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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前，阿莉克斯会说自己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母亲很可靠，抚养她长大，而父亲则是一个稳定的、断断续续的存在。“我记得他和我一起画画，带给我画画的空白本子，还有彩色铅笔。”她说，“他来得似乎很频繁，当我上床睡觉的时候，他还会在，而等我醒过来，他就不见了。有时候我半夜醒过来，看见他在半夜离开我母亲的房间。”她在当时画的画，体现了这种安排带给她的信心。比如有一幅画《家》，大概在3岁时完成，画上有3个兴高采烈、身形瘦长的人物——一对母女，都穿着三角形的裙子，还有一位穿着裤子的父亲，位于画面上最显眼的位置——他们都笑得很开心，高举双臂做胜利状。人物身上的色彩都明亮而欢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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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父母分手，她的画不一样了。她开始痴迷于一些恐怖的东西——女巫、鬼魂、海盗，尤其是鬼屋，从6岁开始，她便开始不停地画这种东西。“有时候我会正常地画一些房子，有时候我会动用我的‘穿透力’，把房子里面也画出来。”阿莉克斯说道。在一幅这样的“穿透画”里，有一栋不规则的维多利亚式建筑，里面有多个楼层，布满了鬼魂和骷髅，全都用红色的线条画出。而在另一幅完全用铅笔完成的画作里，有两栋外观一样的房子，在页面顶端，作者用孩子气的印刷体写道：“从前有一座闹鬼的屋子，和一座不闹鬼的屋子，它们看上去一模一样。只是（一座）闹鬼，另一座不闹。”大约在那个时候，阿莉克斯还写过一个带插图的故事，名叫“秘密之屋”。“我想我开始意识到，有一些事情我不知道，也没办法搞清楚”，多年后她总结说，而这个发现令她在七八岁时寻找并阅读那些“大人们制造谜团，试图掩盖真相，最后被小孩子查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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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能每天进入奥兹国[24]或是一档真人秀的节目，那么我会选奥兹国。”理查德·索尔·沃尔曼说，试图以此解释和康共事的人们为何对他私人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兴趣寥寥，“真人秀我们不感兴趣。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从前不感兴趣，日后也不会感兴趣。”他们——或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知道康的私生活有一些“古怪”，但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他什么时候能回到办公室？我们都盼望着能和路待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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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沃尔曼的说法，康的工作与思想散发着吸引力：“成为建筑师的热情因此被唤醒。这是人生中一段特殊的时光。你要过后才能了解到。这就像是前往了巴黎，然后认识了毕加索。所以你确信自己正处在一段历史性的时光当中，并且知道它终将结束。所以好吧，你感受到了独一无二。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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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康的学生，刚开始在事务所工作时，理查德·沃尔曼已经被安排参与了一些临时的研讨会——在模型或计划已经准备好之后进行的简短、紧张、全员集中的赶图。［“赶图”（charrette）这个词本身，来自19世纪法国的一个术语，指的是一种马车——“chariot”，在某种程度上——它会在项目完成之时，跑遍整个美术学院，收取辛勤工作的建筑学员们刚刚完成的模型。］随后，在他毕业后几年，沃尔曼被邀请在事务所全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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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他工作，是从他在圣诞节的时候打的一通电话开始的——他甚至不知道那是圣诞节——他说：‘里奇[25]，你能来我的办公室吗？’然后我说：‘路，今天是圣诞节。’然后他说：‘好吧，那你明天能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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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康的圣诞节行踪一直是个谜。多年以来，沃尔曼和其他同事一样，都觉得每年的那一天，他都是在办公室里，但他的家人，包括侄子和侄女，都和他的女儿苏·安一样，记得他是在切斯特大街5243号主持庆祝活动。