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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莎告诉了萝达那场火灾可怕的细节，不过她讲得很平静，没有任何愧疚或者难过，仿佛那只是个她没有任何情感投入的故事。不过她确实也说，自己和利奥波德都因为这件事而崩溃了。“她告诉我，爷爷甚至觉得孩子如果死了反倒更好。不只是因为伤疤，还因为他难看的样子会带来的精神创伤。”萝达说，“但我奶奶说：‘不，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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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晚年的时候，康会和记者讲起同样的故事，在1973年，它显然成了一个广为流传的家庭故事，更因康的确成了个伟大人物——至少在特定的圈子里——这一事实，而传为佳话。但伯莎第一次和自己的孙女讲起这个故事还是在40年代中期，此时康还是个苦苦挣扎的建筑师，勉强靠自己的职业维持生计。他尚未成为那个“著名的路易斯·康”，如萝达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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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卡去世后，康很少再提及他。在随后的30年里，很多和他共事的人都不知道他还曾有过一个弟弟。“他从没谈起过自己的兄弟姐妹，或者自己小时候的事情。”苏·安回忆道，然后她纠正说：“他谈起过萨拉，但没提到过奥斯卡。”不过这段旧日亲情的某些内容——亲密但遥远、深爱又免不了相互竞争的兄弟情谊——保留在了康在晚年编织的一个奇怪故事里。在思考人类创造力的起源时，他在一次演讲中说，“没有自然，就无法制造任何东西，因为自然正是材料本身。但人的欲望是独一无二的，我想把欲望的感觉，比作两兄弟的出现”——然后他继续讨论“光转变成火，而火闪耀而尽成为材料”。在另外的场合，他重复自己“将光的出现比作两兄弟的样子，尽管很清楚没有什么两兄弟，一个都没有。但我看到的是一个是欲望的化身，去表达；一个（他没有说‘另一个’）是存有，去存在。后者是不发光的，而‘有一个’占据了优势，发出光芒。而这个占据优势的光源可以被想象成是一种火焰的狂欢舞蹈，它沉淀下来，成为了材料。材料，我相信，就是闪耀而尽的光”。这似乎很古怪，但在某种程度上又很重要。这种想象，对光与暗、灵与物二元性——这种二元性无关其他，恰恰集中了他所有的建筑思想——采取了一个兄弟与另一个进行区分的形式进行表述，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一个自我与另一个的分离。也许奥斯卡从未被提及的事实，只是表明故去的兄弟姐妹已经深深进入活着的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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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因唯一的弟弟猝然离世的悲恸，可能因以下事实得到缓解：一个迷人的新人物在不久前进入到他的生活当中。1945年9月，安·格里斯沃尔德·婷到“斯托诺罗夫与康”来上班了。作为哈佛设计学院出品的高材生，安在此前来过办公室，和她的哈佛设计学院同学伊丽莎白·维尔·卡里汗吃了顿午饭，后者在公司已经工作了一年，但正准备离职。“刚巧，在我到达9层，他们还没完工的顶层空间时，奥斯卡·斯托诺罗夫和路·康都在办公室。”安回忆道，“我几乎还没得到正式的介绍，他们就问我愿不愿意接受我朋友的职位，为他们工作。我听说他们是一家奉行进步主义的公司，以设计低成本住宅著称，所以我立马就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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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婷当时25岁，年轻漂亮，有着不寻常的身世背景。她来自一个北欧新英格兰裔的古老家族（“婷”这个名字显然带有斯堪的纳维亚色彩），出生于中国的一个山村，父亲是一位受过哈佛教育的圣公会牧师，母亲也曾在拉德克里夫[3]就读。1911年毕业后，她的母亲还曾被邀请担任米尔斯大学经济学系的主任，但她放弃了这个邀请，成为了一位传教士的妻子，以及5个孩子的母亲。安是她第4个孩子，出生于1920年，生命中的前12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只是偶尔会回到美国。经过中国与新英格兰寄宿制学校的教育，安的汉语和英语都很流利。到18岁前往拉德克里夫就读之前，她先后在江西农村和上海市区生活过，曾多次乘船横渡太平洋，和父母一起开车穿越美国，还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与自己的姐姐一起周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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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德克里夫，她主修的是美术专业，随后在1942年进入了刚刚允许女性申请就读的哈佛研究生院。在那里，她在系主任瓦尔特·格劳皮乌斯（Walter Gropius）以及他在包豪斯的同事马塞尔·布劳耶（Marcel Breuer）指导下学习建筑，她的同学和朋友包括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威廉·沃斯特（William Wurster）以及贝聿铭。