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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路易斯·康于1972年完成这座图书馆以来，这所学校和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埃克塞特曾经是一座男校，现如今已变成男女合校。这无疑产生了很多后果，而从实际层面来看，它意味着图书馆的一半洗手间，即间隔楼层的洗手间，要安排给女生使用。笔记本电脑和网络成为教学中的基本元素，所以图书馆需要为无线网络配置线路，留出一个小小的、可见的突出物——位于中庭柱子上的一个古怪灰色圆盘——而康原本想让柱子保持光裸。和所有地方一样，卡片式索引已经成为过去时。埃克塞特还保留着它可爱的木制索引盒（和图书馆里所有的木制品一样，都是由康亲自设计的），但它们现在仅仅具有装饰功能，成为中庭的主体部分与新建的计算机室之间的视觉屏障。藏书空间则一直够用，不仅仅是因为设计者的未雨绸缪，还在于随着越来越多文本电子化，书库当中的实体书籍越来越少。随着现代科技日新月异，人们不再需要拿着书籍走到光线下阅读，因为屏幕本身便是背后发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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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不可能预见到这一切，但他设计的建筑却像以前一样有用且重要。它仍旧是埃克塞特校园内的中心角色，不仅对在此工作的工作人员而言如此，对学校的教职员工、学生，乃至经常到这里来的居民们来说亦是这样。音乐会和公共活动会在中庭举行，每逢那样的时刻，图书馆就仿佛一个大房间，声音一直传到最高层。在白天和晚上的不同时刻，个别学生会在4层的特别馆藏室占据一整张桌子，享受奢华的独处，而其他学生可以窝在沙发里消磨时光，也可以小声与人讨论，或是在自己的阅读卡座里学习。偶尔这里也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比如舞蹈专业的同学们自发的表演。这里还曾进行过一次小型的过夜行动，由现任图书馆馆长盖尔·斯坎伦（Gail Scanlon）监督进行。“这里很怪异，”她说，“在夜里你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但并不吓人，因为这里也很舒服，它的中间一层实际上是一个由书围成的环——仿佛胳膊将你环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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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坎伦对电力及机械设备有些不满。由于供暖和空调系统的缺陷，这里经常太冷或是太热。深埋在墙壁内的管道有些破损，有时会散发出污水的味道。高高的天花板上及其附近的灯泡和管道口几乎无法触及。她办公室里的火炉虽然很好看，但每每点燃，总会向其他房间散发烟雾。但在她看来，这座图书馆依旧是一个非凡之地。“整个空间很漂亮。光线很灿烂。”她评价道。她也对人们可以从这里发现不同的空间感到惊喜。“越往上走，便越会有一种近乎庄重或是严肃的感觉。”斯坎伦评价道，“地面1层是最充满生气的：报纸、等离子屏、食品活动、展览。”在中庭1层——她办公室所在的楼层——则是服务台、索引卡片，以及电脑、几把舒服的椅子、几张正对前窗风景的大理石长椅、一台大钢琴，还有一张下面铺着波斯地毯的桌子。随后，“当你来到比书库高一点的位置，周围愈发安静，更多人是为学习钻研而来：一个人或是一组人。而在顶层，到了特别馆藏室，那便是一个更加幽静的空间”。在每一层楼上，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空间的特定属性，还始终能体验到室外空间的状态。“光线会变化。秋天简直美极了。”斯坎伦说，当时是在冬天，“而到开始下雪的时候，你能听见人们在往窗边跑，而一旦下起糟糕的暴风雪，楼上便会有回音。你总能感受到外面是怎样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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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尔·斯坎伦只在埃克塞特学院图书馆工作了几年，她的一位同事，德鲁·加托（Drew Gatto）在这里工作了超过10年，他与这栋建筑及其设计师之间，有一种异常的亲密感。“设计这些阅读卡座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是把学生们放在了心里，精神上同他们一体。”加托说，“在所有建筑师当中，没人能比路易斯·康更理解光。”他讲了一点自己经历过的轶事：“我记得有一次，5月末还是6月末，我在3层整理书架。光线穿过窗户，照射到阅读卡座的位置。突然间我感觉自己仿佛沐浴在阳光中；好像有一束光打在我身上，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这非常”——他停顿许久，仿佛他正在描述的回忆，无法用语言准确表达——“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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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托对自己工作的这一空间有着很清晰的思考。