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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个很温暖的人，”艾伦注意到，“街坊四邻都会来找她喝茶聊天。”他妹妹对于伯莎的记忆更加鲜明。“简单来说，她就像是大家的导师，”萝达总结说，“她很聪明，很文雅。同时她身上有一种安静的力量。她拥有巨大的能量，可以让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她总是会说：‘小心点，别着急。我能预见……’她总是会说‘我能预见’，仿佛在伯莎看来，未来总会有某种有益的解决方案可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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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康带着艾丝特和苏·安造访时，家族的其他成员也都来到了利奥波德和伯莎家中，欢迎他们的到来。自从30年代起，康父母一家便住在78街1123½号，在洛杉矶相对贫穷的区域，与犹太人、德国人和其他移民家庭一起，住在小工厂和贸易公司之间。康家的房子仿佛一座车库，而事实上它的一部分——萝达住了很多年的客房——也的确是由一座车库改建的。相连的是伯莎和利奥波德的小公寓，楼上住着萨拉和她的丈夫乔，以及他们的女儿格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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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喜欢他的妹妹，总称赞她是一名艺术家，无论是对外人还是当着她的面（但由于从未接受过任何正式的训练，萨拉只能把艺术作为一份兼职，她的本职工作是售票员）。但另一方面，他却说他的妹夫是一个“将就货”，而家庭的其他成员同样对乔·弗里德曼抱有怀疑。大家觉得他有些粗俗，并且和家里其他的年轻女性成员纠缠不清，甚至包括和自己的女儿。但这些问题从来没有被公开讨论过。总的来说，这并不是一个会直面棘手问题的家庭。家人之间总是温情脉脉，但也有许多闭口不言的内容隐藏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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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情，至少在孩子们面前从未被提及，那便是家族里那些留在欧洲的亲戚们的命运。到康1948年来访时，伯莎已经几乎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她的兄弟姐妹、侄子侄女，均未能在战争中幸存。他们被迫离开里加，离开康曾造访过他们的那些舒适公寓，被送往城市的旧犹太人聚居区，并在1941年或1942年被处决。（唯一的例外是她的小弟弟伊萨克·门德罗维奇，他带着自己一家人逃亡俄罗斯，躲过一劫。但他随后参加了红军，1944年在前线阵亡。）然而在战争结束后的第一次家庭聚会当中，这些事情都不曾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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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这些。”谈起失踪的亲戚们，萝达说，尽管她了解的信息并不确切，仅仅通过偶然听到的谈话了解到一二，“我记得奶奶和别人谈起过这些事，关于家庭。他们总说她有一些亲戚……他们知道多少，是假设还是事实——我不知道。”而如果他的父母知道了，萝达猜他们也一定告诉了康。“他们一定讨论过这些事。”她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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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艾伦·康对此却并不那么确定。“他们保护他不受任何家庭或家族问题的影响，”他说起康和利奥波德与伯莎的关系，“所以如果他们没有告诉他那些令人不安的事情，我也丝毫不会觉得惊讶。而且这和他并没有关系。”艾伦自己也没有听说有关去世的亲戚们的任何内容，至少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他的祖父母谈论过这些事，“他们也许用的是我们听不懂的语言，德语、芬兰语，或者其他任何一种；他们会说很多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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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他的记忆中，他们的英语却是很标准的。（“爷爷有一点口音，”萝达纠正说，“奶奶没有。”）而在1948年康访问家人期间，他们主要说的也确实是英语。当时拍摄的一张照片显示出了他们所希望展现出的美式家庭形象。背景是白色的篱墙，在篱笆后面、一排均配套有草坪的小房子前，站着五位康家的人：康和他的妈妈看上去惬意而放松，而利奥波德、艾丝特和苏·安则显得有几分困惑，不过也没有不开心或是希望离开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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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苏·安让她16岁的堂姐觉得她“在当时跟她爸爸比跟妈妈更亲近。