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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康刚刚从白内障手术当中恢复过来时加入公司的埃德·理查德来说，康的严格个性和他的实际视力在某种程度上成正比。“他从一个看东西有点模糊的人，变成了一个戴着厚厚眼镜、能看清楚的人，”埃德说，“他会去看牛皮纸上的纹理，他能看见的不要太多。”但对于弗雷德·兰福德——实际上是康的雇员中唯一持个人观点的一位——来说，他“很好相处”——模糊的视力也构成了他的魅力。“当人们来到办公室，”弗雷德回忆起办公室早上的固定流程，“路会和他们握手。他会一直站着，跟每个人握手。最后，等擦窗户的人进来，他也跟他握了握手。后者说：‘我只是个擦窗户的。’然后路说：‘我是马古先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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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2年10月路前往加利福尼亚时，“马古先生”的个性显露无遗。“他会说：‘我在哪儿？把我所在的地点告诉我。’”弗雷德·兰福德回忆道。杰克·麦卡利斯特也记得，在参观萨尔克现场的时候，他也曾扮演过康的眼睛。“他几乎完全失明了，我是说他刚拿到眼镜的时候。”杰克说，“我得带着他去工作现场，握着他的手。然后他对我耳语：‘看到哪里不好的话告诉我，我可以大骂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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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康开始用炭笔在黄色的描图纸上画草图。他不再像自己早些年那样，用铅笔来作细节翔实的画，在埃谢里克住宅最初阶段使用过的蜡笔也不再用了。现在他的媒介是一根炭笔，有时直接攥在手里，有时会套在“经纪人的铅笔”里，这种笔被设计成可以放进粗大的笔芯。“我们都有一根路那样的笔，”戴维·斯洛维奇说，“他的那根特别棒——银色的，笔芯很厚实。我当时有一两根。只有去古董店你才能买到它。”斯洛维奇讲述了康是怎样修改其他人的图画的：“先在上面做标记，然后再边画边改正过来。”而康自己画草图的时候也会用炭笔。“当他眼睛开始不好用了，他就用炭笔作画。这样画出来的画有一些很漂亮。”年轻的建筑师们则记得康是如何不断擦掉重画，以至于“纸上全都是他思想的痕迹——电脑绘图无法做到这一点——全都在画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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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埃德·理查德来说，康对炭笔的热爱，似乎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他就想让我们在一开始都用炭笔作画。”埃德指出，“炭笔很好画，而且要是发现有什么错误，你只要……”——在这里他模仿了用手擦掉一条线的手势。“如果把所有东西都画出来，才发现有错误，对于改变你会更加犹豫。用炭笔会让你觉得自由得多。”弗雷德·兰福德也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他评价了康的方法：“我想他会说自己喜欢炭笔，是因为他可以很快就把它擦掉。‘用尺画出一条线，我就不想去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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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白内障手术中恢复的最初几个月里，康一直在计划另一项伟大冒险：一次前往印度的远行，以及一个激动人心的新项目。1962年早些时候，他的朋友多西就拍来了电报，询问他是否愿意为在艾哈迈达巴德新建立的印度管理学院做设计。稍许犹豫后，康接受了这个邀请。“我会帮你实现你的梦想。”多西向他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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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人是在50年代后期相识的，当时巴克里希纳·多西——年轻的印度建筑师已经随勒·柯布西耶在巴黎和艾哈迈达巴德工作过——凭借格雷厄姆基金（Graham Fellowship）到美国游学。被一位朋友从纽约引荐到康在费城的公司后，多西向他展示了自己一些作品的照片，而年纪稍长的康似乎对这些创意中的共性印象深刻。在看过多西为自己设计的房子中将厨房、浴室和楼梯与起居室和卧室分开的安排后，“他开始和我讨论主空间与服务空间，我对此一无所知”，多西说道，“然后他提起了自己在罗安达[5]的大使馆项目，并谈到我家的设计和大使馆有很多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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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并未建成，1959年康为驻罗安达的美国领事馆做的设计，却成为其随后在热带地区设计的建筑的思想源泉，包括萨尔克和艾哈迈达巴德。“当地人解决日晒和风吹雨淋问题的聪明做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康谈到自己的安哥拉之旅时说。