他谈到它“在某种实用主义，而非艺术当中，勾勒美与对称”——这是一个能够让康满意的概念，他经常贬低“所谓的美丽”，同时坚持“不展示其创造过程的空间不是空间”。加托还谈到建筑材料的沉重，以及光本身是如何将其抵消的。他还指出“那些圆形开口会让建筑趋于柔和，因为建筑本身是方形的”。在这一点上，他似乎与这位建筑师心有灵犀，后者总喜欢谈到“墙不喜欢开口，开口会让它生气。你给它开一个口，它会哭的。只有当你的开口恰到好处，它才会觉得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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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允许人们看到其全景的结构，与其恰到好处的开口，注定了看与被看的过程被着重强调，而加托认为，当新生登上宽大的洞石台阶，他们会感到有一点害怕。“当你走上楼梯时，不可能感觉不到自己正在被观看。”他指出，“所有的知识都在回看你，而人们也在注视你：这种威慑感这所学校也有。”当被问及对4楼那些能往下“看”中庭的令人眩晕的敞开的窗子的感觉时，他说他觉得那景象带给人的是振奋，而不是惊吓。“我觉得自己仿佛逃离了某些东西，”他说，“因为图书馆里几乎没有人能看见我，但我却能看见他们。我不觉得这很可怕，因为有这么多的混凝土来保护我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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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他的身体位于所有那些混凝土之间这一点，让加托抵达了康设计的中心。从逻辑上讲，这些巨大建筑应该让人感到威胁——被压碎的可能，或者是某种程度的压迫。然而在这里，人们却会感到振奋。仿佛承载如此重量的重负并没有压迫着你，反倒将你抬升。德鲁将此描述成“这座建筑仿佛在飘浮，像在空气中或是在水上的一艘巨大的邮轮：我们双脚离地”。而对于他来说，这种感觉和另一种感觉相辅相成，它们同时作用，令这座图书馆成为一个令人满意的场所，无论是工作、阅读，还是仅仅静坐沉思：一种“重心并非在我们之下，而在上方的感觉。整座建筑，它巨大的‘X’、地基，猛然间翻转到我们之上，我们身下则明快无比”。那么我们身下的明快，究竟是沉重的反义词，还是黑暗的对立面呢？在一栋设法让视觉与其他感官界限模糊的建筑中，我们不可能得到确切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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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埃舍尔（Maurits Cornelis Escher，1898—1972），荷兰版画家，其作品以时常出现的“不可能存在的可能几何结构”即“矛盾空间”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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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克博士造访核桃街1501号办公室。”这是1962年3月1日的办公室日历上唯一一条信息。地址下面画了线，因为它标记着一个全新的开始：这是发生在新办公室里的第一次约见，路易斯·I.康建筑公司终于从它原本狭小的办公室搬到了5个街区以外。新的办公地点位于第15大街和核桃街的拐角，康和他的雇员的办公空间占据了2层楼，而非原本的1层。而由于这座坚固的灰白色石造建筑在西侧凸出了整整一层，因此整个顶层可以难得地被阳光笼罩。康的办公室位于5层，紧挨着狭长的绘图室。绘图室占据了凸出的位置，天花板很高，两侧高大的窗户为它提供了充分的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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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女儿阿莉克斯此时刚满8岁。但她对两处办公室记得都很清楚。“他住在——口误——在我很小的时候，他是在第20大街和核桃街的拐角工作，在一座2层建筑的第2层。”她回忆道，“后来，他从那里搬到了核桃街1501号。”这个新的办公地点时说，刚好位于费城市中心的街区，有一家时尚男装店位于办公室所在的十字路口的斜对面，而它的正对面则是“布彻与辛格”证券行，透过它正面大大的玻璃窗，可以看到里面的老式股票行情带。但这种奢华的陪衬，并不是一个孩子会注意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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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那里的气味，像是黏土、铅笔和纸的味道混合在一起，”阿莉克斯谈到她父亲的最后一个办公地点时说，“味道不错，有一点甜，像是人们在工作时发出的气味。