艾丝特有些不好相处，显得冷漠，更加一本正经”。萝达说。而非血亲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复杂。“我觉得是迁就，”萝达提出，“奶奶总是表现出爱的一面，但在她身上我总感到有一种距离。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艾丝特的态度。你总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她会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更优越，而其他人都是大老粗。大家也都觉得，她嫁的是一个比自己层次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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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话咬文嚼字，像贵族一样。”艾伦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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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丝特并不是一个很温暖、很善于表现自己的人，但我伯伯是。”萝达强调。而她在苏·安身上察觉到的对康的特别的忠诚，也许是她的忠诚与喜爱的投射。但康似乎永远不够分。在这一周时间的结尾：“我记得我告诉他：‘我很想你，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萝达回忆道，“而他说：‘好吧，你知道，我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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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康的经典台词，他周围的人都适应了这一点，包括他的直系亲属。有时他不在的时间会很长，比如1949年春天他飞往以色列，在那里逗留了一个月的时间，为这个新生的国家制定集合住宅计划。“最亲爱的艾丝特，”落地3天后，他写道，“嘿，我的爱人！——我们周一抵达时飞机晚点了，第二天一早就坐着政府专车四处巡游，看着这个最为神奇的国家和它的人民。”他提前为自己糟糕的通信习惯请求原谅——“如果我没有时常给你写信，请一定不要介意。我们的时间都得耗在委员会的工作上，我没办法抽出足够的时间，好好写上一封信”——然后他详细地描述了自己在飞机上看到的非凡景象。他甚至在信里画出了一幅地中海的鸟瞰图，在那不勒斯和维苏威火山的位置上标注了字母“N”和“V”，以及从爱琴海一边看到的雅典卫城的速写。对于此前只乘船游览过欧洲的康来说，这次旅程提供给他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从上面观察“展露无遗的古代欧洲的真正风情”，而他写给艾丝特的信里也充满了这种发现的兴奋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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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特别的旅程，显然有工作证明为其提供正当性（尽管康在以色列设计的住房计划和其他许多建筑一样，永远都不会付诸实践）。但也有一些时候，艾丝特会把康在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缺席看得很重，把他习惯性的粗枝大叶看成是彻底的忽视。比如在1949年夏天，苏·安和艾丝特与朋友们在普莱西德湖村（Lake Placid）度假——她们之后又在这里度过3个夏天，把安·伊斯瑞尔留在闷热的费城，给她的女婿看家。按计划，康会在8月份时过来，和她们共度一周时光，而在大多数时候，他都会设法抽出时间，完成这一要求。可是当她们离开路的视线，康也顺势把她们忘了。1949年，他显然无比专注于工作，以至于忘掉了艾丝特在8月9日的生日。（“她总是把这个看得很重，”苏·安如此评价她妈妈对生日的态度，“我们就从来没有那么重视过路的生日。”）在这种情况下，艾丝特选择写了一封信，向她妈妈抱怨康的所作所为。而安在8月14日寄出的回信，表明了家里有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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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这周在纽黑文，”他的岳母在信里报告，“他真的非常疲惫，我确实为他感到抱歉。他像个奴隶似的在工作，可他又得到了什么呢？告诉他任何事情都没有用，他只会疯掉。我看到他工作有多努力，有多疲惫，所以我建议你不要跟他说你生日的事，我会装作不知道。