“我对路的记忆大部分都来自圣诞节，”他的外甥女婿爱德华·阿尔贝森（Edward Abelson）说，“路似乎是圣诞节晚宴的时候话最多的人：我记得他会讲自己遇到过的那些人，以及去过的地方。”而康和艾丝特的外甥女桑德拉·阿尔贝森（Sandra Abelson）则深情地回忆道：“在给艾丝特和苏·安准备圣诞礼物的时候，他也会给我准备一份。”不过她也提到：“有时候在圣诞节当天，他会离开家一会儿，说他要去办公室。有一次我一定是表现得非常悲伤，因为他向我保证，一旦我学会念“杰克·罗宾逊”的名字，他就会回来。那天下午我反复念他的名字，我认为这最后奏效了，因为他在晚饭开始的时候准时赶了回来。”不过，尽管家人们一直提到他们会共进圣诞晚餐，但其他人却记得他是和他们在一起。“他和我们一起过了不止一个圣诞节。”他的同事杰克·麦卡利斯特说。这看上去仿佛同时存在有两三个路易斯·康，能让大家都满意——或者，其实是像沃尔曼指出的：“人人都拥有一个不一样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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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查德·沃尔曼于1961年1月到公司报到上班后不久，康便把他派到了英国，为美国风交响乐队在泰晤士河上建造一艘驳船的事宜进行商讨。这位24岁的建筑师在抵达伦敦以前，一直以为施工图纸（实际上并不存在）会同他一起抵达伦敦。在用了一个星期时间厘清状况之后，沃尔曼在伦敦待了6个月，最终一个人完成了工作。“我没有资金，我甚至连生活费都没有，路还不接我的电话。这真是把我放在火上烤。”他评价道。在发誓不再为路工作之后，沃尔曼最后一次回到位于费城的事务所，打算领取最后的薪水，因此在办公室里短暂逗留。这时刚刚外出的康走了进来，说道：“哦，里奇，你正在忙什么呢？”然后突然又把他安排到了别的项目当中。“他的天真无辜会让人消气，”沃尔曼说，“那是一种‘皇帝没穿衣服’般的天真，是一种诱惑。他非常迷人，因为他对我们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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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们，作为一群被需要的同事和伙伴，显然对他也同样重要。“他想要完成出色的工作。完成出色的工作，发现一种可行的模式，让自己的声音被世人倾听，所以我们都是他的传声筒。”沃尔曼指出。或者，就像苏·安提出的：“他把事务所经营得就像一间工作室，他让自己的想法与其他想法碰撞，让其他人提出不同的东西，然后由他进行斟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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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康吸引进他的“工作室”的“流动传声筒”当中，有一个名叫伽柏（Gabor）的人，他被不同人描绘成哲学天才、疯狂的匈牙利人、怪咖，和一名建筑实习生（尽管完全没有绘图技巧），他从俄亥俄州赶来，为了跟康学习。伽柏有自己的姓——绍洛陶伊（Szalontay）——但没人用过，他总是被简单地叫作伽柏。他是在1960年或1961年初进入事务所的，当时他22岁，然后就一直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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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职能似乎是听康说话，再偶尔做一些反应。苏·安当时已经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她偶尔会在晚上九十点钟时去父亲的办公室，然后就会发现只有他们两人在里面，正在谈着话。“所有人都议论过这段奇怪的关系，他会和伽柏一连谈上几个小时，”苏说，“不停地解释自己对他来说很有收获。”而每次谈话结束，康都会给伽柏20美元。有时他甚至会给伽柏列出一张时间表。“伽柏通过专心听他说话赚这20美元，我不觉得他会和他争辩什么，但也许他会。”苏·安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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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到几年后，康变得更忙碌也更出名，伽柏依旧是个惹眼的存在。60年代末开始在康的门下学习，随后进入他的公司工作的加里·莫伊（Gary Moye）回忆起第一次在康的硕士班教室里注意到伽柏时的情景。“在我第一个学期的时候，他就出现了，穿着一身整洁的深色衣服，戴着蝴蝶结领结，坐在学生们当中，等着路来教室上课，”莫伊说，“路正在谈论光，然后他停顿了一下，这时伽柏发问：‘如果光是蓝色的怎么办？’路跳过了这个问题，开始了新的一连串推导。我记得自己当时在想——等等，这是什么鬼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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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看不出有任何实际的谋生手段，但伽柏却从不曾穷困潦倒。相反，他总是保持着光鲜整洁的外表。很多人觉得有不在少数的女性愿意给他照顾。“我和同学有时候会看到他在学校餐厅里跟女孩搭讪。”