥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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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非常少见地寄到了康位于旧晚报大厦的办公地址，而邮戳显示它是4月9日从加利福尼亚寄出的。因此它送达的时间，应该在4月12日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去世后不久。在全国、费城当地，以及康的家庭内部，总统的死讯都引发了强烈的哀悼：就连在当时只有5岁的苏·安，也注意到了她的父母有多难过。所以康可能并没有太注意到这封信。也可能是，在他已经被举国上下的悲恸软化的同时，这封信给他带来更多的却是情感上更大的痛苦。他没有留下任何回信的记录，没有对这封信做出任何回应，至少无人知情。但他显然觉得这封信很重要，因此始终保存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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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回信的一个原因——或许也是这封信对他具有特殊意义的原因——是在写完这封信9个月后，奥斯卡去世了。康最小的同胞手足，在1945年的最后一天因心脏病猝然离世，年仅41岁。从38岁起，奥斯卡就出现了一些心绞痛的症状，而就在去世前一天，他一家人从斯托克顿乘火车前往洛杉矶时，他似乎有过一次轻微的心脏病发作。到达洛杉矶后，他去了急诊室，医生给他打了一针；然后他去了他父母家，并且确信警报已经解除。似乎没有一个家人特别为他感到担忧，因为没有人能想象到这样年轻的一个男人，在他的事业即将来到顶峰时会濒临死亡。他是个活跃而聪明的人，家人们说，就连康都认为，如果把兄弟两人进行比较，奥斯卡会是更聪明的那一个，如果他能更专心一点。“奥斯卡对很多闪闪发亮的东西感兴趣。”他的一个孙女在几十年后谈论起这个她素未谋面的男人。和康一样，他也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艺术天赋，而从母亲那里得到了音乐才能。“奥斯卡是个天生的音乐家，”他的儿子艾伦评价道，“他会作曲，还能演奏各种乐器——钢琴、萨克斯管、木琴、单簧管。他只用钢琴上的黑键弹奏，他喜欢那种声音。”康和奥斯卡都没有接受过钢琴训练，艾伦说，但“爸爸的手法不一样，他从不像路那样急促用力”。按照艾伦的说法，康自己“觉得我爸爸在各个方面都更聪明、娴熟，更有创造力。但他从未抵达任何顶点，因为他太渴望触碰生活的所有基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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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神到来时，他毫无知觉。12月31日凌晨3点，罗塞拉·康被丈夫急促的呼吸声吵醒。他还把床弄湿了，不过在为此烦恼的当时，她仍未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当终于明白事情真的发生了之后，她紧紧抱住了他，直到他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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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立刻飞往洛杉矶参加葬礼，当地所有的亲戚都到场了，除了正在海军服役的艾伦，他没法或没有离开部队。奥斯卡的女儿萝达当时只有13岁，他回想起伯伯的到场对她来说有多重要。“当我父亲去世时——父亲和我很亲近——这对我来说非常可怕，”她说，“我的伯伯路来参加葬礼，他的身形像极了我的父亲——就像是他真的变成了我的父亲一样。”回忆起两人外表的相似性，萝达补充说：“他的身高、走路的方式、体型都和我爸爸一模一样：从宽阔的肩膀，到略细一些的腰。个头不高，但也没有很矮。而且他们都很强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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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达当然注意到了她伯伯脸上的伤疤，但“我从没觉得害怕。当你开始跟他说话，它就消失不见了”。但她意识到造成这些伤疤的经历“一定很严重，因为他的脸完全被毁掉了”。后来，她鼓起勇气向祖母询问了这件事。葬礼结束后，她和伯莎、利奥波德一起留在了洛杉矶，她的伯伯回到了东海岸，而她母亲则回到了斯托克顿，找了一份全职工作。萝达和祖父母一起过了两年，从1946年到大约1948年，而和伯莎进行的这场有关路脸上伤疤的谈话，大致就发生在这段时间内，在1946年年底或1947年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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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清楚，但我从没真正跟她谈到过，”萝达说起路童年时的那场事故，“我对它很好奇，然后我就问了她。我们经常会闲聊，在客厅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爷爷并不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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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莎告诉了萝达那场火灾可怕的细节，不过她讲得很平静，没有任何愧疚或者难过，仿佛那只是个她没有任何情感投入的故事。不过她确实也说，自己和利奥波德都因为这件事而崩溃了。“她告诉我，爷爷甚至觉得孩子如果死了反倒更好。不只是因为伤疤，还因为他难看的样子会带来的精神创伤。”萝达说，“但我奶奶说：‘不，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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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晚年的时候，康会和记者讲起同样的故事，在1973年，它显然成了一个广为流传的家庭故事，更因康的确成了个伟大人物——至少在特定的圈子里——这一事实，而传为佳话。但伯莎第一次和自己的孙女讲起这个故事还是在40年代中期，此时康还是个苦苦挣扎的建筑师，勉强靠自己的职业维持生计。他尚未成为那个“著名的路易斯·康”，如萝达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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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卡去世后，康很少再提及他。在随后的30年里，很多和他共事的人都不知道他还曾有过一个弟弟。“他从没谈起过自己的兄弟姐妹，或者自己小时候的事情。”苏·安回忆道，然后她纠正说：“他谈起过萨拉，但没提到过奥斯卡。”不过这段旧日亲情的某些内容——亲密但遥远、深爱又免不了相互竞争的兄弟情谊——保留在了康在晚年编织的一个奇怪故事里。