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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能说清楚这段风流韵事是如何发生的，但在安·婷回到费城时，这件事已经尽人皆知，安很快也有所耳闻。也许是办公室里的某个男人告诉了她，或者是玛丽自己故意走漏了风声。显然，玛丽占有欲满满，希望在稍晚的时间可以和安正面交锋，让她放弃康。而在有了宝宝之后，随着关于玛丽的流言蜚语四起，安似乎应当愿意把康让给玛丽。但安却指出，事实并非如此。后来有一天，在办公室里，安听到玛丽在用中文打电话，向某人保证她不会怀孕（可能是她的妈妈），因为她正在用避孕药。玛丽当然想象不到，会有人能听懂她打电话的内容，她不知道安的童年是在中国度过的。而让安感到震惊的是，尽管康不喜欢，但玛丽仍觉得自己可以使用避孕药——安并不总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结果也摆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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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玛丽·郭的闯入，安不可避免地感到痛苦，而当这影响到她和康的合作，这痛苦愈加令人感到不安。这一点，在她于1955年回到事务所后不久便有了明显的体现。当时她被安排负责特伦顿浴场（Trenton Bath House）的修建工作，它是新泽西尤因镇犹太社区中心场地规划的关键部分（最后也成为了其中为数不多的兴建完成的单体之一）。按照安的说法，康当时一直在和他们的一位同事蒂姆·弗雷兰（Tim Vreeland）合作，致力于露天矩形空间的设计，但最终还是由她想出了解决方法：在中央庭院陈列4个对称的正方体，每个正方体都由顶部开放的金字塔形覆盖，下面以4根空心柱为支撑。这些空心的、部分被围拢的角落，其中一些可以发挥“服务空间”的功能，容纳诸如水管、电气设备、水池用品等等，其余的则能够在男孩与女孩的更衣室两侧形成对称的入口。这些“迷障入口”，是她回忆起童年时在中国的某种事物的结果，而在特伦顿，它们既简单又神秘，将公共与私人空间分隔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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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这一年多以来，我和路第一次在同一块画板上作图。”安写道。而且令她高兴的是，他同意了她提出的方案。但到了绘制路为浴室入口设计的壁画时，他却是带着玛丽进行周末的绘画之旅。仅仅5年前，在绘制韦斯住宅的壁画时，她还是他选定的助手。她的角色变化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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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康是否是有意在让安远离自己的工作，他实际上正是那样做的。他的笔记本里有一条内容——一反常态地标注了日期，写着“1955年6月7日”——表明了这种新的排列次序在办公室里的可能呈现方式。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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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最后一版刊登了科布[13]的朗香教堂的图片，大家对它反响不一。我爱死它了，玛丽的感觉和我一样，戴夫[14]觉得它太随意，蒂姆没发表意见，佩恩[15]只是把我赞美的话重复了一遍，没多说别的。比尔总是语出惊人，他说这就和瑞士的风景画没什么差别。但对于我来说，这无疑是一件由艺术家完成的杰作。一位能够把梦想在以具体材料构建起来的建筑中重新展现的艺术家。充满了已知的无拘无束的形式的梦想，创造出宗教对梦者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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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是，仅凭一张照片，康便能早早判断出勒·柯布西耶新近完成的这栋建筑将成为一部对他自己意义非凡的作品——不只在它的材料方面（混凝土浇灌、部分石材），还包括对它怪异而动人的形态——异想天开又庄严周正、弯曲而笔直、质地沉重却明快轻盈——的敬意。人们几乎可以从纸面上听到这场办公室里的谈话是如何进行的，当戴夫·威兹德姆——办公室里可靠的长辈，唯一能跟康抗衡的声音——插嘴表达自己的见解，蒂姆·弗雷兰，帅气的耶鲁毕业生，拒绝发表任何意见时，彭罗斯·斯普恩（Penrose Spohn）不可避免地成为“好好先生”（不过他的评价如何能做到和玛丽·郭满怀热情的附和有所区分呢），然后前来做客的法国人亚伯拉罕·比尔（Abraham Beer），扮演着自己高傲自大的外国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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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婷这时候去哪儿了？从笔记上看，在这一页的另一边——这段记录的左边，一条垂线把页面分成了相对窄的左边以及相对宽的右边，康写道：“安并不满足于仅仅通过形式，而非源于所有建筑内在蕴含的结构秩序而展现的力量。