其中重要的启发在于，这个非洲项目让他提出了两种新的设计可能。其中一个方法是让窗户面对朝向天空的阳光反射墙，这样既可以减少眩光，又能够让更多自然光进入。另一个是在坚固的避雨屋面之上约两米的位置搭建一个遮阳屋面，这样可以使得微风进入其中，使二者之间的空间更加凉爽。但最重要的是，康的这一领事馆设计催生了一个表达，这个表达不仅定义了这个项目——外墙保护着内墙——并且在他往后的建筑中不停回响：“我想用废墟包围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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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多西访问费城时，是理查德医学研究中心——先是草图和模型，然后是实物——给这位当时31岁的印度人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正是在这里，康创造了多西眼里“现代摩天大楼的新风格……这一风格展现在由砖块砌成的服务塔中，位于角落没有窗棂的玻璃窗突显了它的特质。坚挺的服务塔与透明、反光、富于细节的玻璃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到今天仍在我的心头萦绕”。多西在一篇他评论康的著作的文章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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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在他们初次见面时令他记忆犹新的事，是当康提出要带这位年轻的客人外出吃饭时，他得向自己的秘书借钱。路易斯·康对金钱并没有概念这点从一开始便显而易见，而这仍然是多西对他的主要看法。“直到最后一天他仍是个慷慨的人，只知给予，”多西提到，“而他想要的回报，只是更多地了解其他人，了解他们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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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这一点上，其他人对康的看法不一定与多西相同。“他对没有钱很担忧，”理查德·索尔·沃尔曼评价道，“他并不是一个给予型的人，在很多方面，他都不大友好。他还会对于别人拿到自己拿不到的委托愤愤不平。”不过他也承认，对于康来说，做正确的事情比赚钱更重要。“为了不做妥协，他几乎是故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沃尔曼说，“他宁愿放弃整个项目，也不会在项目当中妥协。”所以沃尔曼也觉得，在某些方面，康确实如多西所认为的，是一个习惯于自我否定的圣人，尽管他有相当不圣洁的自私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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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次造访费城后，1961年多西又回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建筑学院讲了几周课，他和康之间的友谊也得以巩固。当他结束这次行程回到印度，他遇到了两位重要的客户，卡斯特尔巴伊·拉尔巴伊和维克拉姆·萨拉巴伊（Vikram Sarabhai），他们准备仿照著名的哈佛商学院，在印度建立一所管理学院。纺织厂老板拉尔巴伊被多西形容成“印度工业的元老，建筑师的主要赞助人”，已经雇用了勒·柯布西耶在艾哈迈达巴德设计两栋主要建筑。而杰出的科学家和实业家萨拉巴伊博士，将出任新建的管理学院主任。他同时还是当地一个重要家族的一员，他们家的住宅同样由柯布西耶操刀设计。两人虽然希望多西负责印度管理学院项目，但也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位可以与勒·柯布西耶媲美的国际建筑师合作。（柯布此时已经无法顾及这个项目，他当时正忙于昌迪加尔[6]和其他的新项目。）他们提出了两位美国建筑师的名字，认为两人可以符合这一标准，“我说不，我可以找到和柯布西耶一样好的建筑师”，多西说，而他联系的正是康。根据他们非正式的合作安排——按照康的风格，这个项目根本没有正式合同——康成为这个项目的官方建筑师，而多西是他在本地的顾问。这个项目将由位于艾哈迈达巴德的国家设计学院办公室主持，福特基金提供了一部分资助，康的旅行和住宿费用正是由福特基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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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1月4日，康飞往印度。尽管这是他第一次前往这片次大陆，但此前他与这一文化至少有过一次接触。1959年，康加入了刚刚成立的费城泰戈尔协会，它旨在“提升对泰戈尔在文学、舞蹈、音乐、绘画方面艺术贡献的认识”，同时“推广泰戈尔的和平与普遍主义思想”。也许是与多西日益深厚的友谊，让康对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这位多才多艺的第一位非欧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产生了兴趣。更有可能，他是在朋友奥尔多的妻子阿德莱德·吉尔古拉（Adelaide Giurgola）的强烈要求下加入这一协会的，吉尔古拉在泰戈尔协会成立伊始便非常活跃。