她学习成绩很不错，但毕业后却只能在纽约找到一些临时工作（“我在纽约申请的都是些已经比较成熟的公司”，她写道，“这些公司都告诉我，他们不招女建筑师”），所以一年后她搬到了费城，和父母一起生活，同时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回想起来，斯托诺罗夫和康会当场向她发出邀请，似乎也一点都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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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他们的反应——至少是对其中的一个——同样是毫不迟疑的。“我对路这个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他非常热切。”许多年之后，她告诉记者，“他不是那种我会有意识地选择被吸引的人，尽管我不知道，人是否可以主动选择自己被谁吸引。没错，以我的背景，他是个不可能的人选，但他有一种热切，这一定是他最为突出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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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是这家公司当时唯一的女性雇员，而斯托诺罗夫和康都像小男孩一样，希望博得她的关注，但最终胜出的人是康。对于世俗与男女之事，安有一点天真——“我很难相信他会在身处一段幸福的婚姻关系之中的同时，还对另外一个女人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兴趣”——但她很快屈服于自己所说的“一种强有力的身体吸引力，我意识到这是相互的”。她并不介意他的伤疤，把它们说成是“自然魅力的一部分”，甚至还觉得他鲜明的个性，加上由于伤疤而产生的羞怯，是一个格外有吸引力的组合。回忆起对他身体的感受时，她评价道：“他那波浪般略微发红的淡黄色头发，过早地有些变灰了。而他蓝色的眼睛突兀地向侧上方倾斜，仿佛里面有火在燃烧，迫使我去看那些伤疤。在非常炎热的夏日周末，路偶尔会赤膊工作，那种时候很难不去注意他布满雀斑、异常宽阔的肩膀与瘦削的臀部之间的比例。我从没遇到过像他这样的人，他能够产生深层次的能量——在他坚韧有力的步伐、生动的绘图线条，以及通过作图和讨论逐步成型的想法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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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性吸引力，安到这里还是为了学习和工作的，而她也迅速融入到了办公室的生活当中。这并不容易，但亦有回报。她说：“办公室的独立性不是很好，还没有空调。旧晚报大厦在下面大扫除的时候，我们偶尔还要忍受消毒水的气味。每天早上8点半坐电梯上楼，我都几乎被斯托诺罗夫的烟味呛个半死。”但这些并没有防碍她在公司积极向上而友好随意的氛围当中获得乐趣。包括两位负责人在内，所有人都以名字称呼彼此，同时所有人也都有一大堆各式各样的任务要完成。在最开始的几个月，当安设法解决了非常困难的建筑问题时，她的一位同事便夸奖她“能够像男人一样思考”——尽管对这个固有的偏见感到吃惊，但她也不由得为自己得到接纳而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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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康第一个合作设计的方案，是利比—欧文斯—福特玻璃公司设计的“太阳房”。安还协助为一对艺术家夫妇设计了马车房的改建，设计了国际女装工会的“团结之家”、一家鞋店、一个操场，还包括与戴维·威兹德姆合作的费城三角区再开发计划，后者在1943年加入了“斯托诺罗夫与康”公司。她还抽出时间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发明——一种名为“婷玩具”的儿童几何玩具——尽管这并非公司工作的一部分，康还是慷慨地为她设计了宣传材料。所有这一切都是令人满意的，她觉得自己从中学到了很多。但在斯托诺罗夫与康的这段时间，她也隐约感觉到奥斯卡所做的一些并不合适的事情。“斯托诺罗夫太把自己当老板了，”她说，“我们常说他的左手并不知道自己的右手做了什么事情[4]。他总是在耍花招儿，不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牧师的女儿，我对他这种指东打西、故弄玄虚的做法很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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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合伙关系中出现的问题，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个是斯托诺罗夫拿着康的绘图作品，到一份建筑学杂志上刊发，但允许（甚至也许是授意）杂志删掉康的名字。这惹恼了康。而在得知奥斯卡背着他，拿下了一份只属于他自己的设计合同，甚至还为此特意在金宝百货开了间办公室时，康更加愤怒了。直到客户“大费城文化运动”（Greater Philadelphia Movement）以为这是公司的共同项目，于是打电话到“斯托诺罗夫与康”询问项目进度时，康才发现了这一骗局。