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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到美国的时间是11月底，刚好赶上了12月2日在礼拜日举行的罗切斯特唯一会教堂落成典礼。在过去3年里，他一直在为罗切斯特教堂项目工作，同时对唯一会教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和艾丝特甚至还在1961年捐给唯一会教派1000美元，部分捐赠减免了他们当年需要缴纳的部分税费。（相比之下，希伯来大学美国校友会只拿到了80美元，而犹太联合呼吁会则只有50美元。）这并不是说康曾考虑过要改变自己的信仰。尽管有明显的神秘主义倾向，但康在1958年的伯克利创造力研究中，将自己描述成是“完全不喜欢非理性”的完全理性主义者，因此对于他来说，接受任何宗教信仰其实不符合他的个性。在一次心理访谈当中，当被问及“你是否曾有过与宇宙、生命、上帝之类的事物产生过神秘沟通的强烈经验”时，康急促地回答了“没有”。而且采访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尽管评价康作为一位建筑师“十分强调精神价值”，但也提到此人“有意识地拒绝任何正式的宗教信仰”。也许是由于唯一会教派也隐隐有同样的倾向，康才认为自己同他们志趣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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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的唯一会教派客户则为自己选择了这样一位建筑师感到高兴。除去其他因素，他们很满意这位建筑师在被雇用之后公众地位随即有了很大提升。1959年，他们从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保罗·鲁道夫、埃罗·萨里宁、弗兰克·劳埃德·怀特，以及其他更为有名的建筑师当中选择了这样一位相对不知名的人物，他们的偏好看上去或许有些古怪。不过到1962年年底，康的公司显然已经跻身于前述团队之列。甚至还有一本关于他的新书，文森特·斯考利的《路易斯·I.康》——作为布拉齐勒出版社（Braziller）“现代建筑缔造者”系列中的一本——在罗切斯特唯一会教堂落成前一个月出版。“他是一位令所有旁人钦佩的建筑师，其声誉是国际性的。”斯考利在自己的小书当中宣布，与10年前康的默默无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他的建筑，斯考利继续写道：“坚实，通常不事雕琢，始终是它们本来的样子：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了无生气。因此路需要的是明智而果敢的客户，他们愿意放弃表面的光泽，参与到一个持续而苛刻的进程之中。他们终有一天会为之自豪。”罗切斯特唯一会教堂的委托人愉快且荣幸地跻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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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会众见识到教堂模样的落成典礼，让他们进一步确认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尽管在那个12月的礼拜日，几乎没有窗户的砖墙令人望而生畏，但一旦从教堂隐蔽的入口进入，穿过低矮的天花板走向大厅，人们便能获得足够的回报。当他们走过右侧低矮、宽阔、敞开的门道时，迎面而来的是令人惊叹的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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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头上，有一块混凝土十字形的天花板，它在中心处抵达最低点，8个平滑的表面构成了十字架的形状，在8个三角形的顶点处相交。这个巨大而美丽的屋顶向下面的会众倾斜，但并不会令他们产生压迫之感。相反，这种感觉仿佛是在巨大的羽翼之下躲避风雨。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天花板悬挂在混凝土高墙约两米处，仿佛只由细梁和托架固定，仿若飘浮在半空中。整个空间内金碧辉煌的效果，由从4个角落倾泻而入的自然光缔造。设置在极高位置的高窗，位于4座采光井之内，它们隐匿不可见，使得阳光进入的方式仿佛神秘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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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上的礼拜者们可以感受到头顶空旷无垠的空间既舒适又崇高；同时，他们也可以体会自己作为独立的个体居于这一宏伟空间之中。坐在教堂里可移动的椅子上，会众几乎可以感受到向下弯曲的天花板与向上抬升的采光井之间的张力。前者仿佛激活了后者，像是一位舞者，在跳跃之前需要屈起膝盖。这里有一种非常宁静的氛围，但又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有时会令人不安的宁静，传递着光明亦需黑暗来衬托的讯息。屋顶在中心略微下沉，光线从角落慢慢渗入，令这里表达了与圆顶或拱顶建筑完全不同的精神品质。在那些更传统的教堂，人们感受全能的上帝会让一切抬升，拉向他自己。但在这里恰恰相反，力量并不明显，焦点并不集中。