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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妈妈，我知道阿莉克斯。”苏说。（“能把我知道这件事说出来，我轻松多了。”她随后回忆道。）她妈妈随后告诉她，楼下那个男人是哈莉特的哥哥，他希望艾丝特跟康离婚，这样路就能娶哈莉特了，毕竟哈莉特已经怀了康的孩子。艾丝特坚定地让他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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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会好奇这一事件对他们的婚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艾丝特跟康讨论过这次正面交锋吗？甚至说她是否曾提及自己知道其他孩子的存在——首先是阿莉克斯，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我觉得他们一定谈过。”苏·安在多年后谈道，“在那时候人们不会轻易离婚，他们会着手解决问题。两个人在同一张双人床上睡了40年。”她停了一下，回忆自己母亲的性格。“她是个很能干的人，”她总结，“她一辈子都在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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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夏天，康比以往更需要妻子的支持，因为他在7月份做了眼部手术。多年来，他的视力越来越差。他想起了母亲过去戴的蓝色眼镜，还有她写给他的信，从30年代初清晰娟秀的字体，到40年代时变得又大又潦草。他一度担心自己会慢慢失明，但医生告诉他，他的视力问题只是白内障引起的，完全可以通过手术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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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是在费城的威尔斯眼科医院进行的。为了准备手术，康特意空出了几个星期的时间。“7月2—9日，康夫人将待在家中。”办公室7月份的日历最上面写着这样的内容，表明她会负责回答任何来自办公室的关切和询问。“无来电”则写在7月3日和4日的下面。除此之外，这个月的日历一片空白，只有13日有一则提醒说上午9点30分，在布林莫尔有一次会面。也许是有人替康去了。在24日，工作终于回到了正轨，路上午9点和来自韩国的访问者在埃谢里克住宅见面，然后共进午餐。到下一个周末，康返回了工作岗位，和乔纳斯·萨尔克在马里兰和匹兹堡见面。但他的视力要花上几个月时间才能完全恢复，而在那之前，他只能佩戴厚重的框架眼镜，这使得他的眼睛显得非常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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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日历上显示的2个项目，埃谢里克住宅和布林莫尔，是与萨尔克生物研究所项目同时的委托当中相对重要的2个。它们之所以重要，部分原因是最终产生了实际的建筑，而不像他的公司在那些年里接手的大多数项目那样毫无结果；同时这2栋建筑都位于费城地区，而他的建筑其实很少建在这座城市。那个7月，布林莫尔校舍的设计仍处在初始阶段，而埃谢里克住宅则刚刚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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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职业生涯中完成的9座私人住宅作品当中，埃谢里克住宅可能是最吸引人的一座。这栋住宅是他为玛格丽特·埃谢里克设计并建造的。埃谢里克女士单身，当时40出头，在费城经营一家书店，和自己的双亲共同生活。玛格丽特是艺术家沃特·埃谢里克的侄女，同时还是建筑师乔·埃谢里克（Joe Esherick）的姐姐，而这二位都是康的朋友。当1959年康同意为玛格丽特操刀设计她的新住宅时，他也同意了与沃顿·埃谢里克合作——这一安排造成了一定的紧张和拖延，不过项目最终还是顺利完成。到最后，康一个人完成了大部分工作，而沃顿·埃谢里克完成了对厨房的设计，其中包含了高迪式[3]的弧形料理台，一个铜制的水槽，还有怪异的木制碗柜，它们身处其他由康设计的严肃审美元素之中。沃顿还找到了一块巨大、粗糙、略微变形的木头，把它安置在了客厅和楼梯间之间作为间隔——康并不会做这样的设计，但他能够将它融入自己的设计环境中，甚至使之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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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谢里克住宅是一栋2层的单卧室小型住宅，位于栗树山公园旁边一片广阔而茂密的森林当中，那里是整个费城最时尚的住宅区之一。如果从街道上看过去，这栋建筑并不吸引人。平屋顶、灰泥覆盖，开窗的位置也很奇怪，狭窄的青铜栏杆阳台直接坐落在半隐蔽的门口之上，散发着对现代主义的反叛气息。