这是最后一根稻草。而康——由于最近刚刚从费城精神病院方面接到了一份委托，可以满足自身周转需要——终止了合伙关系，在1947年开设了自己的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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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带着安和威兹德姆搬到了位于云杉街1728号的一套迷人的费城联排式住宅，其2层被这栋建筑的固定住户，同时也是所有者罗伯特·蒙哥马利·布朗（Robert Montgomery Brown）的工作室占据。康的新公司同布朗分享同一位秘书阿尔玛·法罗（Alma Farrow）——她也被康从旧晚报大厦带了过来。而他们位于3层的办公室则是与工程合作伙伴公司“克朗海姆与魏格尔”合用。大约与此同时，盖伦·施洛瑟（Galen Schlosser）开始为康工作，至少干到了1970年。他觉得当时这里的工作环境相当拥挤。“在云杉街1728号一栋褐沙石房屋前面，办公室通常都在一个房间里。路和他的办公桌在那边，旁边是安·婷、戴维·威兹德姆、其他同事，还有我自己。办公室只有这么大，再加上一个秘书。还有两个工程师也跟我们在一起。我们都很亲密，因为为路工作总要夜以继日，所以我们几乎是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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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时，安·婷已经从她父母位于主干道的房子搬到了市区。而她和康共处的时间也比以往都要久。“我们都是工作狂。实际上，工作已经变成了一种激情的戏码。”她总结说，“我觉得那意味着我和路彼此相爱，一起工作，合而为一，并且开始了属于我们的生活。”在大多数时候，康提供想象的草图，而安则利用自己的几何感受力，将这些想法转变成具体的模型。在工作的漫漫长夜中，他们会一起哼唱巴赫、莫扎特和海顿的片段，来让自己保持清醒。云杉街4年，在他们设计的其他东西当中［除了一直在为费城精神病院设计的拉德比尔楼（Radbill Building）和平库斯馆（Pincus Pavilion）外］包括6座私人住宅，其中3座——罗奇住宅（Roche house）、韦斯住宅（Weiss house）和盖内尔住宅（Genel house）——最终得以建成。安认为韦斯住宅是其中最有趣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栋房子的委托人莫顿·韦斯和勒诺·韦斯很令人愉快。它最终也成为第一座属于路自己的标志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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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斯住宅位于宾夕法尼亚诺里斯敦郊外约6公里，从1947年开始动工设计，到1950年最终完成。它主要以附近采石场的石材建造完成，外部的木墙因年头太久而变成了银灰色。它充分利用了周边的景观以及该区域的建筑传统，这也成为日后康的主要特色之一，比如在埃克塞特和艾哈迈达巴德，他便利用了当地的砖块进行建筑。而在韦斯住宅，他仔细挑选、安排从采石场获得的石块，从而使它们的颜色与形式可以充分搭配（这再一次成为他的习惯，比如在萨尔克和金贝尔，他选择了两种不同的洞石）。他特意要求石匠在石头缝隙的砂浆上制造出深压的痕迹，以使每一块石头都清晰地独立于另一块——这道他长期以来便很中意的工序，来自他的艺术家朋友沃顿·埃谢里克（Wharton Esherick）建造的工作室——而这也促使他要求在两种不同的材质，即毗连的石材与木材之间，也制造相似的凹痕。这是康“阴角节点”这一想法的起源，而他在自己设计的所有主要建筑中都应用了这一想法。安·婷解释道：“阴角节点是两种材质之间分离的想法，如果有人想要在粗糙的石头上安装木制的门框，他就需要使它分离，让门框整齐的边缘离开石头不规则的边缘。阴角节点就是它们之间的凹痕，其深度至少等于木头与石块的距离。”这一实践让每种材质都独立存在，彼此区分且隔离，即便它们已经成为了一个连贯的整体。它既强调了节点（因为康反复强调“节点是装饰的起点”），同时又使其消失，成为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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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斯住宅展现的另外两个鲜明的“路式特征”，是其客厅墙壁上巨大、复杂的壁画——安也提供了帮助，路称之为“‘巨型点画派’（Giant Pointillism）概念”——以及一个巨大的石制壁炉，它在客厅里占据主导地位，并将客厅与餐厅隔开。这样的壁炉在康自己的笔记里被称为“炉边空间”，在那之后出现在许多他设计的建筑当中，不仅包括私人住宅，还有一些公共建筑，如罗切斯特唯一会教堂和埃克塞特学院图书馆。对他来说，壁炉仿佛代表了一个空间的灵魂。其功能是使人的身体感到舒适，同时创造一个可以让人们聚集的焦点。也许康回忆起的，是童年时在爱沙尼亚的平房里平炉的作用。或者也许是和他对驯化火的兴趣，以及火的神话品质有关——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而他自己则钟情于“光转变成火，而火闪耀而尽成为材料”。无论原因为何，“炉边空间”为康保留了一栋房屋真正的中心，不仅仅在他设计的房屋里。