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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午餐时，我想到应该在建筑群当中加入一座清真寺。”在一封给哈莉特的详细的信中，他写道。“不知为什么，这个想法把我从绝望的境地中解救了出来。我那时曾自信自己可以设计出某种展现其自身力量的东西。而即便一个鼓舞人心的场所可以借由其他空间代言，但如果我没有想到清真寺，它也不会有任何价值。宗教，”他指出，“是这片土地从印度分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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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个激进的想法——在立法机构的建筑当中突出宗教——令客户和建筑师本人一样为之吸引。“那天下午我提出了一个轴向安排建筑群和清真寺的想法，”他在信里继续写道，“这让政府的人如临天堂。他们想要的就是这个！我被他们的赞许惊呆了，因为他们说：‘你把宗教放进这座都城当中，正是将它自身缺乏的意义赋予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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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场合，他给出了这个故事稍许不同的一个版本。“在达卡，这座我正在建造的巴基斯坦的第二首都，”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宣布，“我得到了一份漫长而冗余的任务书……第3天晚上，我想出了一个古怪的想法。立法机构其实就是宗教场所。作为一个立法者，无论你再拙劣，一旦进入立法机构，你的观点便会具有某种超然性……清真寺在建筑群当中是必需的，因为这里的生活方式要求每天要有5次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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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个想法是来自午餐时还是第3天晚上，是对东巴基斯坦宗教历史的回应，还是对民主超然性的践行，有一件事被证明始终无误：这座清真寺（有时被称为“祈祷厅”）最终成为了整个建筑群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宏伟的、比例匀称的立方体房间，四个角落对称分布着巨大的弧线形窗户，它成为整个建筑群的中心，散发出一种难以言说的力量，住在这里的居民与偶尔前来的游客均有所感受。和康其他激动人心的空间——不仅仅是如一神教的教堂这样明显的宗教场所，还包括他为更世俗的艺术、书籍，以及研究和教育中心设计的“教堂”一样，人们不禁要问：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一个不信奉特定宗教、信仰理性而蔑视非理性的人，如何能如此卓越地触及建筑当中的精神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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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无关于宗教。”在康于达卡工作时认识他的孟加拉国建筑师萨姆苏·维尔士（Shamsul Wares）总结道，“宗教是一套既定不变的仪式，它存在于仪式当中。路是一个从属于心灵的人：他探索心灵。心灵想要参透真实，而宗教从不提供真实——它是一种信念。康是一个有灵性的人，他试图从事情发生的角度来理解真实。如果一个无神论者说：‘我们从虚无中来，又走向虚无’，那么这虚无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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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尔士看来，那正是康通过对光的追索来进行的一项调查。“他在光里面发现了一些东西，”维尔士继续说道，“你会感受到自己被洗涤得干干净净。光里面具有某种存在，这不是一个全然抽象的概念。它可观亦可感。光是一种感官体验。这种感官体验与精神有某种联系：这就是光作用于我们的方式。通过感官，我们获得了灵性的概念。他的建筑，”维尔士强调，“是可感知的，而不仅仅是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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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过来，维尔士认为，这便与康对真实的追索产生了联系：“我们来自虚无，又走向虚无，这也是他的存在的核心。所以他对空间很感兴趣——巨大的使人敬畏的空间。他同样知道，真实永远是不可知的。真理永远是迷幻的、模糊的。所以他便塑造了流动的、迷宫似的结构，让你迷失方向。这种建筑中的迷惑性，是他表达‘真理是模糊的’的另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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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2月7日，康刚结束他的第一次巴基斯坦之旅，便得知了父亲在洛杉矶去世的消息。从属于当地犹太教堂的利奥波德·康会定期参加圣洁日的礼拜活动，因此自然会希望按照犹太风俗尽快举行传统葬礼。于是康在抵达费城的第二天，便再次搭乘飞机飞往加利福尼亚，及时赶上了利奥波德在东洛杉矶的和平之家的葬礼，他的母亲伯莎和弟弟奥斯卡也在此处安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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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理查德·沃尔曼的说法，康“跟他父亲的关系并不是很好，他有一次提到过”。