只有当你涉足其中时，它的美丽才会开始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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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间小门厅的右边，经过优雅而简单的橡木楼梯，有一间双层楼高的起居室，和整个房子的宽度同长。在白天，光线从3个侧面涌进这个房间，每一小时都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从人行道的方向，可以窥见一扇狭窄、垂直的前窗，它从里面看实际上是房间内的内置书柜之间的缝隙，与上面一扇更大的水平窗户形成了一个T字形。在长长的侧边，有一扇更宽的竖窗，从壁炉上方一直延伸到屋顶，一根宽度小于竖窗的混凝土烟囱立于距离侧边外墙30厘米处，烟囱两侧林地的景色尽收眼底——而不断变幻的日光洒在光滑的混凝土墙面上，令处于充满生命力的绿幕之间的灰色面板富于生气。在房子后侧，面对着私人花园和更远处的公园绿地的窗户几乎占满了整面墙，它们被巧妙地安置在各种尺寸的木框之内。被安排在木制框架里的百叶窗，提醒你40厘米深窗洞的舒适宜人。房子前后侧的这些窗户都可以开闭，这意味着在夏天，阵阵微风可以为这间长而高的房间送来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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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的房间也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一间宽度、深度皆和客厅等长的卧室中有一面矮墙，里面安置了康亲自设计的迷人衣橱；在豪华的浴室，浴缸面对着边上的壁炉（这是客户特别要求的）；此外，女主人和客人们可以透过一条长廊俯瞰美丽的客厅。但还是1层的房间，令光线充满其间的窗户，以及大胆的挑高，令这栋房子成为康最初的伟大成就之一。在这之前，他曾设法在一栋建筑的局部里，表达自己独一无二的想象力——比如耶鲁美术馆包含了三角形上升楼梯的混凝土圆柱，或是特伦顿浴场木屋顶中的开放式金字塔顶，令屋顶奇迹般地悬浮在天空之中。但埃谢里克住宅，可能是第一栋完整展现了他对于一个人能够从封闭空间中获得的乐趣之敏锐理解的建筑。和他在生命末期完成的那些更大、更宏伟的作品一样，这座小房子可以提供给它的住户以旺盛的生命力，以及得到庇护的亲密感。玛格丽特·埃谢里克一定也有相同的想法，否则她不会坚持一定要在房子尚未完工时，即1961年10月搬进来。她在这里仅仅住了6个月，便于次年4月突然辞世。而这栋房子的建造工作却仍在继续，1962年7月，康的会面对象很可能是一位景观设计师，他还未完成花园的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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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埃谢里克住宅是他的主要成就之一，那么布林莫尔学院的埃德曼大楼——一个更庞大、更奢侈的项目，令他可以在随后多年里增加更多雇员——则至少是一次“局部意义上的失败”。这是他在安·婷的协助下设计的最后一个项目，也许其中的一些问题正是由他们不断恶化的关系造成的。一向喜爱精确几何结构的安希望卧室可以排布成八角形，以分子式结构依偎在建筑物周围。但康更喜欢T字形和矩形的联锁式结构，让一些房间有宽大的窗户，而另外一些则有窄一些的。在安的设计中，女生的房间都是相同的；而康却把它们设计得优劣分明。在1960年以来与布林莫尔方面的每一次会议中，康和安都会带上相互竞争的方案出席，然后争论，再在下一次会面前着手修改。冲突摆到台面上，不仅仅对客户造成了影响。“有两支团队，安的团队和康的团队。”理查德·沃尔曼谈到这一时期办公室中的形势，“那个时候办公室里相当可怕。”终于，在感受到了大家的不安与不适之后，路告诉安，方案竞争该告一段落了：只有一份方案会在每一次与布林莫尔方面的会面当中被提出，而这份方案只能是他的。从那之后，她便不再参与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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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最终完成的建筑当中不尽如人意之处，不止不够平等的卧室。尽管大堂当中有一个优雅的、自然光照明的中庭，其间点缀着迷人的裁切形状，但建筑内部的其他部分却给人狭小阴暗之感。对角线的棱角分明与混凝土墙的粗糙不平结合在一起，给人以冷漠的、非人性化的感觉。甚至就连地面1层拥有砖制烟囱和木制地面的壁炉空间，也无法让这个公共空间变得温暖。除此之外，康为外立面选择的石板被证明孔洞过多，最后不得不用一层光亮的涂层密封，才能防止其渗漏和风化，而这个补救措施又使得整栋建筑仿佛被深灰色的丙烯酸包裹。但真正严重的问题，是布林莫尔的学生讨厌这栋宿舍。这些第一次离开父母的孩子们，无法从这个现代主义实验的产物当中找到任何家的感觉。在1965年它完工后的几十年里，埃德曼大楼始终是这里的新生最末的入住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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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1962年7月，大多数问题尚未到来，而康的大多数雇员都为布林莫尔项目匀出一部分时间，为1963年春天的投标日期而奋战。