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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人把这种镇定当成软弱。“戴夫·威兹德姆是个了不起的、温柔的男人，非常聪明，但缺乏好胜心，不够坚强。”戴维·斯洛维奇评价说。“戴夫是圣人，”埃德·理查德说，“他喜欢路，但路像其他人一样待他很糟。”弗雷德·兰福德则把戴夫称为“真正的好人，一个非常善于合作的家伙”。但他觉得，康并没有真的依赖他来完成设计。“建筑细节方面，他并没有依赖戴夫——滴水、建筑构建的方式。”兰福德总结说，“他会和一些年轻人说：‘去问戴夫，他知道。’”而正如兰福德和其他人指出的，戴夫从不会因为太忙碌而拒绝回答问题：他总是有空，他用自己的空闲来守护康的时间。“他会说：‘他很忙，别去烦他。’他就像路的保护者。”弗雷德回忆道。“戴夫总是很尊敬路。而我们都知道路也尊敬戴夫，但这并没有表现出来。他们在一起太久了，并没有什么温情的表现。就像是一对相互对抗的兄弟。”弗雷德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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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兹德姆在办公室里的特殊地位体现在一个方面，那就是他的工作时间安排。其他人的工作时间都像康一样疯狂。“白天和夜晚对于路来说没有什么不同，”加里·莫伊指出，“如果有工作需要完成，那就一定要完成，即便是在常规时间内不可能做完的情况下。记好了，路的事务所与其说是一家专业公司，倒不如说是一位艺术家的工作室。”但戴夫·威兹德姆却严格遵守职业的上下班时间。“他会在上午到，8点半或者什么时候，然后在5点半或6点下班。”弗雷德·兰福德说，“有时，如果工作真的很忙，他会在周六或周日来一天。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不会像大家那样工作那么长时间。”亨利·威尔科茨也同意这一点。“没错，是真的，他会回家”，亨利记得，有一次，大家都在夜以继日工作，“周末也一样，而戴夫告诉路他周六或者周日都不想来”。然后康对他说：“哦，你是说是因为你们宗教的原因？”亨利一直也不清楚他是不是在开玩笑。（显然戴夫也不知道。在路去世后多年，威兹德姆曾对一个记者说，在生命最后的阶段，康让自己相信，一些贵格会教徒会对在礼拜日工作这件事良心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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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常规的工作时间，戴夫·威兹德姆会在办公室里主持全局，办公室里尽管有一些混乱的成分，但也有其自身明确的模式和惯例。戴夫一个人坐在5楼入口左边的一张桌子旁，这是你在主绘图室里能够看到的第一张桌子。如果不向左拐，而是向右，你会走到露易丝的桌子前，它就在路易斯的封闭办公室外面，紧挨着浴室。露易丝会把办公日历在自己桌子上展开，朝向外面。这样每一个想知道康在哪里——或者曾经去了哪里，再或者他将要去哪里——的人，都可以找到答案。康还经常亲自在日历上做手写的添加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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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康在办公室，并计划待上一阵子的日子里，他会走进自己的办公室，脱下夹克，穿上他留在那里的一件开襟毛衣。然后他会到绘图室四处走走，查看设计进程，和每一位负责项目的建筑师交谈一番，最后来到戴夫的办公桌前，跟他探讨各种问题。有时候，尤其是在一天中的晚些时候，康会在自己办公室里，关上门，与人通电话或是打个盹儿。有时他也会在里面画草图，并在随后拿出一卷黄色的描图纸，把某个新设计展示给相关负责人看，解释他想做怎样的修改。“他会到你的桌前，说：‘你可以把这个移到……’他总是随身带着黄色的纸，便宜的描图纸。”兰福德说。康还有一本总是随身携带的小速写本，方便他将自己在火车或飞机上产生的想法捕捉下来，带回办公室。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似乎当场就能想出主意。“看着他画出一幅草图的感觉很美妙，”威尔科茨回忆道，“他会走过来，把你从凳子上推开，开始画草图：画下来，擦干净。然后他会跟你讲2楼，再擦掉，接下来是3楼——你必须跟上他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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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很多日子，康是根本不会到办公室的，通常是因为他在外出差。露易丝为他制定所有旅行计划，而经过多年的训练，她学会了避开一开始制造的灾祸。她在安排旅程方面犯下的第一个错误，发生在她刚开始为康工作不久。当时，他正准备为唯一会教堂项目前往罗切斯特。“因为从没坐过火车旅行，所以我对住宿的问题一无所知。”露易丝回忆道，“我给他在火车上定了一个小包间，结果出了大差错。他评价说：‘我不到一米七，但即便是侏儒也没办法在那里伸开脚。’