无论动机为何，康定期缴纳会费，获得会员享有的所有权益，并在这个协会待了至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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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通过一位伟大作家来了解一个国家是一回事，亲身体验印度这个国家，伴随着在许多方面强烈的，时而令人不安、时常使人震惊的经验，却又是另一回事。而这第一次印度之行，让康完全沉浸其中。在前往泰姬陵、昌迪加尔，以及其他建筑奇观的朝圣之旅中间，他和多西以及两位客户在艾哈迈达巴德停留了一段时间。他的“顾问”带他参观了当地的著名建筑——不仅包括勒·柯布西耶的4座现代建筑，还包括这一地区最著名的古代遗址。路和多西一起，参观了大约建成于15世纪的伊斯兰建筑萨克吉罗萨，那里带有柱廊的人行道环绕着面向清真寺的露天中心广场，而在雨季积蓄雨水的大蓄水池悄然位于最外层的台阶之上。他们还参观了艾哈迈达巴德当地的大清真寺，包括希迪塞耶德清真寺，其中极其精致的石雕，也成为印度管理学院的标志的灵感来源。他们还前往了北部的阿达拉吉阶梯井，一处有趣的印度教遗址，游客可以从低矮的地面入口进入，沿着5层错综复杂的砂岩阶梯而下，来到有水的井底。到中午时分，阳光会穿过上方的八边形井口，直射到水面上（与万神殿的天窗没什么不同——和路在特伦顿浴场上方创造的方形孔洞亦相似）。虚弱的光线经由围绕着中央楼梯的斜开口，渗入这地下空间的每一层。这种光线与景观其他地方的日晒和阴影混同在一起，给康以强烈印象，在旅行结束后很久，仍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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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到美国的时间是11月底，刚好赶上了12月2日在礼拜日举行的罗切斯特唯一会教堂落成典礼。在过去3年里，他一直在为罗切斯特教堂项目工作，同时对唯一会教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和艾丝特甚至还在1961年捐给唯一会教派1000美元，部分捐赠减免了他们当年需要缴纳的部分税费。（相比之下，希伯来大学美国校友会只拿到了80美元，而犹太联合呼吁会则只有50美元。）这并不是说康曾考虑过要改变自己的信仰。尽管有明显的神秘主义倾向，但康在1958年的伯克利创造力研究中，将自己描述成是“完全不喜欢非理性”的完全理性主义者，因此对于他来说，接受任何宗教信仰其实不符合他的个性。在一次心理访谈当中，当被问及“你是否曾有过与宇宙、生命、上帝之类的事物产生过神秘沟通的强烈经验”时，康急促地回答了“没有”。而且采访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尽管评价康作为一位建筑师“十分强调精神价值”，但也提到此人“有意识地拒绝任何正式的宗教信仰”。也许是由于唯一会教派也隐隐有同样的倾向，康才认为自己同他们志趣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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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的唯一会教派客户则为自己选择了这样一位建筑师感到高兴。除去其他因素，他们很满意这位建筑师在被雇用之后公众地位随即有了很大提升。1959年，他们从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保罗·鲁道夫、埃罗·萨里宁、弗兰克·劳埃德·怀特，以及其他更为有名的建筑师当中选择了这样一位相对不知名的人物，他们的偏好看上去或许有些古怪。不过到1962年年底，康的公司显然已经跻身于前述团队之列。甚至还有一本关于他的新书，文森特·斯考利的《路易斯·I.康》——作为布拉齐勒出版社（Braziller）“现代建筑缔造者”系列中的一本——在罗切斯特唯一会教堂落成前一个月出版。“他是一位令所有旁人钦佩的建筑师，其声誉是国际性的。”斯考利在自己的小书当中宣布，与10年前康的默默无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他的建筑，斯考利继续写道：“坚实，通常不事雕琢，始终是它们本来的样子：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了无生气。因此路需要的是明智而果敢的客户，他们愿意放弃表面的光泽，参与到一个持续而苛刻的进程之中。他们终有一天会为之自豪。”罗切斯特唯一会教堂的委托人愉快且荣幸地跻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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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会众见识到教堂模样的落成典礼，让他们进一步确认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尽管在那个12月的礼拜日，几乎没有窗户的砖墙令人望而生畏，但一旦从教堂隐蔽的入口进入，穿过低矮的天花板走向大厅，人们便能获得足够的回报。当他们走过右侧低矮、宽阔、敞开的门道时，迎面而来的是令人惊叹的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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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头上，有一块混凝土十字形的天花板，它在中心处抵达最低点，8个平滑的表面构成了十字架的形状，在8个三角形的顶点处相交。