当康在白内障手术后回到办公室，至少有十几个建筑师和绘图员在他的办公室里工作。到这年年底，雇员的数量增加到了20多个。此后，办公室里的人数便在这个范围内波动。“同时有很多大项目，人却很少。”60年代中期为路工作的戴维·斯洛维奇评论道，“路有自己的节奏。”弗雷德·兰福德确认了每项工作分配的人很少这一事实，表示“我们工作很多个小时。在为他工作的6年里，我一周要工作60到70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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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晚些时候因埃德曼大楼项目加入公司的埃德·理查德，对康安排工作进程的方式有自己的看法。和其他雇员一样，他明白这本质上是一间“一人公司”，由康一个人发布设计指令。但这个体系当中低下的效率令他感到很困扰。“他一次只能真正进行一个项目，因为他太投入了。”埃德评价道，“和萨尔克项目比起来，布林莫尔那边简直就像是后妈养的。”而当手头的项目上了轨道，他会“领养”其他项目，而不考虑规模和成本问题。“路是为了建筑本身工作的。”理查德指出，“实际上，花的时间一多，任何大的团队都会在住宅或是教堂项目上赔钱。想赚钱的话，你得把所有项目都做成公寓楼那样的重复工程。我的理解是，对路来说，他只在萨尔克一个项目上赚了钱。”——而这可能是因为，萨尔克项目是按小时计费的，而非像其他委托一样按最终成本的固定比例结算。“他是个糟糕的商人，”理查德说，“重点在于，他不在乎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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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很大程度上，他身边的人同样也不在乎，因为他能够让手里的项目看上去激动人心。“路为建筑带入情感的深度与诗意的会话。”50年代末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随后在60年代早期与康的公司有所接触的洛伊丝·谢尔·杜宾说。“他高谈阔论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令人动容。”而对于同他共事的人来说，这种特质是非常鼓舞人心的。“路带给我最大的正面教育，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寻求正确答案。”杰克·麦卡利斯特说。这就是为什么，每当设计行将结束，他的雇员们便会互相提醒，不要让康看到已经完成的图纸——否则，他可能会在开始建造之前，再想出一个新方案。对路来说，一切激动人心的时刻，都存在于对建筑本质的追寻过程中。这趟旅程偶尔艰苦卓绝，但也可以带来极大的欢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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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很有活力。和他相处很有趣，令人振奋，”弗雷德·兰福德指出，“他可能会抱怨某事，但他从不会郁郁寡欢。他也很有幽默感。他会坐下来讲话，而我们大家围坐在他的身边听。他并不是一个能干的商人——我们是他的雇员，而在他心目中，我们和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课堂上的学生并没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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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公司的工作量大幅增加，康没有放弃自己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学工作，而且在1962年，尽管刚刚做了白内障手术，他还是迅速投入到了在9月10日开始的秋季学期的教学当中。每周一和周三的下午2点，他都会出现在富内斯大楼顶层自己的教室里，和学生们讨论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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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难讲，但他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埃德·理查德说，50年代时他也曾是康的学生，“原因在于他那些非凡的想法。差不多有3个星期，我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他有自己的一套语言，还总是断断续续。但一旦你搞明白了，你便会发现，他讲的内容非常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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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建筑师查尔斯·达吉特（Charles Dagit）举了大约发生在10年前自己跟康学习时的经历作为例子。