在思考人类创造力的起源时，他在一次演讲中说，“没有自然，就无法制造任何东西，因为自然正是材料本身。但人的欲望是独一无二的，我想把欲望的感觉，比作两兄弟的出现”——然后他继续讨论“光转变成火，而火闪耀而尽成为材料”。在另外的场合，他重复自己“将光的出现比作两兄弟的样子，尽管很清楚没有什么两兄弟，一个都没有。但我看到的是一个是欲望的化身，去表达；一个（他没有说‘另一个’）是存有，去存在。后者是不发光的，而‘有一个’占据了优势，发出光芒。而这个占据优势的光源可以被想象成是一种火焰的狂欢舞蹈，它沉淀下来，成为了材料。材料，我相信，就是闪耀而尽的光”。这似乎很古怪，但在某种程度上又很重要。这种想象，对光与暗、灵与物二元性——这种二元性无关其他，恰恰集中了他所有的建筑思想——采取了一个兄弟与另一个进行区分的形式进行表述，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一个自我与另一个的分离。也许奥斯卡从未被提及的事实，只是表明故去的兄弟姐妹已经深深进入活着的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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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因唯一的弟弟猝然离世的悲恸，可能因以下事实得到缓解：一个迷人的新人物在不久前进入到他的生活当中。1945年9月，安·格里斯沃尔德·婷到“斯托诺罗夫与康”来上班了。作为哈佛设计学院出品的高材生，安在此前来过办公室，和她的哈佛设计学院同学伊丽莎白·维尔·卡里汗吃了顿午饭，后者在公司已经工作了一年，但正准备离职。“刚巧，在我到达9层，他们还没完工的顶层空间时，奥斯卡·斯托诺罗夫和路·康都在办公室。”安回忆道，“我几乎还没得到正式的介绍，他们就问我愿不愿意接受我朋友的职位，为他们工作。我听说他们是一家奉行进步主义的公司，以设计低成本住宅著称，所以我立马就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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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婷当时25岁，年轻漂亮，有着不寻常的身世背景。她来自一个北欧新英格兰裔的古老家族（“婷”这个名字显然带有斯堪的纳维亚色彩），出生于中国的一个山村，父亲是一位受过哈佛教育的圣公会牧师，母亲也曾在拉德克里夫[3]就读。1911年毕业后，她的母亲还曾被邀请担任米尔斯大学经济学系的主任，但她放弃了这个邀请，成为了一位传教士的妻子，以及5个孩子的母亲。安是她第4个孩子，出生于1920年，生命中的前12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只是偶尔会回到美国。经过中国与新英格兰寄宿制学校的教育，安的汉语和英语都很流利。到18岁前往拉德克里夫就读之前，她先后在江西农村和上海市区生活过，曾多次乘船横渡太平洋，和父母一起开车穿越美国，还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与自己的姐姐一起周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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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德克里夫，她主修的是美术专业，随后在1942年进入了刚刚允许女性申请就读的哈佛研究生院。在那里，她在系主任瓦尔特·格劳皮乌斯（Walter Gropius）以及他在包豪斯的同事马塞尔·布劳耶（Marcel Breuer）指导下学习建筑，她的同学和朋友包括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威廉·沃斯特（William Wurster）以及贝聿铭。她学习成绩很不错，但毕业后却只能在纽约找到一些临时工作（“我在纽约申请的都是些已经比较成熟的公司”，她写道，“这些公司都告诉我，他们不招女建筑师”），所以一年后她搬到了费城，和父母一起生活，同时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回想起来，斯托诺罗夫和康会当场向她发出邀请，似乎也一点都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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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他们的反应——至少是对其中的一个——同样是毫不迟疑的。“我对路这个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他非常热切。”许多年之后，她告诉记者，“他不是那种我会有意识地选择被吸引的人，尽管我不知道，人是否可以主动选择自己被谁吸引。没错，以我的背景，他是个不可能的人选，但他有一种热切，这一定是他最为突出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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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是这家公司当时唯一的女性雇员，而斯托诺罗夫和康都像小男孩一样，希望博得她的关注，但最终胜出的人是康。对于世俗与男女之事，安有一点天真——“我很难相信他会在身处一段幸福的婚姻关系之中的同时，还对另外一个女人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兴趣”——但她很快屈服于自己所说的“一种强有力的身体吸引力，我意识到这是相互的”。她并不介意他的伤疤，把它们说成是“自然魅力的一部分”，甚至还觉得他鲜明的个性，加上由于伤疤而产生的羞怯，是一个格外有吸引力的组合。回忆起对他身体的感受时，她评价道：“他那波浪般略微发红的淡黄色头发，过早地有些变灰了。而他蓝色的眼睛突兀地向侧上方倾斜，仿佛里面有火在燃烧，迫使我去看那些伤疤。在非常炎热的夏日周末，路偶尔会赤膊工作，那种时候很难不去注意他布满雀斑、异常宽阔的肩膀与瘦削的臀部之间的比例。我从没遇到过像他这样的人，他能够产生深层次的能量——在他坚韧有力的步伐、生动的绘图线条，以及通过作图和讨论逐步成型的想法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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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性吸引力，安到这里还是为了学习和工作的，而她也迅速融入到了办公室的生活当中。这并不容易，但亦有回报。她说：“办公室的独立性不是很好，还没有空调。旧晚报大厦在下面大扫除的时候，我们偶尔还要忍受消毒水的气味。每天早上8点半坐电梯上楼，我都几乎被斯托诺罗夫的烟味呛个半死。”但这些并没有防碍她在公司积极向上而友好随意的氛围当中获得乐趣。包括两位负责人在内，所有人都以名字称呼彼此，同时所有人也都有一大堆各式各样的任务要完成。在最开始的几个月，当安设法解决了非常困难的建筑问题时，她的一位同事便夸奖她“能够像男人一样思考”——尽管对这个固有的偏见感到吃惊，但她也不由得为自己得到接纳而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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