我很确定他是乐意给你礼物的，可他办不到，他不知道该怎么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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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康长期以来无法为家庭提供稳定的经济基础，以及他近乎犯罪的健忘，艾丝特的愤怒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从40年代末，一直到50年代初，安·婷俨然成了家里的常客。她定期为康的女儿上艺术课，送给小女孩一套最早版本的“婷玩具”，甚至还让她参与到了一所小学建筑模型的设计制作过程当中。有一次，她还送给了苏·安一只长尾鹦鹉，令苏·安惊喜万分。苏·安十分喜爱这个宠物，后来还坚持要全家一起在早餐时为它开一个生日派对。女儿和来自康公司的漂亮女人之间的这段友谊，对艾丝特而言并不容易接受，尤其是她已经起了疑心——最终变得笃定——康和安之间正在发生着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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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安同样也不得不忍受康的缺席，不仅因为他要回到家人身边，还因为他要为自己的建筑事业四处奔波。不过在这方面，她在公司所扮演的角色倒可以带来一些补偿：比如1949年他的以色列之旅，让她有机会独自管理韦斯住宅的项目一个月时间，而她利用这段时间出色地完成了屋顶排水沟的解决方案。但每当康离开，至少是在短途旅行中，他都倾向于给办公室的全体成员写信，这就使得他和安之间并没有多少亲密沟通的空间。与安分离似乎并没有让他觉得煎熬，离开家人也一样，只要他的旅程足够新奇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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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秋末，康开始了一趟后来被证明对他的整个50年代乃至一生都十分重要的旅行。凭借着他的朋友乔治·豪的影响力，豪刚从罗马美国学院[6]驻校建筑师这一职位卸任，康就得到了这一职位的邀请。他此前曾申请该学院的研究员职位，但并没有成功（豪显然因为此事被激怒了）。不过现在，他获得了一份在罗马长达一年，全职及提供食宿的工作邀请——但康认为他只能承受离开自己的建筑事业3个月时间，罗马方面最终也同意了这一期限。学院通知他，只要他抵达那里，就会把所有开销的费用预付给他，但对于他来说，只要能去罗马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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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后，是他的妻妹奥莉维亚和她的丈夫米基[7]为他支付了前往罗马的旅程费用。从30年代和她们一起住在切斯特大街5243号起，他便和艾丝特的妹妹们保持着很亲近的关系。到40年代初，最小的妹妹瑞吉娜还在离婚后搬回那里，和康一家人一起住了几年。与此同时，奥莉维亚和米尔顿·阿贝尔森——随后一起成为了经济学家，已经前往华盛顿，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的召集下研究社会保障法。但随着罗斯福去世，米基在麦卡锡时期上了黑名单，阿尔贝森一家便失去了他们在联邦的工作。他们带着两个孩子（其中一个身患唐氏综合征）从弗吉尼亚的阿灵顿搬到了纽约。当康收到学院的邀请时，他们已经在那里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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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获得了奖赏，却没有钱到那里去领，”苏·安谈到她父亲在罗马的机会，“他和艾丝特找遍了各种朋友，和他们亲近的人，而他们都选择了回绝。他们说：‘你不该去——你应该留下来继续工作！’”苏·安说，他们还都是相对富裕一些的朋友：医生、学者，等等。但阿尔贝森一家听说了康的窘境便立马赶过来，拿出了自己的一部分积蓄，虽然他们自己的收入已经很微薄。“他们只是把钱给他，没有问任何问题。”苏说。她不知道究竟有多少钱，但“不管有多少，在当时已经是一大笔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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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2月初，康已经在坐落于罗马特拉斯泰韦雷山坡之上、带有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风格的美国学院里安顿下来了。接下来几个月，他将在考古学家弗兰克·E.布朗（Frank E.Brown）的陪伴下遍访当地的古迹，包括图拉真集市、万神殿、罗马广场，以及奥斯蒂亚·安提卡[8]的废墟。在这一时期，路绘制了很多蜡笔速写和水彩画：在海外的3个月里，他总共完成了约90幅作品，记录了他在希腊和埃及（他顺便去两地进行了为期3周的旅行）以及意大利其他地区见到的景象，但主要还是聚焦于他在罗马城见到的古代建筑。他写信给安，关于“当罗马再次出现时，它会带着惊人的力量，掀起压倒一切的震荡，使你感受到冲击”，不过在埃及，他也告诉她“金字塔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最美妙的事物。