按照达吉特的说法，课程是从康默默坐着开始的，他一直在抚摸自己的下巴，搞得大家都非常紧张。然后他开始谈论建筑中的“普遍元素”：楼梯、柱子、墙壁、窗户等等。“谁发明了这些东西？”他会问，“现在是谁拥有它们？谁让拱顶发端？这些东西是我们的表达方式。它们存在是因为它们必然如此。它们是何时筑成的？”然后康会对学生讲起自己关于墙的寓言故事，说因为身上凿开了一扇窗户，墙觉得自己又虚弱又悲伤，直到上下用过梁加固，两边筑起了墙墩。“路的寓言故事会讲很久，”达吉特说，“逐渐接近它最终不可避免的结局——‘墙壁分离，而柱子成型’。”这是他标志性的想法，他总会用这种方式加以表达，同时他也喜欢将它传达给年轻的听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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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学生的时候，康很守信用，不仅会满足他们对于自己时间的占用（“如果他欠了你3个小时，他就会给你3个小时。”埃德·理查德注意到），同时也会给他们充分的自由和密切的关注。“他的批评也非常棒，”理查德说，“比如——班上有个同学正在做一份教堂的设计，他会说：‘你处理这座教堂的方法非常好，我都不会这样来设计。但这不容易实现。’”洛伊丝·杜宾记得差不多的事情，她谈道：“他不想让你去复制。他想让你利用自己内在的东西。他介绍给你的是一种思维的方式：让自己大脑的空间得到释放，从而创造出完美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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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康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也可能会很暴躁。查尔斯·达吉特回忆起在常规的评图中，某个人的作品如果被他盯上会有怎样的风险。“刚上课时，路会在教室里走来走去，看大家的作品。”达吉特说道，“他常常会在那些引发他兴趣的作品前面停下来，开始高谈阔论。另一方面，他有时也会走近那些令他不满的作品……他会停下来，用手推一推厚厚的眼镜，然后无比仔细地审视那幅作品，鼻子几乎要触到纸上。他会保持三四十秒这样的姿势静止不动——名副其实的‘时间仿佛凝固了’——然后才轻轻抬起头，对那幅作品说话，声音高亢：‘这建筑就是瞎扯淡！’或者‘这简直就是一片风景里的一坨屎，谁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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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也回忆起10多年前令人不快的类似场景。“有天晚上他走进来——心情不太好——他围着班级走了一圈，把每个人都骂了一顿，”理查德谈到那个晚上时说，“那个时候已经很晚了，他很累——我不知道，也许是那天晚上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他偶尔会那样，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个不能再好的人。”等到去了康的公司，埃德注意到了同样的两极分化。“简直是天堂与地狱，”他说，“地狱的部分是工作了一整晚，而他回家里睡大觉，等第二天早上过来，他告诉你昨天晚上搞的都是瞎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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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地讲，雇员们在工作的时候，这位老板并不会常常回家睡大觉：他的其余大多数雇员都说，他也会工作到很晚。他偶尔会在晚上去电影院待几个小时，但基本都是在补觉。“路的时间都是在晚上。”戴维·斯洛维奇指出，因为白天他要和许多客户见面，还有其他事情要应付。所以斯洛维奇也尝试在晚上工作，想要成为康的世界的一部分。“在那里工作是令人兴奋的，”他说，“没有人是为了名利而来。所有人都倾尽全力，都觉得他做的事情很重要，将对建筑是什么产生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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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便是在这位年轻的极度崇拜者眼里，康有时候也过于挑剔。比如曾经有一次，他们所有人都在为一个路将要带给客户看的模型工作，而“到最后我们这一群人连续工作了可能有两三天，谁也没有睡觉，想要为那次展示做好准备。但我们搞砸了”。斯洛维奇承认。“路早上五六点的时候过来，开始查看模型，然后说：‘我不能带着这个，这个不好。’他没有生气，只是非常清楚地表明态度。‘我会带着草图去，这个模型我不要。’这并不是说你们是白痴，没有羞辱我们的意思；他只是公事公办，这个工作我们没能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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