我明白他说的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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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犯下第二个错误——让他带着一本过期护照出了国——之后，露易丝提出要辞职，但康却坚持要她留下。“即使是打棒球，击球手也有三次挥棒的机会，”他告诉她，“我还不能让你走，因为我想看看你是否能成为最棒的那一个。”所以她一直留了下来。到60年代中期，她为康安排的旅行比往常任何时候都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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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给他安排的最有趣的一次国外旅行，实际上跟任何特定项目都无关。1965年，作为国务院文化交流项目的一部分，康受邀前往苏联。文森特·斯考利一路与他同行。他讲起了他与康一同参观俄罗斯建筑的经历。“有一次，在莫斯科的一个夏天夜晚，我们在克里姆林宫周围走来走去。”斯考利说，“克里姆林宫的塔楼非常漂亮，很浪漫——它们出自意大利建筑师之手——然后我对他说：‘路，看看它们告诉了我们什么。’如果这样理解，它们的确如此。但路说：‘别这么看，要看它们把重量传递下来的方式。’确实如此，它们都是砖石建筑，人们真的可以感受到顺着墙体传下来的压力。这很美，我总是觉得这是路的建筑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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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他们在列宁格勒时，他们当时准备参加一场由美国方面主办的美国建筑展。斯考利称呼它“是一场不像话的业余展览，用来展示我国物质文化的光彩与美丽，以震撼俄罗斯人”。当康被邀请向列宁格勒市长及其随行人员介绍这一展览的时候，他拒绝了。“他说这有失体面，他不想做那样的事。”斯考利讲道，“但他同意可以与众人同行并且到场，回答现场可能出现的提问。”而在这个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问题——有关康自己的罗切斯特教堂，这位市长评价说它根本就不像是一座教堂。“这就是它为什么会入围这场给苏联人看的展览。”康面带微笑，立马回应。随行译员（“一个可怕的老古板”，按照斯考利的说法）并没有翻译康的评价，但也没能阻止俄罗斯人的纵情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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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60年代的推进，费城办公室的生活越发疯狂。“忙得不可开交。”威尔科茨回忆说，他四下舞动双手，表示当时状况的纷乱，“人员流动很大，没人置身其外。很多人进进出出，人们会来赶图，工作一小段时间，然后开始下一个工作。我觉得当时没有人被炒”。也许是没有，但确实有些人没了工作，尤其是当他们从事的项目结束之后。“布林莫尔项目结束以后，他让那个项目上的所有人都走了。”埃德·理查德说，“他们都被请走了，路已把钱花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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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从1965年开始，资金短缺越发成为康公司里一个令人绝望的主题。露易丝——亨利形容她是“一只母鸡，一个非常快活的人”——随着自己作为秘书的工资越发飘忽不定，只好在一家餐饮公司找了份兼职，以维持家庭开销。而亨利自己，尽管他的妻子已经作为护士在工作，但日常开销依旧捉襟见肘，因为他的工资也无法按时到账。加里·莫伊则发觉自己加班时间越来越多的同时，财务状况却不断恶化，为此他只好向康提出了辞职。“他试图说服我，让我留下来，”莫伊回忆道，“他说他很快就能收到一个项目的回款，这样他就可以付钱给我。我告诉他我不能接受这个答复，因为大家都处在同样的状况。”然后康告诉加里可以休息一个周末，等周一再回来工作，到那时他会想出办法来解决。“周一的时候，他给了我一张来自艾丝特的个人支票，支付了我的一部分工资。”莫伊说，“我很好奇艾丝特用这种方式帮过他多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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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还在建筑学院念书的戴维·斯洛维奇在平常拿的是时薪，此时需要就工资问题和露易丝或戴夫·威兹德姆谈判。“他们对此很坦诚：‘我们的资金遇到了一些问题，到下下个周三才能付给你薪水——请问在那之前你需要多少钱来保证日常开销？’然后等到下下个周三支票就会到位。”斯洛维奇回忆道。“但并不是每次都会这样，也许有一半或1/3的情况会这样。我想达卡方面付款并不是很规律。”他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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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是非常不规律。路曾派杰克·麦卡利斯特到巴基斯坦索要该国政府欠公司的50万美元工程款。