安声称，如果柯布西耶和我一样，能够对结构有进一步的认识，他就绝不会满意现在的这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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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似乎是两人当中更真实的“康”，总是提醒他记住自己所支持的思想，以及他们在建筑和形式之上探索的秩序观念。她特别的智慧，包括她对纯粹几何形态的热爱，使得她期望一切处理得符合逻辑、有条不紊，从而与她从宇宙间窥见的基本原则保持一致。康曾经被她身上的这种特质吸引，并且在言辞与作品当中均予以了回应。然而他身上的一些东西也想要背叛、反抗它，以一种纯粹本能的冲动反应：“我爱死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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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段时期两人开始产生分歧，但在很多方面，康和安依然像是一对伴侣：作为工作上的同事，作为小阿莉克斯的父母，甚至是作为情人。安一再要求路彻底放弃玛丽，康没有照做，但他还是时常出现在安的家里。他会带阿莉克斯出去玩，或者是到安家看她，偶尔吃顿晚饭，有时留下来过夜。而安也在工作中获得了灵活安排时间的特权，尽管大家都需要长时间工作，但她却可以享受“阿莉克斯时间”，回家照顾孩子。随着小女孩逐渐长大，她开始问妈妈为什么爸爸不和她们一起住，而安的回答尽管出于保护孩子的本意，却让她愈发困惑。“她会说：‘我们没像其他人那样结婚。’然后我就想他们可能是在法院或者别的地方结的婚。”成年后的阿莉克斯回忆道。所以阿莉克斯在成长的过程中，一个月只能见到她爸爸一两回——她猜测，对于一个如此忙碌的建筑师爸爸来说，他已经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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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让康稍微不那么忙碌，如果不是一下子变得悠闲的话，那就是他的教学地点发生了改变。1954年，乔治·豪从他耶鲁大学建筑系主席的位置上退休，而且没出一年他便去世了，这使得康十分悲痛。（“他真的很仰慕他，豪去世的时候路消失了，他一个人去了大西洋城，在海滩上走了一整天，然后就回了家。当时他不想跟任何人说话。”艾丝特·康后来回忆道。）康和随后接替了豪位置的保罗·鲁道夫相处得并不是很愉快，鲁道夫是一位新晋的现代主义建筑师。每周的通勤也开始让他感到煎熬，他想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正处在上升期的建筑事务上。所以当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院的新院长G.霍姆斯·珀金斯（G. Holmes Perkins）向他提供了一个从1955年秋季学期开始供职的固定教学职位时，康接受了。从50年代初开始，他便会偶尔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讲课，建筑系的学生对他已不陌生。不过现在，他已经成为这里全职的“康教授”。他还接受了一些别处的访学职位，比如1956年，他就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与规划系待了一个学期，同时他还一直在耶鲁教学，直到1957年。另外他还会偶尔在普林斯顿客串讲课——但从50年代中期开始，他便一直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紧密相连，成为“费城建筑学派”中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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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1958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并且在随后进入路易斯·康个人公司的理查德·索尔·沃尔曼（Richard Saul Warman），在多年后仍对康第一次出现在他们教室时的情景印象深刻。那是一次“评图”——这些大师批评（或者极少情况下，赞美）学生们的图纸和设计——而且这堂课可能是在康准备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放弃耶鲁的时候。无论如何，沃尔曼已经知道他是谁了，这位老师有一张带伤疤的脸，声音高而尖，同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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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二那年一开始，听了他的一次评图，记忆犹新。”沃尔曼说，“那是一种顿悟。我跑回家对我爸妈说：我刚刚听到一位将要成名的人的课。”沃尔曼并不关心他的父母，一位犹太屠夫和他的主妇妻子能听懂多少，他只是觉得这些话自己不吐不快。“他是个非凡的人，”他对自己的父母讲起康，“而且他是我遇见的第一个会说实话的人。他是个和我们不一样的人——和我不一样——而他就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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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在路开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授课同一时间，或是在几个月后，十几岁的苏·安坐有轨电车，从西费城的家，到位于城市另一边的私立中学贵格会菁英学校去上课。当熟悉的车载着她前进时，她碰巧瞥了眼右边的窗户，然后扭过头来，仔细看了看。