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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在每封信里寄“钞票”的想法（通常是10块，偶尔是20块），是康在金钱问题上典型的无可救药的处理方法。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来信越来越少。尽管他是个公认的糟糕的通信者，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他还是为了她尽到了最大的努力，手写的信件常常可以长达3页。他试图安慰她，以平复她因需要告诉她哥哥怀孕之事，加上即将成为母亲等等事情而产生的焦虑，虽然最温暖的话语也无法取代他令人安心的陪伴。尽管如此，他还是想尽办法向她传达自己独特而热情的自我：“我向你的家人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但如果他们以那种该死的维多利亚式做派来对待你，我肯定会恨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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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希望安能够在意大利体验那些珍贵的建筑，从它们身上汲取养分，就像他前两次旅行时做的那样。“别忘了去威尼斯、维罗纳、佛罗伦萨、比萨、锡耶纳，就算你需要在导游陪同下旅行，”他力荐道，“别担心钱，那是我们最不需要担心的东西。”不过那显然是她很担心的事情，而且她一定是在自己的信里提到过，所以他最后希望她能把工时表填好，寄到办公室。这样的做法将他计划为安和孩子至少提供一些支持的方式展露无遗：他不想动用家里的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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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珊德拉·婷在1954年3月22日出生。似乎是在维护自己持续的独立，也许还有几分避免丑闻的意味，安不仅让孩子跟了自己的姓，她还在出生证明上写下了“父亲不明”。她给路拍了封电报，告知孩子降生，而他则在3月24日回电：“我所有的爱都给你们两个——路。”几天后的信里他写道：“最亲爱的小安，昨晚我梦到你了。我在办公室里打电话，而你走了进来，示意我你等不及了。你穿着黄色的裙子，金色的头发扎成了马尾。你的眼神很深邃，闪着光芒，忧心忡忡地看着我。你那时（现在也理所当然）很漂亮——安，安，我一直在想你。我非常想念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我希望我们的生活不要有任何改变——”一段相当奇怪而天真的内容，也许是因为孩子的降生，但毫无疑问是发自内心的。仿佛为强调在作为孩子父母的同时，他们依旧是智识层面的合作伙伴，康随即发表了一段有关建筑项目（一篇“相当糟糕的文章……关于耶鲁建筑”）以及未来（“我可能会设计一座犹太教会堂”）的长篇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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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仍旧是最容易引起他们兴趣的话题。在大多数写给安的信里，康都会画上一两幅草图——有时是复杂的速写：他绘制的宾夕法尼亚州中心周围带有细致的街道，画的某个房屋的替代方案也很精细。有一封信里包含了“空间的本质”“秩序”和“设计”的关系示意图，前两个词上画了圆圈，三个词下面都画了线。这似乎是康对秩序（他把它看作一种天赐之物，是自然界固有的东西）与设计（它是人类对秩序最极致的回应）之间关系的思考的起源。康也在给安的信里，谈到了他的教学工作，表明在1954年年初，他开始觉得难以忍受。“现在我有一大堆来自军方后勤和从前线退下来的学生。说实话我现在只想做大项目或者是一个出色的项目，与学术界保持有限的联系。”他如此写道，“当我看到3周课程后学生们胡写乱画交上来的内容，我有点怀疑自己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这一私下充满悔意的坦白，与他多次断言自己“在教学工作中获得了很多，会等自己从中学到的东西比学生们要少才愿停下来”形成了有趣的对比。或许，这只是他在一个少有的糟糕教学时期所产生的悲观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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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康在这些信里向安吐露了很多心声。除了与她分享他对职业的深刻洞察外，信中还洋溢着他对安与孩子的深切情意。“她是个完美的宝贝儿！我相信她一定会成为一个美人，同时为这个世界带来很多——而你！你看起来是如此美丽如此漂亮如此可爱。”在第一次收到孩子和妈妈的照片后，他在回信里写道。而当1955年1月，安终于为自己和阿莉克斯安排好了归程，乘坐“宪法号”轮船返回纽约（为了买票，她向罗伯特·文丘里借了400美元，罗伯特此时正在罗马的美国学院任教），康兴奋地给她打去电报：“船靠岸时见/爱你路。”他并没有逃避作为父亲或是情人的角色，他尽自己最大的可能提供了温暖、爱与充沛的情感。然而，和往常一样，他向安展示的并非故事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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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婷远在罗马的15个月中，一个名叫玛丽·郭（Marie Kuo）的年轻女人开始在康的公司工作，并跟康产生了一段风流韵事。