“汗总统是个出色的大人物，”杰克回忆说，“因为在桑德赫斯特[9]待过，他的英语非常好。他叫我麦卡利斯特先生，寒暄几句之后，他说：‘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我说：‘付我们钱。’‘我欠你们很多吗？’他说。‘足以让我们倒闭了。’我说。”麦卡利斯特告诉他，如果他们得不到工程款，达卡的项目就会被暂停。按照杰克的说法，下个星期一一早，钱就汇到了康的银行账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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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尔克项目里，麦卡利斯特同样参与了一次有关资金的谈判。事实证明，即便是这一优质客户也无法提供无限的资金，而在某一时刻，出生缺陷基金会的负责人巴兹尔·奥康纳（Basil O’Connor）决定介入。他给康以及乔纳斯·萨尔克开了一次电话会议，两人同时要求路让杰克也一起参加。“奥康纳说：‘路，我们准备解雇你，这个项目没有按时间计划进行，你没有支付应付的款项，现在一团糟。’”杰克回忆道，“路说：‘那么我可以做些什么吗？’他们说：‘是的，你可以让杰克来负责这个项目，让他掌控一切。’而路说：‘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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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65年，萨尔克项目此前刚刚萌芽的问题，已变得相当严峻，这使得“聚会所”不得不从计划中剔除。对于那时大多数为路工作的人，也可能包括康自己来说，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损失。“聚会所”不仅仅是这个项目的中心，艺术性、人文性以及科学性的交汇之所，它还是路最引人入胜的设计之一，高大、苍白的混凝土墙环绕巨大的窗户，光线由各个角落进入建筑当中。这一概念最终在达卡国会大厦的清真寺当中得以重现，达到了令人惊叹的效果，但目前这一安慰尚未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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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康正投身于萨尔克研究中心中央花园的设计之中。他雇用的景观设计师劳伦斯·哈普林（Lawrence Halprin）提供了一个初步方案，他关于种植灌木与乔木于混凝土墙旁的构想无法令任何人满意。随后，康偶然发现了墨西哥建筑师路易斯·巴拉甘（Luis Barragán）的一些设计。它们刊登在纽约现代美术馆出版的一本包括了康和野口勇的游乐场设计的读物当中。1965年年初，康决定跟巴拉甘电话沟通，因为不会说西班牙语，他的雇员，一位名叫拉斐尔·维拉米尔（Rafael Villamil）的波多黎各建筑师帮他打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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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介绍完自己，然后说：‘我在路易斯·康的办公室里给你打电话。’”维拉米尔回忆说，“巴拉甘问：‘路易斯·康是谁？’我当时就坐在他旁边，所以我问他：‘他问，你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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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毫无畏惧地回答：“让他去找他的建筑师朋友们问问。”后面他们显然聊得很愉快，因为在这个电话打完一周后，1965年1月20日，康给在墨西哥城的巴拉甘写信，向他在电话上耗费的时间表示感谢。他强调了自己有多么希望能够在萨尔克项目上得到巴拉甘的指导，同时补充（按照他独特的“路式语言”，听起来总像是翻译自某种不知名的语言）：“我从我所看到的你的作品中也感觉到，与自然法则相比，你对人们塑造地面和种植灌木的意志保持着活力。”几个月后，两位建筑师在墨西哥进行了第一次私人会面。两人似乎已经可以非常惬意地互开玩笑了。在看到了巴拉甘用油漆涂得很鲜艳明亮的墙壁后，康承认它们非常漂亮，但坚持混凝土应当维持原样。据说巴拉甘对此回应道：“好吧，你说得对，但我还是会继续给这些墙刷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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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一场会面成就了一个传奇。路易斯·巴拉甘、路易斯·康和乔纳斯·萨尔克于1966年2月24日在即将竣工的萨尔克研究中心会面。两排研究室塔楼已经就位，它们各自所属的实验室则位列其后，它们面对着一片尚未开发的泥浆地，他们的问题便是如何处理它。按照康的故事版本，他把巴拉甘带过来，是因为他创造了很多奇妙的花园。