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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事业，此时依旧处在积累阶段。1962年3月，康刚刚搬进这里，主要把这个新办公空间当作接待最重要客户的正式场所。实际上，正是由于萨尔克项目的稳定收入（还包括其他项目上的进账，包括罗切斯特唯一会教堂、尼亚加拉瀑布城的金刚砂厂、玛格丽特·埃谢里克私人住宅，以及大费城地区的夏皮罗住宅，再加上刚刚着手进行的韦恩堡和布林莫尔委托），康才有机会获得这间更大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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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他在经济状况方面的改善，清楚地体现在那年春天他和艾丝特共同的退税单上。康的建筑执业收入达到了惊人的366309美元——相比于他在4年前报税时的66757美元有了很大的飞跃。更重要的是，路在1961年充足的收入，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赢利。在这一年，他填报了28445美元的应税收入，而有整整13713美元，将近一半，是来自康的建筑公司。考虑到他在职业生涯的前20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赔钱——赔钱的部分总需要艾丝特担任医疗技术员的稳定收入来抵，而近期路担任建筑学教授的年薪也很少能超过13000美元——可以说，这一年，他在赚钱方面的能力有了极大的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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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克生物研究所项目在收益方面占到了很大的比重（实际上，它将是康一生当中唯一赢利的项目），但在康看来，这并不是它的主要价值所在。康在金钱问题上的马虎是众所周知的。“那是一位糟糕的商人的照片。”他曾如此谈论办公室里挂着的一张自己的照片。他的雇员认为这里尽管包含着自我嘲讽的意味，但也不乏自豪感。乔纳斯·萨尔克提供给他的东西，确实远超这个项目的金钱价值。这是一个与富于同情心和智慧的合作者合作，尝试革新性想法的大好机会。这个机会可以让他建造一些可能奇怪的、出人意料的，同时又持久而实用的美丽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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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两个男人在1959年头一次见面时，建筑师路易斯·康刚刚得到认可，而乔纳斯·萨尔克已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流行病学家，因成功研制出脊髓灰质炎疫苗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萨尔克最近决定要建造自己的生物研究中心，而圣地亚哥城则免费提供给他一个可以俯瞰太平洋的极佳场地，总面积达11公顷。建筑的费用由萨尔克的赞助者，抗击脊髓灰质炎方面的“同盟军”出生缺陷基金会（March of Dimes）提供。在场地与资金都得到了保证的前提下，萨尔克唯一需要做的，只剩下为这个项目寻觅一位合适的建筑师。他的一位科学家同事在听过康在卡内基·梅隆大学200年庆典上有关理查德项目的演说后，告诉萨尔克，此人或许能在他挑选建筑师的过程中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于是1959年12月，萨尔克来到费城，和这位潜在的顾问见了面，并参观了理查德医学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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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高大的覆砖建筑并没有让他留下太过深刻的印象（在完成之后，它反倒成了在其中工作的人苦恼的根源），但萨尔克和康在私下里却一拍即合。两人都来自东欧犹太裔移民家庭，而且和康一样，萨尔克同样在东海岸一座大城市——纽约的贫民区长大。然而共同的成长背景，还并不足以说明两人瞬间便形成的意气相投。这一点，也许更多还是和两人都是现实主义者，同时又心怀强烈的理想主义有关。“我发觉和他在一起，是一种很温暖又很让人振奋的经历。”萨尔克说，“他是那种——有诗意的、有神秘感的人——总会让我的内心感到温暖。”而在一开始，两人便可以平等地对待彼此，尽管距离显而易见，无论是年龄（康要比他大上13岁），还是地位（萨尔克肯定要更加知名，也更成功）。“我不得不说，我们两个人对彼此是同样尊重的。”萨尔克在两人共同完成这一项目后评价说，“正因如此，我们才能一同渡过许多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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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对于这段关系的看法尤甚于此。“要是你问我最喜欢的客户是谁，”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说，“有一个名字会立刻浮现于心，那就是乔纳斯·萨尔克博士。萨尔克博士认真地倾听我的思考，严肃考量我实现这栋建筑的方式。他倾听的时候比我自己都仔细，然后他会把这一切都记在心里。在我们做调研的时候，他会不断提醒我一些尚未开展的前提。这些在他看来重要的前提，也是他自己思考问题时的基础。从这个角度上说，他和我一样，也是这个项目的设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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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次见面后不久，两人便一同前往拉荷亚参观将要用于建设的场地——这是萨尔克第二次来到这里，康则是第一次。那是在1960年1月。在没有任何正式讨论的情况下，康的身份便从“顾问”转变成了这个项目的建筑师。到这一年的3月，康的办公室便拿出了一份建筑模型，供萨尔克在公众面前宣传这一项目。到11月圣地亚哥政府在计划书上签字确认，康的公司便迅速投入实际的设计进程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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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个月之后，1962年3月，设计已经经历了一次重大修改，从理查德式的8座高塔组合，转变成了更适合该地点的、高度更低的方案，包括围绕2座花园庭院分立的2组2层楼高的实验区。