她很熟悉的安·婷正站在人行道上，手里牵着一个她以前从没见过的小女孩。“冥冥中我突然意识到：这是我的妹妹。”苏·安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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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最初的冲动（尽管“冲动”这个词使这个念头像是她有意识产生的，但实际上并未达到这个阶段），是完全忽略掉这个想法。“我想，我不要去想这个，我只是把它封闭掉，”多年以后她说，“永远不跟别人谈起这件事。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也许是我无意中听到了，但并没有意识到那意味着什么。这就像是一种顿悟。只是获得一种讯息。我没有感到痛苦。那是我的妹妹，是我爸爸的孩子。我从没清楚地告诉自己这一点是，但我确信它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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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时为止，苏·安都不记得有任何人谈论过她父亲的不忠。如果她的父母曾因此而争吵，他们的谈话也一定发生在紧闭的门后，离她很远。“他们都不是喜欢张扬的人，”她指出，“无论为什么吵架，那都只会发生在两人之间。”但她一定是听到了什么，或是感受到了什么，所以才会在见到阿莉克斯·婷的那一刻，便认出她是谁。而且如果这种认出是瞬间的，那么遗忘也同样如此：这种顿悟带来的冲击太大，以至于她只能暂且把它封闭，直到做好准备再把它取回，重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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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多年以后，她才发觉自己的母亲在当时也卷入了一段长时间的婚外恋情当中。康的轻佻是众所周知的，他的私生子们便是一部分证据，但艾丝特的事情却无人知晓。到最后，她只告诉了自己的女儿和其他两个晚辈亲戚。在苏看来，这种最后的坦白实际上是一种大度。“这是所谓的‘日子都是怎么过来的’。我想她是想用这种温柔的方法告诉我们，事情并不是非黑即白的，生活的道路也不总是那么地，唔，‘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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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艾丝特同样出轨也许有利于她处理路的婚外恋情，但这并不是一件可以“等价相抵”的事情。她在他们同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研的时候第一次遇到那个男人。而在他们认识以前，他和妻子一起参加过在艾丝特家举办的一个派对——一个典型的，康的钢琴独奏会——而他的妻子明显对艾丝特感到了嫉妒。她的丈夫显然觉得这位年轻的心理学研究生很有异国情调、非常漂亮，也很有吸引力。（“而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是不是也这样想她，”苏·安指出，“他很珍惜她，但……”）这个男人个子很高，一头金发，并不是犹太人，一切都和康不一样。他不久便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留校，成为了一名成熟的研究科学家——那是一条与艾丝特，更不用说艾丝特的父母眼里康那种异常缓慢且布满荆棘的路径完全不同的道路。最晚在50年代，也可能是稍早时候，他和艾丝特便已经正式而浪漫地开始约会了。他们很慎重，但不总是躲躲藏藏：比如在1953或1954年，他竟然开车送艾丝特去苏·安的夏令营。“我觉得我爸爸正在和别的女人约会。”这个男人的女儿回忆起从自己一个兄弟那里听来的话，并且很快意识到他们的母亲也对这段关系心知肚明。但这位妻子并未，或是无法对此加以阻止。这段婚外恋情持续到60年代末，直到艾丝特的情人病得太严重而无法坚持下去才告终。他去世的时候，艾丝特没有参加葬礼，而是留在了家里。她觉得自己不适合到场，毕竟那时他的妻子已经很清楚他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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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实际上也认识这个人。作为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事，他们偶尔会共进晚餐，康甚至还参加了他女儿的婚礼。但大家普遍认为他对此一无所知，正如苏·安指出的，他“那么专注于自己的世界，可能从未想到过这一点”。所以看上去，艾丝特的出轨也并非是为了报复，而是自主的行为。“她有很强烈的自我意识，”她的女儿观察到，“尽管她会对自己生活加以限制。我妈妈很珍惜路，也很支持他，但她有自己的世界。”而且她很小心——不像康——不会冒任何可能怀孕的风险。苏·安出生时有一点难产，最终是臀位分娩，而艾丝特也意识到康并不太渴望拥有更多孩子。所以实际上，拥有一个情人，只是她采取节育手段的一个额外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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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切，全都隐藏在家庭生活的表面之下，无人言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无人察觉。