仿佛被崇拜之物是太阳，或者人类全体，抑或仅仅是平静思考的可能性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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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后，康返回到费城的繁重工作当中，包括布林莫尔和埃谢里克项目更多的会议，和他的老朋友及对手艾德蒙·培根的一次晚餐，和他年轻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同事丹妮丝·斯科特·布朗（Dennis Scott Brown）的一次午餐，以及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楼举行的历时9个小时的建筑评图。但他仍然为一个特殊的目的腾出了大量的时间——包括5个晚上和1个整天，在办公室日历上注明是12月15—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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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这段时间，第一次探访了自己的儿子纳撒尼尔。他出生于11月9日，当时路还远在印度。出生后不久，哈莉特便带着孩子去了康涅狄格州朗格里奇市，住在一座名为“树枝”的小木屋里。而12月的这些夜晚，康去的地方正是朗格里奇。当时拍摄的照片里，灰发、温柔、一直在微笑的父亲，穿着有些正式的西服，打着领带，抱着自己的小儿子。不久之后，1963年3月，哈莉特带着儿子搬到了佛蒙特州的夏洛特，接下来的18个月，他们一直住在那里。康和哈莉特继续通过书信和电话保持频繁联系，但除了在儿子1岁半时，路曾乘飞机前往佛蒙特，在那里待了两天，父子两人便再未见过面。直到1964年秋天哈莉特和纳撒尼尔搬回费城，他们才再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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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康的职业生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大部分都与印度次大陆有关。最开始是印度管理学院项目，使得康每年至少要去艾哈迈达巴德2～3次。每当他在那里，所有的时间都会有多西作陪。“他一来，会先去酒店休息，”多西说，“第二天早晨他就会去学校里。”在这个项目中，他早早确定了几乎全部用砖块筑造建筑的计划。“他想尽可能多用砖，少用一点混凝土。为了不用梁柱，你就得修建拱。”多西解释说。因此，材料本身决定了这座建筑中最常见的设计：矩形的跨距由上方的拱决定，二者之间仅有一层薄薄的混凝土过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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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块是显而易见的选择：本地出产，价格低廉。在印度北部，中小型砖厂星罗棋布，每个砖厂都有一根烟囱竖立在窑炉之上。根据多西的说法，整个印度管理学院建筑所用的砖块都来自同一个砖窑，以求颜色的匹配。尽管一些年轻的现代主义者认为印度人也应当和其他人一样，拥有混凝土和钢铁，但在康看来，这些砖块是手工制作的，独具魅力。“你为什么不带他们走出石器时代呢？”这是25岁的摩西·萨夫迪（Moshe Safdie）表达的反对意见，他当时在康的办公室，为艾哈迈达巴德项目绘制草图。（“我是他办公室里唯一一个不是他学生的雇员，也许我是最具批判性的。”萨夫迪随后承认道，同时也坦言在砖块问题上是自己错了，“你得用人们有的东西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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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和多西不在工地现场时，便可能会在卡斯特尔巴伊·拉尔巴伊位于旧城的宅邸。这栋宅邸被这位工厂主用作办公室，而非睡觉的地方。它位于这座城市最错综复杂的地段，在一条狭窄的街道外侧，部分由一些封闭的庭院组成，被老艾哈迈达巴德的居民称为当地的“小飞地”。拉尔巴伊经常在办公室里度过自己的下午。“每天2点半到4点，他会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而上午则是在纺织厂——卡斯特尔巴伊是个很有条理的人。”多西说道。当康和多西前去拜访他时，他们会按照当地的方式，坐在地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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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路会向拉尔巴伊解释自己设计背后的哲学思想，而大多数这样的时刻，这位老实业家都会转向多西，用古吉拉特语[7]对他说：“告诉他说重点，他说的那些都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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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什么？”康会问，而多西则会答：“没什么，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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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时拉尔巴伊也会提出非常具体化的批评意见，而康也对此很重视。