这个巨大而美丽的屋顶向下面的会众倾斜，但并不会令他们产生压迫之感。相反，这种感觉仿佛是在巨大的羽翼之下躲避风雨。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天花板悬挂在混凝土高墙约两米处，仿佛只由细梁和托架固定，仿若飘浮在半空中。整个空间内金碧辉煌的效果，由从4个角落倾泻而入的自然光缔造。设置在极高位置的高窗，位于4座采光井之内，它们隐匿不可见，使得阳光进入的方式仿佛神秘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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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上的礼拜者们可以感受到头顶空旷无垠的空间既舒适又崇高；同时，他们也可以体会自己作为独立的个体居于这一宏伟空间之中。坐在教堂里可移动的椅子上，会众几乎可以感受到向下弯曲的天花板与向上抬升的采光井之间的张力。前者仿佛激活了后者，像是一位舞者，在跳跃之前需要屈起膝盖。这里有一种非常宁静的氛围，但又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有时会令人不安的宁静，传递着光明亦需黑暗来衬托的讯息。屋顶在中心略微下沉，光线从角落慢慢渗入，令这里表达了与圆顶或拱顶建筑完全不同的精神品质。在那些更传统的教堂，人们感受全能的上帝会让一切抬升，拉向他自己。但在这里恰恰相反，力量并不明显，焦点并不集中。仿佛被崇拜之物是太阳，或者人类全体，抑或仅仅是平静思考的可能性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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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后，康返回到费城的繁重工作当中，包括布林莫尔和埃谢里克项目更多的会议，和他的老朋友及对手艾德蒙·培根的一次晚餐，和他年轻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同事丹妮丝·斯科特·布朗（Dennis Scott Brown）的一次午餐，以及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楼举行的历时9个小时的建筑评图。但他仍然为一个特殊的目的腾出了大量的时间——包括5个晚上和1个整天，在办公室日历上注明是12月15—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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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这段时间，第一次探访了自己的儿子纳撒尼尔。他出生于11月9日，当时路还远在印度。出生后不久，哈莉特便带着孩子去了康涅狄格州朗格里奇市，住在一座名为“树枝”的小木屋里。而12月的这些夜晚，康去的地方正是朗格里奇。当时拍摄的照片里，灰发、温柔、一直在微笑的父亲，穿着有些正式的西服，打着领带，抱着自己的小儿子。不久之后，1963年3月，哈莉特带着儿子搬到了佛蒙特州的夏洛特，接下来的18个月，他们一直住在那里。康和哈莉特继续通过书信和电话保持频繁联系，但除了在儿子1岁半时，路曾乘飞机前往佛蒙特，在那里待了两天，父子两人便再未见过面。直到1964年秋天哈莉特和纳撒尼尔搬回费城，他们才再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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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康的职业生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大部分都与印度次大陆有关。最开始是印度管理学院项目，使得康每年至少要去艾哈迈达巴德2～3次。每当他在那里，所有的时间都会有多西作陪。“他一来，会先去酒店休息，”多西说，“第二天早晨他就会去学校里。”在这个项目中，他早早确定了几乎全部用砖块筑造建筑的计划。“他想尽可能多用砖，少用一点混凝土。为了不用梁柱，你就得修建拱。”多西解释说。因此，材料本身决定了这座建筑中最常见的设计：矩形的跨距由上方的拱决定，二者之间仅有一层薄薄的混凝土过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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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块是显而易见的选择：本地出产，价格低廉。在印度北部，中小型砖厂星罗棋布，每个砖厂都有一根烟囱竖立在窑炉之上。根据多西的说法，整个印度管理学院建筑所用的砖块都来自同一个砖窑，以求颜色的匹配。尽管一些年轻的现代主义者认为印度人也应当和其他人一样，拥有混凝土和钢铁，但在康看来，这些砖块是手工制作的，独具魅力。“你为什么不带他们走出石器时代呢？”这是25岁的摩西·萨夫迪（Moshe Safdie）表达的反对意见，他当时在康的办公室，为艾哈迈达巴德项目绘制草图。（“我是他办公室里唯一一个不是他学生的雇员，也许我是最具批判性的。”萨夫迪随后承认道，同时也坦言在砖块问题上是自己错了，“你得用人们有的东西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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