没有一幅画作能够描述它所带来的不朽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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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质量与重量成了他尤其关注的因素；因此能够拥有并体现这种品质的材料便受到他的青睐，如砖块和混凝土。回到费城后，他设计了一栋最新的建筑，即以现代主义者最喜爱的轻钢结构修建的费城精神病院平库斯馆。但从这一作品之后，康便放弃了钢结构，以沉重的砖石与混凝土取而代之。材料不仅显示了自身与重力之间的关系，也清晰显示了自身建造的历程。这一灵感源于弗兰克·布朗，他谈到罗马希腊时期及帝国鼎盛时期那些不知名的建筑师，仿佛他们仍然活着一样。由此康开始想象出一条可以将他深切钦佩的过去与热情赞许的未来融于一体的道路。正像他对安谈及罗马城和自己在这里的经历时所说的：“当我再次见到它，我希望自己能够建得更多，建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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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从弗兰克·布朗那里汲取的一部分内容，是对罗马人在两千多年前便已发现的沉重且古老的材料与设计工艺的尊重。“罗马建筑师开始设计拱，将它当作连梁柱的正式替代品，而拱顶上连续不断的曲线，则成为封闭空间外壳的手段。”布朗在自己的作品《罗马建筑》（Roman Architecture）中写道，这本书出版于他与康的对话几年之后。“在建筑的热潮当中，由于新事物的刺激，他们改良了旧材料，发明了新方法。从毛石建筑到混凝土结构，它们横亘在砖石结构之间，形成了自己永恒的面孔。”在这样的段落里，布朗似乎正在记录康将会在未来用以实现属于自己的纪念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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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布朗对康的影响远不止于这些技术层面的内容。在论述特定主题时，布朗所写的如“空间的编舞。在这方面，建筑师就像一位芭蕾大师，以不对称的人物、舞步和节拍为符号，而建筑师利用的则是拱顶的流动——斜向、环绕、成对联结——它们是拱的标点符号，同时也是柱的波涛汹涌”，同样对康产生了影响。这样的建筑，是时间当中的某种经验，而正是通过在其中的驻足流连，康从他那里受益良多。“宽敞的中殿被修建成单一的整体，在其框架的间隔下得以被清楚地审视。它把人安置在自己的中心，或是吸引他们或横向或纵向地移动。回廊随着其动态渐次展开，或依照自身的间隔单元自行细分。而其间的特殊空间所隐匿的部分，可能是廊台、壁龛或是窗口。”尽管他在这里谈论的是罗马大教堂，但同时他也神奇地预言了康的此类建筑，如埃克塞特学院图书馆、罗切斯特唯一会教堂，以及达卡国会大厦，在上述每一座建筑中，人们都可以找到一处巨大而鼓舞人心的空间，安置运动或是休憩的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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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2月，康还在罗马时，得知了他获得了耶鲁美术馆委托的消息。这个及时雨般的礼物，再一次或多或少是来自乔治·豪的恩惠，他刚刚成为耶鲁建筑系的主席。该项目——在耶鲁传统的哥特式建筑之上进行现代性的扩充，从而创造出可以同时满足美术馆和艺术教室/工作室的空间——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会是职业生涯中的一座里程碑，将标志康的一个巨大飞跃。但他并没有急冲冲地赶回美国，而是相对悠闲地享受了自己的归程。在已经享受过前往罗马的空中航程后，他选择坐火车经威尼斯取道巴黎，然后在那里乘轮船返回纽约。在2月下旬动身离开罗马时，他往切斯特大街5243号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最亲爱的艾丝特、苏和妈妈”，随后他解释“我可能会在威尼斯寄出这张明信片，但这可能是我在回去之前留下的最后记录……我真的很想回去，再见到你们大家，给你们讲讲这一路的故事，以及那些遥远的地方和我对它们的新印象”。他在落款处写着：“很爱你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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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在1951年3月4日回到美国，6月时他搬进了新办公室，新办公室位于第20大街138号，在核桃街和第20大街的十字路口。此时他公司的人数已经达到了8或10人。他们在一栋相当普通的2层建筑的2层办公。平面屋顶的两侧以奇形怪状的拱形装饰物装饰，这栋位于街角的建筑向外的两侧都是2层高的玻璃窗，所以整间办公室里充满了光线——不过在稍显温暖的天气，这里就会变得燥热难耐（不过对于路来说，由于具有可以始终专注于手上工作的超凡能力，所以往往直到其他人已经热得不行，他才会注意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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