那里并不精致——只是个很大的空间。他自己的办公室有点小，不过有一个很棒的大窗户。办公室在角落里，像是个备用房间。里面有一张浅色的木桌子和一些曲木椅。他有一张彩色的铅笔速写，是一位名叫多西的建筑师画的——只是一张彩色的、生动的速写，大概24×30大小[1]——贴在墙上。他的书到处都是，角落里还有一张小毯子，他偶尔会在上面睡一小会儿。还有一些东西放在窗台和架子顶上，那里的东西常常变化；也许是他去别的什么地方，人家给他东西，他就带回来放到窗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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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事业，此时依旧处在积累阶段。1962年3月，康刚刚搬进这里，主要把这个新办公空间当作接待最重要客户的正式场所。实际上，正是由于萨尔克项目的稳定收入（还包括其他项目上的进账，包括罗切斯特唯一会教堂、尼亚加拉瀑布城的金刚砂厂、玛格丽特·埃谢里克私人住宅，以及大费城地区的夏皮罗住宅，再加上刚刚着手进行的韦恩堡和布林莫尔委托），康才有机会获得这间更大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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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他在经济状况方面的改善，清楚地体现在那年春天他和艾丝特共同的退税单上。康的建筑执业收入达到了惊人的366309美元——相比于他在4年前报税时的66757美元有了很大的飞跃。更重要的是，路在1961年充足的收入，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赢利。在这一年，他填报了28445美元的应税收入，而有整整13713美元，将近一半，是来自康的建筑公司。考虑到他在职业生涯的前20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赔钱——赔钱的部分总需要艾丝特担任医疗技术员的稳定收入来抵，而近期路担任建筑学教授的年薪也很少能超过13000美元——可以说，这一年，他在赚钱方面的能力有了极大的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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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克生物研究所项目在收益方面占到了很大的比重（实际上，它将是康一生当中唯一赢利的项目），但在康看来，这并不是它的主要价值所在。康在金钱问题上的马虎是众所周知的。“那是一位糟糕的商人的照片。”他曾如此谈论办公室里挂着的一张自己的照片。他的雇员认为这里尽管包含着自我嘲讽的意味，但也不乏自豪感。乔纳斯·萨尔克提供给他的东西，确实远超这个项目的金钱价值。这是一个与富于同情心和智慧的合作者合作，尝试革新性想法的大好机会。这个机会可以让他建造一些可能奇怪的、出人意料的，同时又持久而实用的美丽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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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两个男人在1959年头一次见面时，建筑师路易斯·康刚刚得到认可，而乔纳斯·萨尔克已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流行病学家，因成功研制出脊髓灰质炎疫苗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萨尔克最近决定要建造自己的生物研究中心，而圣地亚哥城则免费提供给他一个可以俯瞰太平洋的极佳场地，总面积达11公顷。建筑的费用由萨尔克的赞助者，抗击脊髓灰质炎方面的“同盟军”出生缺陷基金会（March of Dimes）提供。在场地与资金都得到了保证的前提下，萨尔克唯一需要做的，只剩下为这个项目寻觅一位合适的建筑师。他的一位科学家同事在听过康在卡内基·梅隆大学200年庆典上有关理查德项目的演说后，告诉萨尔克，此人或许能在他挑选建筑师的过程中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于是1959年12月，萨尔克来到费城，和这位潜在的顾问见了面，并参观了理查德医学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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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高大的覆砖建筑并没有让他留下太过深刻的印象（在完成之后，它反倒成了在其中工作的人苦恼的根源），但萨尔克和康在私下里却一拍即合。两人都来自东欧犹太裔移民家庭，而且和康一样，萨尔克同样在东海岸一座大城市——纽约的贫民区长大。然而共同的成长背景，还并不足以说明两人瞬间便形成的意气相投。这一点，也许更多还是和两人都是现实主义者，同时又心怀强烈的理想主义有关。