而除了实验室，这个方案里还包括了一个“村落”（一组位于主建筑群南部、供来访科学家居住的公寓），以及北端一个名为“聚会所”的巨大公用建筑。第一次和康讨论他计划当中的研究中心时，萨尔克提到他希望这是一个能够吸引毕加索前来的地方，换句话说，是一个最好的艺术与最顶尖的科学自由融合的场所，而“聚会所”正是康对于这一想法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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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曾和他在理查德项目上共事的工程师奥古斯特·考曼丹特和弗雷德·杜宾再度合作，康选择了“折板方案”，取代此前的高塔计划。这个名字来源于“V形空心梁”，它负责承载管道和其他功能，被设计成围绕着全部的实验室区域铺设的形态——经过折叠的空心梁，就好似一张被折叠过的纸，可以承载更大的重量。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工程设计，参与了这一项目工作的康的同事，无论是建筑师和工程师，都对它赞不绝口。1962年1月，当萨尔克来到费城时，他们骄傲地向他展示了这一计划。当萨尔克表达了一些批评后，他们又在3月份向他展示了修正后的方案。一切似乎都在朝着付诸实践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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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这个项目再次发生重大转向。3月27日，在加利福尼亚南部，为甄选建筑团队，萨尔克和康会见了一位潜在的承包商。这一天晚些时候，在开过会之后，萨尔克博士一个人在工地上散步。“那是在黄昏时分，”他回忆道，“我试着想象这栋建筑会是什么样子，而我必须要说，我突然觉得很郁闷。”第二天，3月28日，康和萨尔克按照计划前往旧金山，向项目的赞助者汇报当前进度。“好吧，在第二天早上的飞机上，我告诉路，我们得推翻重来了，”萨尔克博士说，“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现在这个计划。我向他简单说了我不喜欢的部分，也跟他说了我觉得需要加进来的东西。”萨尔克的厌恶，主要集中在两座庭院的过于狭小，正如他形容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庭院，只是两条过道”——还有实验室建筑过分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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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己的公司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都专注在这个折板计划的设计中，但康从萨尔克的批评当中感受到了诚意。作为一位建筑师，他总是喜欢中途易辙，即使是在项目将要完成的情形下，只要他发现还有更好的设计可以付诸实践。这是他最具标志性的做法之一，让他感觉很好，却经常让他的雇员和客户们感到沮丧。“他总是非常谦和地说，这会让他有机会建造一栋更加伟大的建筑。”萨尔克随后谈道。康很快就想出了一个方案，这一方案也成了修正后的计划——呈镜像排列的6层楼高实验室，排布在成排的研究室塔楼后面，而后者又在唯一的开放空间之间，彼此一一向对——几个月之后，这个方案终于得到了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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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折板计划出局时，许多年轻人都灰心丧气。”弗雷德·兰福德（Fred Langford）说，他当时刚刚来到康的公司，“但我是个年轻的新人，我并没有失去兴趣。于是我们得到了空腹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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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福德指的是新方案中关键的工程元素：长长的、柔韧的梁，它经由奥古斯特·考曼丹特改造后，使得开放实验室和全高的服务楼层同时成为可能。据说萨尔克博士看到这些空腹式的填隙楼板的设计图时很喜欢它们，因为这部分设计令他想到一些从生物学当中了解到的内容——中胚叶层通过下层组织，与外部表皮分离。空腹桁架已经在理查德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考曼丹特又特意为萨尔克项目做了延长与加固。“这有利于应对地震，”兰福德指出，“就像考曼丹特说的：（这里他用了工程师独具一格的德国—爱沙尼亚口音）‘它肥常像喝坠了的水叟一样东摇西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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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施工准备就绪，康派出了两个年轻的雇员到拉荷亚监督项目的进程。弗雷德·兰福德当时34岁，而杰克·麦卡利斯特只有28岁。杰克从1955年便开始兼职为康工作，1956年开始全职，他以“问题解决者”的身份闻名。“杰克成长很快。他能够让我们摆脱困境。”在一次主要来自财务方面的危机爆发时，康如此说道。弗雷德在1961年才加入公司，但他身上的某些东西令他赢得了康的信任。也许是他很容易和人相处。也许因为他是办公室里少数几个似乎完全接受了萨尔克项目新方案的设计师之一。还有可能是因为他出色的草图绘制能力，这一点一定让康印象深刻。“他会看着我画的东西，然后对其他人说：‘这家伙会画画！’”兰福德咧嘴笑着说。无论如何，弗雷德在费城办公室工作了还不到一年的时候，康便决定把他送到加利福尼亚。“弗雷德，你去吧，好好干。”康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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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到兰福德在成为建筑师之前，曾在工地工作时，康问他：“弗雷德，你对混凝土了解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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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所知。”