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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个不稳重的姑娘。”萨夫迪说起这个小女孩，“我认识的一些单身母亲都没办法解决孩子的纪律问题。这个孩子在没有限制的环境下长大。不过同时，”他承认，“她身上也有点安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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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理查德曾到位于威弗利街的住处拜访过她们，他所讲的内容更具说服力。“安决心不让阿莉克斯受任何惩罚，因为这会影响她的创造力。”他说，随后又补了一句，“她有点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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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长大后已经成为一位颇有成就的画家的阿莉克斯看来，安不管教她的这一决定没有丝毫问题。她太任性了，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其他人让她做什么她就偏偏不去做。而她身边的大人——甚至，或者说尤其是她的父亲——似乎强化了她已经是一个大人的认知。“我想他已经觉得我是个画家，或者觉得我一定能成为画家。”她说起康对待她的态度，“他很会鼓励人，会给我买画具。有时他把事情做得太早了：10岁的时候，他就给我买了一套油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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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也让她感觉自己绝对是他的孩子。“他总会仔细审视我，”阿莉克斯回忆，“因为他觉得我们之间有非常强烈的相似之处。他总是想要找到更多我和他相像的地方。”她回想道，尤其是他们一起玩挑竹签游戏的时候，“他会突然抓住我的手，说我的手和他的一样，是他的手的女性版本。他总忍不住这么做。”不止如此，“他还感觉我的思维方式也很像他……但我们之间的相似性，并没有让我们的相处变得容易”，她指出，“因为两个人太像，反而很难进行日常交流。我们都是自我激励型人格，一样固执，情感也都很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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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阿莉克斯的母亲不再与他一同工作，康还是会定期与女儿见面。但现在另一个孩子纳撒尼尔也出现在了路的生活当中。就在安·婷离开公司不久，哈莉特·帕蒂森返回了城里。在丹·凯利（Dan Kiley）位于佛蒙特的公司做了一年半的学习生之后，帕蒂森决定考取一个景观设计专业的正式学位。她报名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景观设计专业的硕士课程，并且在1964年秋天带着纳撒尼尔回到了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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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开始第一个学期的时候，康在自己公司大楼的4层为她腾出了一间小办公室。“他在5层的角落里，”戴维·斯洛维奇说，帕蒂森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的3年期间，他一直在公司效力，“帕蒂森在楼下，他们在仓库给她找了个小地方——可以让她画草图、放东西。她会在那里做学校的作业，路会给她做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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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不知道她是否参与过公司的任何项目，但“我们都知道她是谁，她是纳撒尼尔的母亲。在办公室，路的各种花边故事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也都会维护他”。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确保艾丝特突然造访办公室的时候，不会和哈莉特见面。“我还记得有好几次他们说：‘艾丝特在大厅，她就要上来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也许是通过电梯员。”斯洛维奇说。“他们会确保哈莉特的门关好。艾丝特一般上来坐一会儿就会走，这种情形大概每两周就会发生一次，并不意味着某种趾高气扬，她只是想和路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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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哈莉特来说，被关在一个2.5米×3米大小、没有窗户的储藏室里，有时还会被锁在里面，可能并不是什么愉快的经历。多年以后，当她的儿子表示她当时的位置一定让她很不舒服时，她承认了这一点：“某种程度上，这有些丢脸。”但当纳撒尼尔问起她为何总是维护康，为何不对他将她置于那般窘境表示愤怒的时候，她否认自己对此有一丁点愤怒。到最后，她说，这一切是值得的：比起失去的——不管是什么东西——她得到了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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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艾丝特来说，她一直在忍受屈辱，而办公室里的人低估了她对事情的认知，把她看成是一场欢乐的家庭喜剧中某种手持战斧、马虎大意的角色。“我们总会说路的妻子是一个背后的女主人。”埃德·理查德轻笑着说。