但当墨西哥建筑师亲眼看到这片空间时，他说：“这里不该建花园，应该建一座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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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眼萨尔克，”康回忆道，“他也看了看我，随后我们都同意，花园并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这里应该是一座广场。巴拉甘说：‘如果你建一座广场，建筑将会有一面正对着天空。’这话很要命，因为它是个完美的主意。我只能反驳说：‘你说得对，这样我不用做什么，就能看到那片蔚蓝色的马赛克。’我的意思当然是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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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座神奇的广场——可能是萨尔克研究中心设计当中最强有力、最迷人的一部分——实际上是一场意外，至少是不同愿景融汇而成的难以预料的结果。事情尚没有结束，康最初的冲动，是用“雷辛托”来铺设广场，那是一种巴拉甘曾在墨西哥使用过的暗色火山岩。“路喜欢它是因为它就像是大象的皮肤。”杰克·麦卡利斯特观察到，“但出于某种原因，他又推翻了这个想法，想改用一种粉红色的石头，圣米格尔—德阿连德[10]的大教堂使用过的那种。”但这需要让墨西哥方面生产该石头的采石场重新开业才能实现，因此代价高昂。“就在此时，路提出了罗马洞石[11]，结果表明它比常用的乙烯基地砖更便宜。而这，”杰克说，“最终促成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洞石运输。”它表面苍白、纹理细腻，与混凝土的颜色有着微妙的关系，而最终的结果也证明，选择洞石，对萨尔克广场的品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康有机会用深灰色甚至粉红色的材质铺设广场（在成本及材质获取均可行的情况下），整个空间将产生难以想象的变化，因为正是象牙色的洞石，最终给面向太平洋的整个建筑群带来了灿烂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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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萨尔克项目已经开始收尾，康便把弗雷德·兰福德送到了达卡，处理混凝土方面全新的挑战。国会大厦项目——在1966年，它还被称为“第二首都项目”——是康生涯当中规模最大的项目，在很多方面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他不仅要处理巴基斯坦公共工程部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同时还要面对东巴基斯坦极其贫穷的地区在建筑技术方面也相对原始的事实。在印度，他几乎只用砖块建造，高度从来都不超过三四层，从而克服了类似的问题。相较之下，在达卡，他将建造一座巨大的9层建筑，高达42米。对于附近用来容纳来访者的2层住宅，康尚且可以使用传统的砖块进行建造——这些拥有优雅轮廓和精致的拱的住宅，最终和艾哈迈达巴德的建筑很相近，但对于中心建筑国会大厦本身而言，混凝土的使用势在必行，弗雷德的专业知识便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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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弗雷德在1966年2月抵达达卡时，他在机场见到了自己的哥哥古斯，后者也在为路易斯·康工作（在弗雷德离开路的公司开办自己的混凝土咨询公司很久之后，古斯还为路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两兄弟从机场奔赴本地的高尔夫球场，在那里一起打了好几个回合，那儿的球童们在他们每次击球后都鼓掌喝彩，令他们啧啧称奇。随后他们便安顿下来，开始工作。古斯·兰福德一人身兼数职，他为这个项目工作多年，一直都是这样的情况。但在1966年非常短的这一阶段，他们只需要专注于混凝土构造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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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到达前，一些关键决定已经做出。国会大厦将坐落于一座人工湖里一块人工搭建的陆地上，人工湖会将它与周边的砖制住宅区分开。除了增加这一区域的视觉效果外，这座浅水湖还呼应了周围的乡村景观：该处的低地经常因季风降雨和河流汇合而被淹没。这座建筑的中心呈八角形，从外面看大致呈菱形。不过从外部观察者的视角，它的中心结构在一侧被弯曲的外墙所遮掩，在其他各侧则被巨大的三角形、圆形和方形开口遮盖，在形状上几乎无法分辨。为了使基本的对称性更加复杂，位于国会大厦菱形四角之一的清真寺，被从其轴心位置稍稍偏移，从而强化其指向麦加的事实。尽管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混乱，但康通过首尾一贯的材料，统一了整个建筑：由窄的木纹模板灌制出中灰色的混凝土，同时以白色的大理石细条勾勒出规律分布的条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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