就和当年的安一样，来为康工作时玛丽也是二十四五岁——这只是她从建筑学校毕业后的第二份工作——而这时康50多岁，已经名声在外了。和安一样，玛丽也很漂亮，但是是另一种类型。玛丽和安一样（或者说和艾丝特一样），来自于较康明显更高的社会阶层，虽然家道中落，但她最终还是努力完成了大学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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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郭1928年出生于中国北京，是郭将军[11]的第一个孩子。郭将军是蒋介石政府中重要的军事及外交人物，而兴发于满洲的郭家，家族中几代人都是外交官。将军的妻子、玛丽的母亲出生于一个极其富裕的满洲家庭，玛丽最初的八九年时光都是在奢华的环境中度过的。随后，在1937年，她的父亲作为武官被派往驻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不久，家里的其他成员——玛丽、她的妈妈以及她的弟弟约瑟夫——为躲避日军的大屠杀，即“南京大屠杀”匆忙逃离中国，到华盛顿与郭将军会合。玛丽几乎立刻就被送到了位于费城郊外的天主教寄宿学校玛丽亚学院，同时她的两个弟弟，乔[12]和在美国出生的吉米，则与他们的父母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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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郭将军被派往莫斯科，玛丽的母亲和两个孩子则搬到了位于西费城的一个相对低层次的中产阶级社区。此时家中的积蓄已经大大减少，但郭太太还是有足够的钱来满足丈夫的要求，不断往俄罗斯寄现金和丝袜。1945年，玛丽的父亲最后一次回到家里，他告诉当时只有17岁的玛丽，她需要负担起家庭的责任，因此不应该考虑结婚。不久后他回到俄罗斯，郭太太和孩子们随即听说，他在那边和派驻期间认识的一个中俄混血女人组建了新的家庭。玛丽的妈妈（她始终没和丈夫离婚，但余生一直和他分居）陷入到异常愤怒、喜怒无常的状态，开始酗酒。玛丽则尽可能快地离开了这个家，直接从玛丽亚学院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她起初一直想做一个艺术家，但她在费城的长辈告诉她，当艺术家并不是养活自己的好办法，于是她转而学起了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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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婷相比，玛丽·郭既无在专业上施展抱负的雄心，亦无献身建筑事业的决心。尽管完成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5年课程，拿到了建筑学学士学位，但她从没想过报考执业考试，或是成为美国建筑师联合会中的一员。不过她还是可以作为一名项目建筑师工作，并且在绘图方面还算出色。在康的事务所，她的艺术技巧派上了大用场：比如在一次委托当中，她重新描摹了康的一幅速写，并且用了一个月时间加以完善，这幅作品最终移交美国纽约现代美术馆，成为康的作品的一个范例。除了称赞她出色的绘图技术，同事们也被她迷人的外表和优雅的举止吸引。另一位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生，在玛丽之后一两年进入路的事务所的杰克·麦卡利斯特，称她“温柔”“聪明”“有才华”，并且回忆起她“踮着脚尖走路，像个芭蕾舞演员”。曾在康的事务所偶遇玛丽的景观设计师洛伊丝·谢尔·杜宾（Lois Sherr Dubin）称她“温柔、善良、开朗、非常漂亮……我印象里她是个可爱、温柔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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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许玛丽向外展现着自己的可爱和温柔的同时，也以力量与坚强支撑着家庭。为了能摆脱贫困的新移民身份——如果可能，让她的弟弟们也一并摆脱——她渴望在一切事情上都展现自己的精致优雅。她穿着昂贵的定制服装，说话时的口音被她的弟弟乔形容成“几乎是英国人”，她还曾建议乔“要用美好的事物填充你的生活”。对于乔身上在她看来粗野的言辞和举止，她毫不犹豫地加以批评，建议他应该找时间去学学芭蕾，这样他的步态可以优雅一些，不至于像个农民。“玛丽很老派。”乔总结道，他后来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就读。然后他又补充：“我不常跟她接触，我想远离她，因为她总是那么‘正确’。”他坦承。不过同时她也很慷慨，比如她会用在康的事务所拿到的薪水，支付小弟弟吉米上私立学校的全部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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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能说清楚这段风流韵事是如何发生的，但在安·婷回到费城时，这件事已经尽人皆知，安很快也有所耳闻。也许是办公室里的某个男人告诉了她，或者是玛丽自己故意走漏了风声。显然，玛丽占有欲满满，希望在稍晚的时间可以和安正面交锋，让她放弃康。而在有了宝宝之后，随着关于玛丽的流言蜚语四起，安似乎应当愿意把康让给玛丽。但安却指出，事实并非如此。后来有一天，在办公室里，安听到玛丽在用中文打电话，向某人保证她不会怀孕（可能是她的妈妈），因为她正在用避孕药。玛丽当然想象不到，会有人能听懂她打电话的内容，她不知道安的童年是在中国度过的。