莫伊说，“他似乎精于此道。”随后，当加里开始为路工作，有一次周末在公司加班，他碰巧接到一通电话。“一个年轻女人要找伽柏。”加里回忆道，“当我解释虽然我认识他，但他并不在这里工作时，她回应说：‘你一定搞错了，他可是康先生的私人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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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伊还记得另外一个有关这位奇怪的哲学家在康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传闻。“这个故事在办公室里成了传说，伽柏被安排到项目的研讨会上工作。”项目协调人把他安排进来，给了他一幅图纸希望他能够完成，几小时后他回来，协调人以为任务已经完成了，但却发现伽柏深沉地凝视着一张白纸。愤怒的协调人面对最后期限的迫在眉睫和一个无用的助手，“怒气冲冲地找路对质”。而路回应说：“我付房租，我付电费，我付水费，我付燃气费，伽柏也由我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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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在一次面向一群莱斯大学学生发表的演讲中，康明确承认了伽柏的重要性。“大约一个月前，我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这是我的习惯，”康以此开场，“而一个和我一起工作的人说：‘我想问你一个我已经想了很长时间的问题：你会怎样描述这个时代？’这个人是个匈牙利人，在俄罗斯人进入匈牙利时离开了那个国家。”——换言之，也就是1956年，在伽柏第一次出现在康的办公室大约4年前。[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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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告诉学生们，他当时坐在原处，想了足足10分钟才回答他的问题。“我最后跟伽柏说：‘白色光的阴影是什么呢？’”（不按常理出牌显然是他们共有的谈话方式。）“伽柏有个习惯，”康继续说，“就是重复你说的话。‘白色光……白光……我不知道。’然后我说：‘是黑。别害怕，因为白色的光并不存在，所以黑色的阴影也不会存在！’”康继续谈论光颜色的可能性，从那里开始讲起了童话故事，然后到词语的各种品质——所有这些，都为他即将在普林斯顿进行的3次尚且没有题目的演讲做了思想上的铺垫。“那晚跟伽柏讨论过之后，我想出了自己的题目，”康得意地宣布，并补充说，“拥有这样一个关心一切，而不只关心鸡毛蒜皮小事的人，是多么有价值啊。”从康单方面对这种“讨论”的表述来看，你或许会得出结论，康的题目是来自他自己，而非来自伽柏的任何言语，但对于康来说，这似乎是关键所在：他与伽柏思想之间的薄膜具有的渗透性如此出色，以至于接近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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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柏是个怪人，”理查德·沃尔曼承认，“但路可能从和他的对话中得到了很多。”不过他可能会让那些年到康的公司工作的年轻建筑师感到恼火——路最后一批雇员中的一位女性蕾韩·拉里默（Reyhan Larimer），便因不满伽柏脱掉了自己的鞋子，把鞋扔向了他——而他显然故意留在了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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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柏最初出现在办公室的阶段，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正是康职业生涯中尤其重要的一段时间。由于他的声誉日渐显赫，越来越多的建筑委托来到公司，而其中最重要的2份来自费城，即理查德医学研究中心与密克维以色列犹太教会堂。其中一个刷新了康的声誉，使他跻身第一流的现代建筑师之列；而另一个，则成了他职业生涯中最令人失望的失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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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阿尔弗雷德·牛顿·理查德医学研究中心项目最终之所以会来到康的公司，宾夕法尼亚大学设计学院院长G.霍姆斯·珀金斯的从中斡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委托在1957年年初交到康的手上，而在次年实验室塔楼便已开始动工，而在这时，这个项目扩大到为旁边的生物研究大楼建筑一系列类似的塔楼。尽管康已经在费城建造了其他医院和医学建筑，但这是最高的一座，同时也是第一座使用预制混凝土的建筑。作为一个设计项目，理查德大楼以其容纳了科学家们的实验室与研究室的多层结构中融入清水混凝土及砖墙的大玻璃窗，高调宣告了现代主义，尽管仍有一些古典和纪念性的感觉在承载着排气烟囱的无窗砖塔、楼梯井，和其他“服务”设施中隐约闪现。