比如多年以后，当他前往已经长大成人的侄女萝达和她的丈夫马尔文·坎特（Marvin Kantor）在南加利福尼亚刚购置不久的新家拜访他们时，他也对那栋房子里巨大壁炉的设计大加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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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还发生了一件后来康持续一生的事情，那便是他的教学生涯的开始。1947年秋天，因“对共产主义抱有同情”，巴西建筑师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的签证被取消了。而为了填补他突然离去留下的空缺，康被邀请成为耶鲁大学建筑系的客座讲师。前一年他还收到了来自哈佛大学的教职邀请，但最终并未成行，因为那需要他离开宾夕法尼亚州。而耶鲁的职位，只需要一周占用他两天时间。课程安排保证他每周可以在教学日乘火车抵达纽黑文，同时在费城的工作也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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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受到耶鲁的关注，部分原因是他和斯托诺罗夫合作完成的建筑工作，他的两本里维尔小册子也起到了帮助（仅仅几年便销售超过了10万册，读者数量在未来几年持续增加）。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在前瞻性组织美国规划师和建筑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Planners and Architects，下文简称ASPA）当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而这一组织还是1943年末1944年初，在他的协助下正式成立的。ASPA的成员包括乔治·豪、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理查德·诺伊特拉（Richard Neutra）、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以及威廉·沃斯特等，还包括了规划师如艾德蒙·培根和凯瑟琳·鲍尔（Catherine Bauer），而且尽管到1948年这个组织还没有完成任何实质性的工作，但其目标——推进新型社会责任住房，为此发表了一份名为“美国乡村”（American Village）的计划——打动了许多相关人士。到1947年，随着ASAP濒临解散，康成为这个组织精力充沛的领导者，并且使它持续运行了一年，这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康的个人力量。和他在30年代协助创办的建筑研究小组一样，康在ASAP也展现了他作为一名演说家、理论家，一个富于思想之人的能力——这些能力说服了耶鲁的院长查尔斯·索耶（Charles Sawyer）以及系主席哈罗德·豪夫（Harold Hauf），他们认定他将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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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鲁，建筑系属于美术学院，这种安排使得学生在绘画和雕塑方面受到了更多的熏陶。而在哈佛，建筑学的研习则更多围绕城市规划展开。对于康来说，这意味着他可以和自己的同事建立联系，如不久前接管了耶鲁艺术系的包豪斯画家、设计师约瑟夫·阿尔伯斯（Josef Albers），他的妻子安·阿尔伯斯（Anni Albers）是著名的织物艺术家。在耶鲁，他还遇到了文森特·斯考利（Vincent Scully），斯考利与康在同一年开始了教学生涯，而他对康的建筑作品的称赞是深刻而持久的，也是大有助益的。斯考利写下了他对康的第一印象：“对于建筑发表了极好的想法……用黑色铅笔画出了快速而令人印象深刻的草图，但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以贯之的设计理念。”这个人本身，如斯考利所回忆，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他“有着深切的诚恳，有力而结实的体型，不留痕迹、敏捷轻盈的步伐，闪亮的鞑靼人眼睛——只有亮蓝色——一头已经发白的蓬乱头发，还留有些许红色，身穿黑衬衫，打着松垮的领带，身上带着铅笔大小的雪茄。就是在这个时刻，他开始展现出自己如浴火凤凰般的超然脱俗之美与号召力。而在此之前，他有点像哈珀·马克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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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一部分的庄重，来自成为年轻人的导师这样一份使命。最重要的是，耶鲁的这个职位意义重大，它可以让康有机会在教室里尝试自己的建筑思想，既促进实践，同时又可以触发深思。为学生们提出“问题”，并让他们从头着手，独立或合作进行解决的这一习惯，与康的思考方式是相贴合的，而且他很快就成为了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师。即使在耶鲁的最初几年，他便以粉碎学生们的想法，让他们从头开始而闻名：他希望他们可以回到最初的原则和必要的意义上，抛弃那些其他建筑师教会他们的陈旧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他坚持让学生置身于一个特定项目的进行时态和现场之中。正如康在自己多年以来众多笔记中一本题为“论结构与建筑关系的教学方法”的本子上所写的那样：“问题必须在实际情况中进行考虑。”