“让教室排成一条线，而不是围绕楼梯分布，正是卡斯特尔巴伊的主意。”多西指出。一如往常，路做出改变，并以最好的作品回应客户的需求。狭长、笔直的教室最终成为整个建筑极具吸引力的中心，而康把所有荣誉都归功给卡斯特尔巴伊。“他是一个气度不凡的人”，同时还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感”，谈到自己的印度赞助人时，康这样说道，“他问我为什么不把它们排成一行，而这最终产生了更为强烈的观感。一位客户向你提供美学上的建议，而且还是极其正确的，这很不寻常。他真的是一个极其出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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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管理学院建造进程的某个时间点，康觉得自己有必要在拜访艾哈迈达巴德时多待些时日。那是他唯一一次逗留了整整一周，目的是教砌砖工人如何正确地砌砖。当看到他们抬手的动作时，他对墙的样子感到不安。多西显然已经要求他们像柯布西耶希望的那样铺好，但康想要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小得多的间距，砖与砖之间用更少的灰泥。他还希望能够打磨砖块的角，这样它们可以更好地适应拱（也许这样做也能够让它们看上去更具有手工质感）。“这就像是在古代。”多西如此描述路讲完自己的要求后工地上的情景，同时评价道，“人们坐在地上或者蹲着磨砖——你会觉得自己是在另外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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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谈到在艾哈迈达巴德培训砌砖工人的经历时，他这样讲述自己的培训方法。他的目标，他谈到，是让工人们“复刻我的工作，但是是用自己的方法”。他一开始会建造一个拱的样品，向他们展示如何将砖和灰泥结合起来；然后他会看着他们自己完成。“我学会了他们的语言中的几个词，然后我会对工人们说：‘做得好。’”康说，“这都是为了能给工人们一点点赞许，让他们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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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哈迈达巴德并不是唯一一个康可以与当地的母语非英语的工人们打交道的地方。1963年初，他同时也在巴基斯坦进行一个大项目。实际上，它由两个主要项目组成：为西巴基斯坦的新首都伊斯兰堡建造总统府，以及在第二首都达卡为整个政府部门建造建筑，达卡位于相对贫穷、欠发达的东巴基斯坦。自1947年起，当构成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地区与印度分离，这个相对较小的国家便由发展不均衡的两部分组成，仿佛从两侧“抓起”了巨大的印度。西侧的乌尔都语区拥有大部分的权力和财富，而曾经是印度孟加拉省一部分的东部孟加拉语区则一直被视为可怜的“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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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元帅阿尤布·汗（Ayub Khan）——他在1958年的戒严期间成为巴基斯坦总统——60年代初下定决心，要将首都从卡拉奇迁往伊斯兰堡，他同时也承诺要为东巴基斯坦做些事情。新政府大楼的委托，最早交付给了马兹罗·伊斯兰（Mazharul Islam），一位曾在西方学习的广受尊重的东巴基斯坦建筑师，他已经在自己的祖国完成了几件重要作品。但伊斯兰对这两个项目分包的两家外国公司——一家属于英国，一家属于法国——评价不高，因此他无私地放弃了这项委托，并告诉阿尤布·汗总统，他们应找到一位世界知名的建筑师来进行这项工作。他推荐了3个名字：勒·柯布西耶、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以及路易斯·康。柯布太忙了，阿尔托则受困于“健康问题”（酗酒问题的借口），于是这份委托便默认落到了康的头上。马兹罗·伊斯兰在耶鲁学习的时候便已听闻康的大名，他提出可以在东巴基斯坦项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始终与康保持紧密联系。和多西在艾哈迈达巴德项目中的角色一样，他也带着康四处参观了当地的遗迹，包括一座名为“沙尔斑比哈里”的已有1400年历史的寺院，那是一次乘坐直升机的短暂旅行。他借给这位美国建筑师有用的书籍，并提供了各种线索和说明。他还向他展示了一些自己在达卡设计并修建的现代建筑，包括一座干净整洁的大学图书馆，以及一座很吸引人的美术学院。这使得当地的一位建筑师在多年以后说道：“当你看到孟加拉国国会大厦时，你便可以听见马兹罗·伊斯兰在路的耳边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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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第一次达卡之行，发生于1963年的1月和2月。他在3月回国，并在7月再度回来，然后在11月和12月又分别到访。有时他也会为总统府部分的委托工作前往卡拉奇和伊斯兰堡。但这部分委托很快便搁浅了，巴基斯坦方面的监督委员会看过康的模型后，拒绝了他的计划，转而雇用了爱德华·达雷尔·斯通（Edward Durrell Stone）。