而让安感到震惊的是，尽管康不喜欢，但玛丽仍觉得自己可以使用避孕药——安并不总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结果也摆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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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玛丽·郭的闯入，安不可避免地感到痛苦，而当这影响到她和康的合作，这痛苦愈加令人感到不安。这一点，在她于1955年回到事务所后不久便有了明显的体现。当时她被安排负责特伦顿浴场（Trenton Bath House）的修建工作，它是新泽西尤因镇犹太社区中心场地规划的关键部分（最后也成为了其中为数不多的兴建完成的单体之一）。按照安的说法，康当时一直在和他们的一位同事蒂姆·弗雷兰（Tim Vreeland）合作，致力于露天矩形空间的设计，但最终还是由她想出了解决方法：在中央庭院陈列4个对称的正方体，每个正方体都由顶部开放的金字塔形覆盖，下面以4根空心柱为支撑。这些空心的、部分被围拢的角落，其中一些可以发挥“服务空间”的功能，容纳诸如水管、电气设备、水池用品等等，其余的则能够在男孩与女孩的更衣室两侧形成对称的入口。这些“迷障入口”，是她回忆起童年时在中国的某种事物的结果，而在特伦顿，它们既简单又神秘，将公共与私人空间分隔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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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这一年多以来，我和路第一次在同一块画板上作图。”安写道。而且令她高兴的是，他同意了她提出的方案。但到了绘制路为浴室入口设计的壁画时，他却是带着玛丽进行周末的绘画之旅。仅仅5年前，在绘制韦斯住宅的壁画时，她还是他选定的助手。她的角色变化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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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康是否是有意在让安远离自己的工作，他实际上正是那样做的。他的笔记本里有一条内容——一反常态地标注了日期，写着“1955年6月7日”——表明了这种新的排列次序在办公室里的可能呈现方式。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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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最后一版刊登了科布[13]的朗香教堂的图片，大家对它反响不一。我爱死它了，玛丽的感觉和我一样，戴夫[14]觉得它太随意，蒂姆没发表意见，佩恩[15]只是把我赞美的话重复了一遍，没多说别的。比尔总是语出惊人，他说这就和瑞士的风景画没什么差别。但对于我来说，这无疑是一件由艺术家完成的杰作。一位能够把梦想在以具体材料构建起来的建筑中重新展现的艺术家。充满了已知的无拘无束的形式的梦想，创造出宗教对梦者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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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是，仅凭一张照片，康便能早早判断出勒·柯布西耶新近完成的这栋建筑将成为一部对他自己意义非凡的作品——不只在它的材料方面（混凝土浇灌、部分石材），还包括对它怪异而动人的形态——异想天开又庄严周正、弯曲而笔直、质地沉重却明快轻盈——的敬意。人们几乎可以从纸面上听到这场办公室里的谈话是如何进行的，当戴夫·威兹德姆——办公室里可靠的长辈，唯一能跟康抗衡的声音——插嘴表达自己的见解，蒂姆·弗雷兰，帅气的耶鲁毕业生，拒绝发表任何意见时，彭罗斯·斯普恩（Penrose Spohn）不可避免地成为“好好先生”（不过他的评价如何能做到和玛丽·郭满怀热情的附和有所区分呢），然后前来做客的法国人亚伯拉罕·比尔（Abraham Beer），扮演着自己高傲自大的外国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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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婷这时候去哪儿了？从笔记上看，在这一页的另一边——这段记录的左边，一条垂线把页面分成了相对窄的左边以及相对宽的右边，康写道：“安并不满足于仅仅通过形式，而非源于所有建筑内在蕴含的结构秩序而展现的力量。安声称，如果柯布西耶和我一样，能够对结构有进一步的认识，他就绝不会满意现在的这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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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似乎是两人当中更真实的“康”，总是提醒他记住自己所支持的思想，以及他们在建筑和形式之上探索的秩序观念。她特别的智慧，包括她对纯粹几何形态的热爱，使得她期望一切处理得符合逻辑、有条不紊，从而与她从宇宙间窥见的基本原则保持一致。康曾经被她身上的这种特质吸引，并且在言辞与作品当中均予以了回应。然而他身上的一些东西也想要背叛、反抗它，以一种纯粹本能的冲动反应：“我爱死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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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段时期两人开始产生分歧，但在很多方面，康和安依然像是一对伴侣：作为工作上的同事，作为小阿莉克斯的父母，甚至是作为情人。