而且实际上，在耶鲁的第二年，他便让学生们在真实可知的环境里处理想象中的设计问题。他要求学生们在费城的费尔芒特公园设计一座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展览大楼——并不是在联合国实际所在的位置，而是在康认为它理应建造的地点。那一年的第二门课程，他把重点放在了住房委员会上，处理的案例像极了他自己设计的盖内尔住宅，包括客户的简介（他再一次在同一本笔记里做了总结：“如果可能，设计者应该对客户本人充分了解”）。从这一点出发，康的建筑实践与他的教学方法将始终交织，使两方面相互促进，把他此前的学生引进自己的公司，同时又把建筑实例带进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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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作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影响：它最终为康的家里带来了一份稳定收入。在弥补了独立执业收入不稳定的同时，他此时的稳定收入也已经是艾丝特的两倍多。在20世纪40年代的最后几年，艾丝特在杰斐逊医学院的年薪大约是2300美元，而康从耶鲁拿到的薪水是6300美元。即便除去1300美元的交通费用，他仍有5000美元的收入来维持家用。与此同时，他还继续在已经完结的“斯托诺罗夫与康”的合伙关系相关的项目中获取收入，有时一年可以拿到2000美元，甚至更多。在退税申报单上，这笔收入将用于填补他个人公司的经营亏损——亏损，每年从几百到几千美元不等，几乎伴随了路作为建筑师的整个几十年职业生涯。但收益从来都不是他主要关心的问题，他宁可自己一个人亏钱，也不愿意和斯托诺罗夫一起赚钱。而在众多理由当中，教学工作对他意义非凡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它可以让他继续享受这种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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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繁重的建筑实践中又增添了教学任务，康需要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上。不过在1948年夏天，他还是抽出了时间，带着艾丝特和苏·安，花了一周时间到洛杉矶拜访他的家人。也许是利奥波德引人内疚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又或者可能是康真的很担心母亲不断变差的健康状况，她当时刚刚被确诊得了糖尿病。在这一时期，康收到的家信给人一种伯莎的身体状况正在迅速恶化的强烈感受。比如，在写完通过整理有关康成就的剪报收获了多少喜悦之后，利奥波德写道：“我刚把剪报整理好，你妈就哭了起来，因为她没办法自己读报纸了。她之前总是自己读书看报，现在她看不了了。她的视力变糟了，她对此很担心，尽管医生告诉她不用担心会完全看不见。”其他信件的页面本身便体现出了问题，读写水平很高的伯莎写了一些潦草的、大号的文字，一开始写得东倒西歪，而在一次手术之后，才终于能够写成行。“我亲爱的孩子，感谢你的母亲节礼物。我写不了太多字了，不过我向上帝感谢这一切。”利奥波德的话写在她的话上面：“亲爱的路、艾丝特和苏·安，我真的不想让你们妈妈的眼睛再紧张，哪怕一会儿，不过她答应了自己不会写得太多。我们都很高兴，她的眼睛变好了一点。”面对如此令人心酸的现实，康最终挤出了一些时间去看望他们，同时也为一家三口在战后穿越整个国家的这趟旅程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他的解决方案是把艾丝特和苏·安先送上火车，然后他坐飞机飞往洛杉矶与她们会合。最后他们一家三口再一起坐火车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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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8岁的苏·安第一次亲眼见到她的爷爷奶奶。“他们是一对彼此深爱的夫妇，”她总结道，“他总是把她抱上楼。在厨房他负责烹煮，而她则负责烤东西。”关于伯莎，她主要指出“她是个矮胖的人”。而对于利奥波德，她说：“爷爷非常高，他会说很多种语言，我弹巴赫或者不管什么的时候，他总能纠正我的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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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苏·安并没有意识到，但对于她的音乐天赋，伯莎可能比任何人都要更感兴趣。“她喜欢音乐，”萝达说，在康一家人来访时，她仍然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她能够用德语唱歌。”她的哥哥艾伦则记得伯莎“给我唱过一些犹太小调，我从她那里学到了很多音乐知识：她喜欢音乐，所以希望身边的人也喜欢”。不过就连远比苏·安更了解他们奶奶的萝达和艾伦，也不曾知晓她在年轻的时候，在故国爱沙尼亚，曾是位竖琴师。他们只知道她是个很和蔼、很聪明的老妇人，戴着可乐瓶底般的眼镜，烹饪美味的苹果饼的技艺非凡，同时拥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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