路似乎并不知道艾丝特隐秘的爱情生活，而艾丝特知道安·婷——甚至玛丽·郭——但她从未谈论过自己知道的事情，也从未试图以任何形式将这些事情公开。而这也和他们的女儿苏·安在突然认出自己的妹妹之后，努力将这个想法抛到脑后的做法一致。在康家族中，意志坚定的遗忘已经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甚至正是这种品质，才能让他们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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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偶尔也会有真正的痛苦袭来，刺穿他们情感的盔甲。1958年8月，康从加利福尼亚那边得知了他母亲病危的消息。伯莎当时已经86岁，患有二型糖尿病已经至少10年到15年。到最后，她只能躺在床上，一根脚趾已经坏死。“我看过她的那根脚趾，”她的一个曾外孙女奥娜·拉塞尔（Ona Russell）战栗着回忆起当时过于生动的记忆，“因为我的爸爸和舅舅都是医生，他们没意识到那会对我产生多大的影响。我记得她很痛苦，但见到我的时候，她还是努力想笑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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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娜的舅舅艾伦·康，在伯莎生命的最后几周一直频繁地探望她。到她在8月20日的午夜最终离世，一直坐在她的床边。利奥波德在楼下的客厅里，当时还醒着，艾伦到楼下去告诉了他。“我下楼看着他，而他用德语说，‘Mama ist gestörben’，”艾伦回忆道，利奥波德的英语还是像以前一样流利，但当他需要接受这个可怕的事实——妈妈死了——时，他和伯莎之间谈话时一直使用的、旧日的语言，随即脱口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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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们已经通知康，伯莎恐怕挺不了太久，康随即搭乘从费城起飞的第一趟航班，但还是来迟了。他抵达时，伯莎已经去世。“他进来，上楼，去了她躺的地方，”艾伦说，“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到他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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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莎·康葬在了东洛杉矶的和平之乡公墓，她的儿子奥斯卡已经在这个犹太公墓安眠。参加完葬礼，康乘飞机回家，回家后对此并没有说太多。但在几个月后，1958年12月，他回应了一位访谈者有关他母亲的问题：“她是个出色的女人，宽容、随遇而安，但感情不外露。她是个理想主义者，很善良，善于共情，也很幽默。”在坦率地承认自己比父亲更了解母亲之后，他谈到和母亲的关系：“很美好，给我带来动力，但不会很直接，也不会无限度地靠近。这种关系很温暖，但不会有那种个人层面的过分压力。”在童年时，如果需要纠正他，她也会理性而温柔地来做这件事。“父亲会动手打我，母亲则会理解我，用言语来教育我。”而对于他的父亲，她同样展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与爱。“他情绪不稳定”，路指出，同时“作为一个捉襟见肘的养家之人，他时时感受着压力”。但“他有时也会很开心快活，尤其是在和母亲一起的时候”。作为对访谈者一个机械的问题——你母亲对你父亲挣钱的能力及他提供的生活水准是否满意——的回应，康回答：“不，但她没有为此诋毁我的父亲，她很高尚。”（“受访者以敬畏和理想化的姿态回忆着她。”访谈者随手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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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是加利福尼亚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格评估与研究中心一项针对创造性人格的大规模心理调查的一部分。研究者是一位名叫唐纳德·W.麦金农（Donald W. Mackinnon）的研究型心理学家，他将建筑师（同时还包括作家、数学家和科学家）定义为一种成果丰硕的创造性人格展开研究。为了充实他的研究对象，他咨询了5位与加利福尼亚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关的建筑师——威廉·沃斯特、弗农·德马尔（Vernon DeMars）、乔·埃谢里克（Joe Esherick）、唐·奥尔森（Don Olson），以及菲利普·蒂尔（Philip Thiel）——每人提名45或50位建筑师。尽管路易斯·康除了耶鲁大学美术馆、特伦顿浴场以及几栋私人住宅外再无引人瞩目的作品，他还是得到了所有5位建筑师的提名。其他受到如此尊崇的建筑师包括马塞尔·布劳耶、瓦尔特·格罗皮乌斯、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les Vander Rohe）、埃罗·沙里宁、弗兰克·劳埃德·怀特（Frank Lloyd Wright）——他们通通拒绝参与这项研究——而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理查德·诺伊特拉则和康一样，接受了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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