安一再要求路彻底放弃玛丽，康没有照做，但他还是时常出现在安的家里。他会带阿莉克斯出去玩，或者是到安家看她，偶尔吃顿晚饭，有时留下来过夜。而安也在工作中获得了灵活安排时间的特权，尽管大家都需要长时间工作，但她却可以享受“阿莉克斯时间”，回家照顾孩子。随着小女孩逐渐长大，她开始问妈妈为什么爸爸不和她们一起住，而安的回答尽管出于保护孩子的本意，却让她愈发困惑。“她会说：‘我们没像其他人那样结婚。’然后我就想他们可能是在法院或者别的地方结的婚。”成年后的阿莉克斯回忆道。所以阿莉克斯在成长的过程中，一个月只能见到她爸爸一两回——她猜测，对于一个如此忙碌的建筑师爸爸来说，他已经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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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让康稍微不那么忙碌，如果不是一下子变得悠闲的话，那就是他的教学地点发生了改变。1954年，乔治·豪从他耶鲁大学建筑系主席的位置上退休，而且没出一年他便去世了，这使得康十分悲痛。（“他真的很仰慕他，豪去世的时候路消失了，他一个人去了大西洋城，在海滩上走了一整天，然后就回了家。当时他不想跟任何人说话。”艾丝特·康后来回忆道。）康和随后接替了豪位置的保罗·鲁道夫相处得并不是很愉快，鲁道夫是一位新晋的现代主义建筑师。每周的通勤也开始让他感到煎熬，他想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正处在上升期的建筑事务上。所以当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院的新院长G.霍姆斯·珀金斯（G. Holmes Perkins）向他提供了一个从1955年秋季学期开始供职的固定教学职位时，康接受了。从50年代初开始，他便会偶尔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讲课，建筑系的学生对他已不陌生。不过现在，他已经成为这里全职的“康教授”。他还接受了一些别处的访学职位，比如1956年，他就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与规划系待了一个学期，同时他还一直在耶鲁教学，直到1957年。另外他还会偶尔在普林斯顿客串讲课——但从50年代中期开始，他便一直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紧密相连，成为“费城建筑学派”中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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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1958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并且在随后进入路易斯·康个人公司的理查德·索尔·沃尔曼（Richard Saul Warman），在多年后仍对康第一次出现在他们教室时的情景印象深刻。那是一次“评图”——这些大师批评（或者极少情况下，赞美）学生们的图纸和设计——而且这堂课可能是在康准备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放弃耶鲁的时候。无论如何，沃尔曼已经知道他是谁了，这位老师有一张带伤疤的脸，声音高而尖，同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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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二那年一开始，听了他的一次评图，记忆犹新。”沃尔曼说，“那是一种顿悟。我跑回家对我爸妈说：我刚刚听到一位将要成名的人的课。”沃尔曼并不关心他的父母，一位犹太屠夫和他的主妇妻子能听懂多少，他只是觉得这些话自己不吐不快。“他是个非凡的人，”他对自己的父母讲起康，“而且他是我遇见的第一个会说实话的人。他是个和我们不一样的人——和我不一样——而他就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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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在路开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授课同一时间，或是在几个月后，十几岁的苏·安坐有轨电车，从西费城的家，到位于城市另一边的私立中学贵格会菁英学校去上课。当熟悉的车载着她前进时，她碰巧瞥了眼右边的窗户，然后扭过头来，仔细看了看。她很熟悉的安·婷正站在人行道上，手里牵着一个她以前从没见过的小女孩。“冥冥中我突然意识到：这是我的妹妹。”苏·安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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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最初的冲动（尽管“冲动”这个词使这个念头像是她有意识产生的，但实际上并未达到这个阶段），是完全忽略掉这个想法。“我想，我不要去想这个，我只是把它封闭掉，”多年以后她说，“永远不跟别人谈起这件事。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也许是我无意中听到了，但并没有意识到那意味着什么。这就像是一种顿悟。只是获得一种讯息。我没有感到痛苦。那是我的妹妹，是我爸爸的孩子。我从没清楚地告诉自己这一点是，但我确信它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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