但至少在表面上，他们并没有完全疏远。康的同事们记得利奥波德有一次曾拜访位于第20大街的办公室，康还给了他父亲一张画板。他是个技艺娴熟的画家，人们都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曾做过玻璃彩绘的工作，尽管时间不长。实际上，家族中的年轻成员，没有人能记起利奥波德曾坚持做过什么工作。“利奥波德从来不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男人。”伦纳德·崔尼斯（Leonard Traines）总结道，他的父亲是利奥波德年纪最大的堂兄。崔尼斯同时指出，利奥波德多年来一直依靠子女的经济援助过活，并学着省吃俭用，比如当“路寄给他钱，让他乘飞机到东海岸，他不想花那么多钱，于是就坐了长途大巴”。尽管他并不是一个称职的养家之人——或者正因为如此——却是父母当中更严厉的那一个，在家里总是唱“黑脸”。“他要求我们尊敬他，自己说一不二，唯一能对付他的人只有我奶奶。”路的侄女萝达·坎特说。她的哥哥艾伦·康也同意这一点，“他说话很吵，而她就要平和一些”，他如此谈论自己的爷爷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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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从对路的影响这一角度来看，他母亲的影响是最大的。”艾伦说，“她的气质，她对待生活的方式——她有一种神奇的特质，可以吸引每一个人。他的智慧便来源于她。但他的个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利奥波德。我觉得他有很强烈的自我意识，这像他的父亲。我不觉得他是傲慢的，但他相当自信。他会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这一点来自他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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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波德并不只是个傲慢的人，按照他孙子的说法，他还有一点浮夸：“他非常在意细节——也很爱干净。他会浆洗并且压平自己的衬衫。我从不记得他穿过什么休闲的衣服。他看上去总是光鲜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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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达的女儿奥娜·拉塞尔，也记得自己曾外祖父正式的穿着。“我记得利奥波德穿着西装，口袋里有好时巧克力。”她说，“他总是有好时巧克力，还会给我一块。他没有什么温暖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我有些怕他——但好时巧克力让情况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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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后，奥娜仍然能记起利奥波德在医院病床上临终时的景象。“我记得他的脸看上去很忧愁，”她说，“他似乎处在痛苦之中。我记得他说起话来很艰难，但并没有语无伦次或别的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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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按照艾伦的说法，这个将死之人也确实有过谵妄的时候。作为一名受过训练的医生，他当时在监控爷爷的状况。“他看到到处都是虫子，”艾伦说，“尽管他知道那都是假的。”从医学上讲，他的死并没有特别的原因，他并没有患上致死的疾病。尽管几十年来利奥波德一直在鼓励——如果不是制造——关于他身体抱恙的传闻的传播（比如，是由于他的身体原因，他和伯莎才搬去了加利福尼亚），但艾伦还是将爷爷的死仅仅归因于年纪太大，或是用他的话说：“系统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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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整个西海岸家族——不只包括他的妹妹萨拉、弟妹罗塞拉、侄子和侄女们，还包括侄孙女和侄孙，以及五花八门的隔代表亲——即使在利奥波德死后，仍是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大部分同事，甚至就连那些在萨尔克项目上与他合作的人，对他在洛杉矶的亲戚均一无所知。二者在他的生活当中仿佛是两个完全隔开的部分。当他来到拉荷拉，他会和杰克·麦卡利斯特一起住在德玛尔，杰克或是弗雷德·兰福德（取决于轮到谁来做“临时保姆”）会开车载着他到周围转转，在晚上和他出去喝一杯，交换有关棒球的故事。当他前往洛杉矶，他会和他的妹妹在一起，住在她位于第78街的小房子里——正是她父母在20世纪30年代起居住的那栋房子——然后由艾伦或艾伦的前妻埃莉诺载着他外出。在任何一个地方，路似乎便会属于在那里和他一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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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他在萨拉家弹钢琴，”侄外孙女奥娜说，“在家庭聚会上，我会看到他穿着皱巴巴的西服。他的眼睛炯炯有神。在那种环境里，你永远无法想象他的伟大。”他的一个侄孙，艾伦的儿子杰夫（Jeff），也记得他的西服（“布克兄弟牌西服，一直都是深灰色的——那是他的制服，总是相同的西服，总是白衬衫，还有领结，总是歪歪扭扭”）。而更重要的记忆，是路的谈话。“他的比喻很有说服力，”杰夫·康说，“总是很抽象，但我们搞明白了！