他和办公室里的其他人似乎都不知道，艾丝特在纳撒尼尔出生之前，便知道了哈莉特怀孕的事。而如果说关上储藏室的门有它滑稽的一面，那么这出戏的戏剧部分则是康兢兢业业地扮演他被要求的角色。比如，埃德回忆起有一天，当他和朋友吃完午饭回到办公室，“路从楼上下来，满面春风。通常他都会坐电梯，但这次他是从楼梯下来的。我们上楼到他的办公室，发现艾丝特在那儿。他搞定了她，而这也是他满面春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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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部分情况下，和康一起工作的男人们都不觉得他拥有不同的情人以及非婚生子有什么问题。相反，他们还从中得到了乐趣，仿佛这可以成为他十分特别，或者没什么特别的证据。“我们只是觉得，他是个很有名的人，但另一方面，他也不过是个有情妇的男人。”埃德·理查德说。杰克·麦卡利斯特则将此归结为时代特征。“那是亨利·米勒的时代，”杰克指出，“我们都在读亨利·米勒。”杰克回忆起自己从康的律师戴维·佐伯那里听说，他的一个客户，或者别人的客户，即将要发明一种改变世界的东西，那东西最后被证明是避孕药，在1960年时被批准可以广泛使用。“在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所有人在和所有人做爱。”麦卡利斯特评价道，“那是一个极度自由的世界。”在那样的氛围下，批评康的行为显然是一种过于拘谨的表现，或者会被认为是过度的宗教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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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公室里，查尔斯·恩里克·瓦隆纳特（Carles Enrique Vallhonrat）是少数几个公开对此表达过不满的人之一。瓦隆纳特说西班牙语，在阿根廷接受了建筑训练。从萨尔克项目开始，在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为康工作。他是个聪明的、有才华的人，对康也尊敬有加，一些人觉得他有些严肃或是傲慢，另一些人则觉得他是个诚实正直的人。观察到他的大多数同事都没有对路的婚外恋情发表任何评论，弗雷德·兰福德回忆说：“唯一持绝对反对意见的只有瓦隆纳特，他对此非常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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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哈莉特在办公室中出现，弗雷德和大多数同事一样，选择视而不见。“他们当然不会在办公室里卿卿我我，而是保持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他说起哈莉特和康，“但大家都知道她是路的情人，而且都知道还有一个男孩牵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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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此中隐情。巴克里希纳·多西回忆起自己一次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秋季访学，他每年都会到那里参加建筑系的定期讲座。那次康把他带去了哈莉特的住处，事先没有告诉他他们要去哪里。他们一到哈莉特家，康便把一个小男孩介绍给多西，说那是自己的儿子。多西事先并没有听说过哈莉特的事情，对纳撒尼尔的出生也一无所知，但现在这个孩子已经展示给了他一切真相。他觉得自己突然被允许窥视康的私人生活，是因为“我是个局外人，但也是路的亲人”。他对此事并没有大惊小怪。“一位圣人可能会有风流韵事，但你并不想知道这些，”多西指出，“你想知道的是他的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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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亨利·威尔科茨在1964年年中第一次向康提及自己要从巴基斯坦回到美国时，康提议他可以在回家的路上顺便到费城看看。不过最终，威尔科茨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在东海岸逗留。“我给他打电话说我不能去费城了，因为我的家人都在得梅因集合，而随后我就要去丹佛。”亨利回忆道。他和他的妻子很想念科罗拉多，他们想回到那里，尽管还没有公司愿意为他提供职位。但路提出了其他的建议。“他问我要一个能在得梅因找到我的地址，”亨利说，“然后我在我父母的地址收到了一封海外电报：‘随时欢迎你。路。’于是我改签了机票，前往费城。”1964年9月，亨利开始在康的办公室工作，同时他开始为自己的家人寻找住处，包括他的两个儿子和妻子艾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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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后不久，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个来自艾丝特·康的电话。“我们通过电话，”他说，“我第一次到办公室的时候，她打电话过来，说想和我聊一下。路一定和她提起过我。我们通过电话聊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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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艾丝特问了他一个直接的问题：你在哪里找房子呢？亨利立刻明白她为什么要这么问。作为一个非裔美国人，他非常清楚，尽管房东和房地产经纪人可能会假装向他展示他们的空房，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愿意向他出租。在当时的费城，在专业领域供职的黑人还很少，黑人建筑师更是屈指可数。