康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将自己所列举出的意图尽数表达，这件作品也回应了1958年的伯克利问卷当中作为他主要的建筑创新主张之一的内容：“空间规划中‘服务空间’，与‘被服务空间’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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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系列的问答中，康还被问及：“在建筑方面，你是否觉得自己缺乏某种特定的技能或是能力？”他的回答是，“工程与机械方面的技能，不过它们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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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康职业生涯中被其雇用的众多工程师之一，尼克·吉安洛普洛斯对他的这一自我评价非常赞同。“是的，”当被问及康是否真的缺乏这些技能时，他如此回答，“不过他有理解其他人的能力和天赋，因为他有很出色的直觉。他能够通过直觉领会到别人的想法，再把领会到的想法转化成为某种结构。同时他在古典文化和古典建筑方面的基础非常扎实。他知道巨石是如何聚集在一起的，好吧，在某种程度上，预制混凝土也就是把巨大的石头聚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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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是直觉使康在理查德医学大楼的项目上与奥古斯特·考曼丹特第一次合作时，便意识到这位了不起的工程师将会给他带来多大的助益。考曼丹特在50年代中期时已和康相识，当时是因为特伦顿犹太社区的项目，被称为“格斯”的他以转包公司代表的身份出现在路的办公室。那个项目最终并未能完成，不过在1957年，康曾为自己正在介入（最终并未成功），准备用来竞争恩里克·费米纪念竞赛的一个项目，短暂地向他咨询过意见。这一年晚些时候，康带一个学生去一家位于新泽西莱克伍德的混凝土工厂，而考曼丹特在那里做顾问工程师，这让两人有了进一步彼此了解的机会。和康一样，考曼丹特也出生于爱沙尼亚，但与他不同的是，考曼丹特的童年和青年时期都是在德国度过的。战争结束后，他被巴顿将军雇用，在欧洲建桥，同时开展其他混凝土项目。而现在，20世纪50年代，他开始经营自己的咨询事业，专攻预应力及后张预应力混凝土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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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曼丹特之前，康已经同许多工程师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而其中有一个人成为了他一生的朋友和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事：巴黎出生的罗伯特·勒·利克莱斯（Robert Le Ricolais），罗伯特同时还是康的“讨论课”上的常客。勒·利克莱斯以想象力著称，除其他协助外，他还负责提供空间结构的整体构想（尽管在1953年之前，他和康还并未相识，耶鲁大学美术馆天花板的想法可能间接来自安和康，而非直接来自勒·利克莱斯）。他同时还是诗人和艺术家，除了在学校里一同教学之外，康还很乐于在教学时间之外与他见面，他每周都会到勒·利克莱斯在费城的公寓里喝上一杯。不过尽管两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分享近乎崇高的理想主义想法，但罗伯特·勒·利克莱斯却没办法完全满足路在工作当中的一些实际需要。这一部分就需要更加理性、学识渊博的奥古斯特·考曼丹特来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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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决定在理查德医学大楼的项目上邀请考曼丹特担任顾问工程师的同时，他已经雇用了“凯斯特与胡德”公司来负责正式的结构工程设计。所以尼克·吉安洛普洛斯和奥古斯特·考曼丹特发现，在这个以及后面的项目中，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一同工作。“我们相爱相杀了很多年，”尼克说起考曼丹特，“他总是拿到最好的委托，他是天生的胜利者。”不过尽管经常被考曼丹特的性情惹怒，尼克也不得不承认他在工程领域卓越的技术水准。“我毫不怀疑他的才华，”他如此断言，“他的动机另当别论。但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数学家，同时能够在结构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利用数学工具。”尼克认为，他是“一个非凡的工程师”。而且即便考曼丹特很难相处，但康似乎也有办法解决相应的困难。“很多人没办法再雇用他第二次，”吉安洛普洛斯总结道，“但路做到了，因为路有办法对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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