弗雷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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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一样。”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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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建筑师，他们已经对这种材料有了很充分的了解，尤其是外行人所不清楚的区别：混凝土和水泥之间的不同。混凝土，正如兰福德随后指出的：“是一切：沙子、石头和水泥。水泥是基质，是你的药粉。它来自于石灰石。你把它磨碎，放到炉子里加热，直到变成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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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康很快便意识到，这种水泥粉末的颜色可能会有很大差异，而这又会影响到最终得到的混凝土的颜色。“路并不喜欢他在加利福尼亚看到的最初样品——它们太蓝了，太绿了，不够温暖。”兰福德说，“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打电话给其他水泥厂，让他们给我们送来其他样品。我们从，哦，10个或者12个地方采集到了样品，终于有一种的颜色是暖色调的——类似于桃红色——来自圣克鲁斯。它们被加进了其他东西，一种叫粉煤灰的粉末，从而达到了路喜欢的颜色。”康一定知道：一种相似的混合物，即火山灰，在罗马人建造万神殿和圆形竞技场时得到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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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这个项目上与路紧密协作的人们，很清楚他对于古迹的热爱，以及对混凝土的感情。“永恒性——他喜欢古城堡、古代罗马建筑以及圆形竞技场的理念。”兰福德评价道。实际上，康似乎会被一切古老的、遗迹性质的事物吸引。有一次，在与弗雷德谈论位于加利福尼亚的西班牙古修道院遗迹时，他说：“实际上，它们目前所处的休眠状态本身，正是一种美。”而这也是他在自己的作品里积极寻求的一种效果。按照杰克·麦卡利斯特的说法，混凝土帮他实现了这一诉求。“路喜欢遗迹，”麦卡利斯特说，“而通过混凝土，在某种程度上，建筑在它被建造以前，便已经是一处遗迹。”但杰克同时也认为，康对形式和材料的理念，令其对混凝土的热爱拥有合理性。“路热爱混凝土，是因为它质地坚实，”他总结道，“钢制建筑没有这种质地，是因为结构消失了。而通过混凝土，你可以看到结构。在建筑尚未建成时，它已然是一种建筑——无须完成，无须别的什么加在它上面——因为你已经可以看到它未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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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让混凝土抵达路易斯·康和乔纳斯·萨尔克理想的状态的这条路上，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最终可能是两个男人的完美主义情结，让萨尔克研究所选择了特殊种类的建筑混凝土。在一开始，他们便同意对混凝土进行现场浇灌处理，这样能使混凝土在结构中更加牢固，同时令其在视觉方面显露出比任何预制材料都更加独特的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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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要容易得多——你可以在最终到位之前，剔除掉一些东西。而现场浇灌需要更多技巧。”兰福德指出，“预制相当于乐高积木组合，而非整体塑制品：整体塑制品建造起来更困难，但到最后更坚固。路更喜欢现场浇灌。”在弗雷德看来，部分原因是预制看上去“更像是机器所为”，而康总是希望他的建筑看上去像是出自人类之手——即便，或者说尤其是材料像现代混凝土这样，带有明显工业外表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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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出色完成现浇混凝土，关键在于模板，包括浇筑混凝土的胶合板结构，其于混凝土开始干燥和固化的时候需要被剥离。弗雷德开始一门心思地设计模板，来满足康想要的效果。而在弗雷德到达拉荷亚工地现场时，使用聚氨酯树脂而非油脂来涂胶合板的决定已经做出了。由于其材料本身的敏感性，使用了树脂涂层的混凝土更容易“渗漏”，一些角落位置已经开始有水泥颗粒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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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想要完美的角落，大多数建筑师都会选择使用斜面。”弗雷德说，他指的是经常被用来软化建筑边缘的角落对角线切割方法。“一个斜面可以承担稍多一点的出血现象，但那并不是康想要的。他喜欢让光与影都得以固定的构想。”然而，尽管他坚持边缘是锐利的90度角，康依然表明他不想要任何的渗漏，因为那会对混凝土成品的质量造成影响。“它会成为一块伤疤。”兰福德指出，所以在整个模板设计的过程中，他一直在与渗漏现象作斗争，甚至因此发明了一种新的模板，可以让木框架在角落处更加坚固和严密。他还希望可以通过节省胶合板模板来节约开支，因为胶合板剥落的同时也经常会分崩离析。“我的目标是通过清晰地展现混凝土来让路满意，同时尽可能让胶合板重复利用。”他说。而在这方面，弗雷德最终也获得了成功——实际上是大获成功，他最终为用以保护胶合板模板的橡胶块体系申请了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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