我记得我爸爸会要求我做汇报：路说了什么？”而他的妹妹劳伦·康（Lauren Kahn），则尤其记得她的伯祖父的格外专注。“当他和你说话时，你就是房间里唯一的一个人，”劳伦说，“即便是孩子也能体会到这一点。他从不会因为你是个孩子，就说些没有价值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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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达关于康的回忆大多是他的自娱自乐：“那是歇斯底里的，他喜欢弹钢琴，但他用耳朵来弹。他觉得自己可以弹得很好。而我哥哥，他弹得真的很好，就会在一旁笑。”但路不会觉得自己被冒犯，相反，他有意这么做，部分原因也是逗大家发笑。“他喜欢逗乐别人。”萝达补充，“他从不说任何人的坏话。他有这样的魅力，可以让大家微笑或是开怀大笑。他具有一种幽默感。”萝达尤其记得，当跟家人们在一起的时候，康有多么舒适惬意：“他们会一起开大派对——这是个非常大的家族，包括表亲和所有人。而他非常强调平等。他让每个人都感受到他的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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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他们中间时，会带来一些特别的东西。“他有一种魔力，”奥娜总结道，“如果家里有什么事，而路正在赶过来，大家就会觉得：‘路就要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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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只有西海岸的亲戚们对路活跃的存在有如此感受。“你爸爸要来吃晚饭啦！”当康要顺路到她们在费城威弗利街上奇特的小竖屋做客时，安·婷便会如此向阿莉克斯宣布——仿佛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将要发生。即便她的父母之间不再有什么浪漫的关系，阿莉克斯还是能听出母亲下楼宣布路即将到来时，声音里的上气不接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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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莉克斯看来，晚餐本身是相当乏味的。“基本上，我爸妈在饭桌上只会谈论几个主题——他们最近的建筑构思，他们的想法，”阿莉克斯回忆道，“我妈妈会谈论新的几何想法，他则会谈论静默和光线。大多数孩子都不喜欢被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但我太想让他们问问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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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路易斯·康和安·婷在思想层面的联系依旧紧密，这却并不能避免安离开公司。“1964年，虽然路的公司工作很多，他还是通过不给我工作来‘让我走’。”安在路死后多年出版的回忆录当中写道。其他人则对他们在职场上的分道扬镳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当我们在进行一个项目的时候，安却在做她自己的设计，这简直是疯了。”杰克·麦卡利斯特说，他始终对安·婷评价不高。而即便是喜欢安·婷，并在私下里跟她关系不错的埃德·理查德，也坚持说“路从来都不打算解雇她。在退出布林莫尔项目之后，她去忙别的事情了。有时她会忙于设计几何结构。她会走进办公室，然后说，‘哦我太激动了，我把一个十二面体和一个什么东西结合在了一起’——没人明白她在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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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摩西·萨夫迪看来，她和康之间个人关系的紧张，是导致安离开的直接原因。萨夫迪在办公室的时间不长，但他认为这和玛丽·郭也有关系，尽管当时康和玛丽的暧昧关系已经结束很久了。（1964年，玛丽还在康的公司工作，但那时她已经和莫顿·彼得森相识并结婚，后者是史密斯·克莱恩与弗兰奇制药公司的经理。仿佛为传递他生命中一段插曲已彻底结束的信号，康还参加了他们的婚礼。）萨夫迪认为，他能够回想起康和安之间怨恨达到顶峰的时刻。“有一天，我们三个在工作——路、她还有我。”萨夫迪讲道。“一开始，气氛似乎很紧张。”然后，按照萨夫迪对事件的记忆，有什么事情让安跑了出去，但他说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说，“她冲了出去，再也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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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后来，萨夫迪与安而不是路，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安是个了不起的思考者，她思考的范畴甚至超出了建筑。她是一位导师，她对我的教导比路更多。”萨夫迪总结说。他和他的妻子以及小女儿，同安和她的女儿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大家庭，一起在费城度过了16个月的时光，随后他搬到了蒙特利尔，并为1967年的世博会设计了“栖息地67号”（Habitat67）。阿莉克斯·婷当时9岁或10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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