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康的设计太过朴素，既没有宣礼塔[8]，也没有金箔，看不到他们所渴望的装饰性花纹。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康也无意迎合委托人的意愿，或者他并没有获得进一步修正的机会。无论如何，他还拥有国会大厦的合同，而失去西巴基斯坦项目的沮丧，促使他更加决心在达卡做出一番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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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去达卡的时候，康结识了一位年轻的美国建筑师亨利·威尔科茨。他此前并不认识此人，因为威尔科茨主要在巴基斯坦工作。威尔科茨在州立科罗拉多大学接受了建筑训练，在丹佛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被一位名叫比尔·佩里（Bill Perry）的建筑师雇用，派往位于卡拉奇的海外办公室。1963年年初，他和妻子正居住在那里，也正是在那时，他被召去和康见面。“我被安排在公共工程部办公室工作，”威尔科茨说，“我对他一无所知——也许在一些专业期刊上见过他的名字。”或许是因为他们同是美国人，或者也许是因为威尔科茨对当地情况了解不少，而康并不熟悉，“只要他外出，而我在附近，我就会被邀请过去。有时会有人给我打电话，说‘康教授会来这里’”，然后威尔科茨就会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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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威尔科茨对于自己非常规的角色感到不适。卡拉奇的人们会在把康的草图送过来的时候让他再做一下检查，但他觉得这样很蠢，因为他并没有在为康工作。“这是不对的，”威尔科茨在向康说起这件事时说，坦白他并不喜欢成为这样一个中间监督人，“而他只是微笑着说，没关系。他总是微笑着说，没关系，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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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一同在达卡开会时，他们的关系有了突破。“路和我一直都是以很正式的方式对待彼此，”亨利回忆道，“直到有一天，我们打破了僵局。我们坐在某个地方开会，大家总是称呼他为教授。而我，作为一个乡巴佬，可能轻轻笑了一下。然后他转向我说：‘在办公室，大家都叫我路。’然后我说：‘我被叫作亨利。’然后我们就熟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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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认为，印度次大陆的这些工作不仅为康带来了名望和财富，同样给他带来了深层次的满足感。“他喜欢去印度和巴基斯坦。那边的工作很烦琐，很漫长，气候也很热，但他喜欢和当地人打交道。那是一种不同的文化，需求也不一样。而他在那里获得了很多尊重。他是个复杂的家伙。”威尔科茨沉思着说。但这种认识是后来的事。“在我们刚见面的时候，”亨利说，“他就像那种好脾气的邻居，但后来我们相处得真的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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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科茨认为，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显然是他们互相尊重，另一方面则是他们彼此都愿意保留很多不必说的东西。每个人都可能在旁人面前表现出自己私人的，甚至是隐秘的一面。“我们只谈论建筑，”亨利说，“它的历程，它的精神性。我们也一起愉快地喝过几次酒：在酒吧、旅店、飞机上……麦芽威士忌，”他回忆道，“我们经常一起喝酒，”——虽然康显然对阿夸维特十分钟爱，更不用说无处不在的杜松子酒——“在达卡，我认识他之前，他便来我的门口，问我有没有杜松子酒。然后他就给自己灌了一瓶。他说艾丝特给他打包行李时总会放上一瓶，但他喝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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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把酒言欢非常畅快，但相对于工作，它们总是次要的。对于康来说，问题的本质是如何无中生有——如何利用这一空旷的、无特色的场地，“一个完全没有特征的无人区”，他在给哈莉特·帕蒂森的书信里如此称呼它，把它变成一个“配得上我之前想法的地方”。第一次来到达卡，他坐上了一条小船，航行在布里甘加河上。这触发了他的灵感，让他为河上一个正在泊船的男人画了一幅小型素描。也许是这幅景象，加上他对于勒·柯布西耶的昌迪加尔的记忆，使他想到在一座浅水湖里安置国会大厦。而这一设计的其他灵感，可能源自他最近在罗切斯特的工作：比如围绕着建筑物绕来绕去的、不固定的回廊，它创建了一条曲折而神秘的路线，将最外部的办公室与更多位于中心的职能区分离开；或者是把光线从高处带到采光井的最底层。但他的达卡计划至少涵盖了一个回应当地文化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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