“我想可能有一些，”威尔科茨说，“但我从没和他们打过交道，我们隔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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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艾丝特的电话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她的一个优点是她非常直接。”亨利说，“她告诉我在哪些街区我会受到欢迎，哪一些则不会。”在他们谈过之后，他放弃了那些没有希望的街区，而他的家人最终定居在了日耳曼敦。性格不同的人可能会被艾丝特的直来直去甚至是鲁莽吓到，但亨利却觉得这很令人愉快。“了不起的女人。”他强调，并且始终坚持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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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令亨利感到自己受到欢迎的人，是戴夫·威兹德姆，康公司里的办公室主任。“我一来到这里，除了艾丝特，还有他——他和他的妻子邀请我到他们家共进晚餐。”亨利解释说。实际上，威兹德姆邀请的是他和艾琳夫妇两人。“所以我们就去了那里，在斯沃斯莫尔，和他们夫妻俩一起吃了星期日的晚饭，他还把我介绍给了他的女儿们。”亨利说。换句话说，那是一个专门用于同事之间休闲沟通的夜晚，这在1964年时种族隔离现象还很普遍的费城，是很不寻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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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家里到处都是书和杂志，《纽约客》，还有艺术作品。”威尔科茨回忆说，“他有史密森尼爵士乐合辑的黑胶唱片——其中一些也有可能是虫胶的。”亨利发现戴夫是个读书狂，他的妻子海伦也一样，她在当地图书馆做志愿者。他们两个还都是贵格会教徒。“海伦会参加礼拜活动，不过据我所知，戴夫并不会去，”亨利总结说，“他会用自己的方式践行信仰。他从不夸耀这一点，也不会声张。他是个老宾夕法尼亚人，一个很棒的家伙，我们相处得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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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康的办公室，没有人和戴夫·威兹德姆相处得不愉快。这是他的基本品质之一，是他能够在20年里保持自己地位的方法。最初在斯托诺罗夫与康，随后在路位于云杉街1728号和第20大街138号的独立公司，以及最终的核桃街1501号，戴夫的工作始终是监督所有员工，协调每一项工作。正是威兹德姆——“著名的贵格会教徒”，杰克·麦卡利斯特如此称呼他——以自己的冷静、智慧和日复一日的脚踏实地，保持着公司的平稳运转。“戴夫是与众不同的，他很谦和，是个不可知论者。”理查德·沃尔曼说，“没人不喜欢戴夫，他就是胶水，你得用胶水才能把纸箱粘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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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夫就是这间办公室。”亨利·威尔科茨说，“当然，每个人都知道，办公室里只有一个建筑师，那就是路。但路是进进出出的，而戴夫把一切维系在一起。他是个始终如一的人。”按照亨利的说法，“他参与到办公室经手的每个项目中。通常情况下，一个项目到来时，路首先会和戴夫谈一谈”。而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威兹德姆的角色甚至会变得更加重要。“在设计绘图阶段，每个负责工作的人都会来向他请教。”威尔科茨说，“他们会问戴夫：‘这个要怎么做？’他就会坐下来，细致地把问题解决掉。有问题，找戴夫。有时路会进来，对戴夫说：‘你想让我怎么做？告诉我。’然后戴夫就会说：‘做这个，和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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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康和威兹德姆的关系一向很平稳。不像其他人，戴夫总会对康的观点提出反驳。（“戴夫不是好好先生”，威尔科茨指出，而在康的办公室里，“好好先生有很多”。）尽管康曾告诉亨利，戴夫是他最好的批评者，但如果不喜欢那些批评，他还是会对它们表示拒绝。在亨利·威尔科茨来到公司几年后开始为路工作的加里·莫伊记得，有一次他和亨利觉得他们正在进行的贝丝·艾尔犹太会堂项目可能需要重新设计。“我们询问了戴夫的意见，”莫伊说，“然后他安排我们和路一起开会。我记得在会议的关键时刻，因为清楚工作的现状和剩余的费用，戴夫提出‘我们负担不起让一切推翻重来’。路非常生气，说‘我们负担不起的是不推翻一切’。事情就这么陷入了僵局，然后我和亨利重新检查了项目，修改了一部分内容，使项目可以继续下去。”但莫伊，尽管他也主张推翻重来，但通过此前的争吵，他“对戴夫的观点非常尊重（路的财务状况对大家都有影响），并且对他敢于对路直言不讳充满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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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夫做事是很踏实的。”威尔科茨说，“他会说：‘我不知道，路，这是干什么用的？它打算怎么办？这毫无意义！’有时路会因为戴夫大发雷霆，冲出办公室。”但他迟早会回来，通常都很快。在亨利看来，他们的关系就像是那种“老朋友，你知道该怎么和朋友一起相处，你可以冲朋友发火，路就会对戴夫发火，但第二天，他就会对他赞不绝口”。亨利认为，是潜意识里的相互尊重让他们联结在一起。戴夫强烈的自我意识，能够让他在康的暴跳如雷面前保持冷静，这也有助于他们的关系。“没有什么会烦到戴夫，”威尔科茨说，“他似乎不会生气，当其他人因为某些事情生气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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