“我发觉和他在一起，是一种很温暖又很让人振奋的经历。”萨尔克说，“他是那种——有诗意的、有神秘感的人——总会让我的内心感到温暖。”而在一开始，两人便可以平等地对待彼此，尽管距离显而易见，无论是年龄（康要比他大上13岁），还是地位（萨尔克肯定要更加知名，也更成功）。“我不得不说，我们两个人对彼此是同样尊重的。”萨尔克在两人共同完成这一项目后评价说，“正因如此，我们才能一同渡过许多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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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对于这段关系的看法尤甚于此。“要是你问我最喜欢的客户是谁，”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说，“有一个名字会立刻浮现于心，那就是乔纳斯·萨尔克博士。萨尔克博士认真地倾听我的思考，严肃考量我实现这栋建筑的方式。他倾听的时候比我自己都仔细，然后他会把这一切都记在心里。在我们做调研的时候，他会不断提醒我一些尚未开展的前提。这些在他看来重要的前提，也是他自己思考问题时的基础。从这个角度上说，他和我一样，也是这个项目的设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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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次见面后不久，两人便一同前往拉荷亚参观将要用于建设的场地——这是萨尔克第二次来到这里，康则是第一次。那是在1960年1月。在没有任何正式讨论的情况下，康的身份便从“顾问”转变成了这个项目的建筑师。到这一年的3月，康的办公室便拿出了一份建筑模型，供萨尔克在公众面前宣传这一项目。到11月圣地亚哥政府在计划书上签字确认，康的公司便迅速投入实际的设计进程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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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个月之后，1962年3月，设计已经经历了一次重大修改，从理查德式的8座高塔组合，转变成了更适合该地点的、高度更低的方案，包括围绕2座花园庭院分立的2组2层楼高的实验区。而除了实验室，这个方案里还包括了一个“村落”（一组位于主建筑群南部、供来访科学家居住的公寓），以及北端一个名为“聚会所”的巨大公用建筑。第一次和康讨论他计划当中的研究中心时，萨尔克提到他希望这是一个能够吸引毕加索前来的地方，换句话说，是一个最好的艺术与最顶尖的科学自由融合的场所，而“聚会所”正是康对于这一想法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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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曾和他在理查德项目上共事的工程师奥古斯特·考曼丹特和弗雷德·杜宾再度合作，康选择了“折板方案”，取代此前的高塔计划。这个名字来源于“V形空心梁”，它负责承载管道和其他功能，被设计成围绕着全部的实验室区域铺设的形态——经过折叠的空心梁，就好似一张被折叠过的纸，可以承载更大的重量。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工程设计，参与了这一项目工作的康的同事，无论是建筑师和工程师，都对它赞不绝口。1962年1月，当萨尔克来到费城时，他们骄傲地向他展示了这一计划。当萨尔克表达了一些批评后，他们又在3月份向他展示了修正后的方案。一切似乎都在朝着付诸实践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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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这个项目再次发生重大转向。3月27日，在加利福尼亚南部，为甄选建筑团队，萨尔克和康会见了一位潜在的承包商。这一天晚些时候，在开过会之后，萨尔克博士一个人在工地上散步。“那是在黄昏时分，”他回忆道，“我试着想象这栋建筑会是什么样子，而我必须要说，我突然觉得很郁闷。”第二天，3月28日，康和萨尔克按照计划前往旧金山，向项目的赞助者汇报当前进度。“好吧，在第二天早上的飞机上，我告诉路，我们得推翻重来了，”萨尔克博士说，“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现在这个计划。我向他简单说了我不喜欢的部分，也跟他说了我觉得需要加进来的东西。”萨尔克的厌恶，主要集中在两座庭院的过于狭小，正如他形容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庭院，只是两条过道”——还有实验室建筑过分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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