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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部分情况下，和康一起工作的男人们都不觉得他拥有不同的情人以及非婚生子有什么问题。相反，他们还从中得到了乐趣，仿佛这可以成为他十分特别，或者没什么特别的证据。“我们只是觉得，他是个很有名的人，但另一方面，他也不过是个有情妇的男人。”埃德·理查德说。杰克·麦卡利斯特则将此归结为时代特征。“那是亨利·米勒的时代，”杰克指出，“我们都在读亨利·米勒。”杰克回忆起自己从康的律师戴维·佐伯那里听说，他的一个客户，或者别人的客户，即将要发明一种改变世界的东西，那东西最后被证明是避孕药，在1960年时被批准可以广泛使用。“在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所有人在和所有人做爱。”麦卡利斯特评价道，“那是一个极度自由的世界。”在那样的氛围下，批评康的行为显然是一种过于拘谨的表现，或者会被认为是过度的宗教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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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公室里，查尔斯·恩里克·瓦隆纳特（Carles Enrique Vallhonrat）是少数几个公开对此表达过不满的人之一。瓦隆纳特说西班牙语，在阿根廷接受了建筑训练。从萨尔克项目开始，在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为康工作。他是个聪明的、有才华的人，对康也尊敬有加，一些人觉得他有些严肃或是傲慢，另一些人则觉得他是个诚实正直的人。观察到他的大多数同事都没有对路的婚外恋情发表任何评论，弗雷德·兰福德回忆说：“唯一持绝对反对意见的只有瓦隆纳特，他对此非常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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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哈莉特在办公室中出现，弗雷德和大多数同事一样，选择视而不见。“他们当然不会在办公室里卿卿我我，而是保持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他说起哈莉特和康，“但大家都知道她是路的情人，而且都知道还有一个男孩牵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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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此中隐情。巴克里希纳·多西回忆起自己一次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秋季访学，他每年都会到那里参加建筑系的定期讲座。那次康把他带去了哈莉特的住处，事先没有告诉他他们要去哪里。他们一到哈莉特家，康便把一个小男孩介绍给多西，说那是自己的儿子。多西事先并没有听说过哈莉特的事情，对纳撒尼尔的出生也一无所知，但现在这个孩子已经展示给了他一切真相。他觉得自己突然被允许窥视康的私人生活，是因为“我是个局外人，但也是路的亲人”。他对此事并没有大惊小怪。“一位圣人可能会有风流韵事，但你并不想知道这些，”多西指出，“你想知道的是他的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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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亨利·威尔科茨在1964年年中第一次向康提及自己要从巴基斯坦回到美国时，康提议他可以在回家的路上顺便到费城看看。不过最终，威尔科茨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在东海岸逗留。“我给他打电话说我不能去费城了，因为我的家人都在得梅因集合，而随后我就要去丹佛。”亨利回忆道。他和他的妻子很想念科罗拉多，他们想回到那里，尽管还没有公司愿意为他提供职位。但路提出了其他的建议。“他问我要一个能在得梅因找到我的地址，”亨利说，“然后我在我父母的地址收到了一封海外电报：‘随时欢迎你。路。’于是我改签了机票，前往费城。”1964年9月，亨利开始在康的办公室工作，同时他开始为自己的家人寻找住处，包括他的两个儿子和妻子艾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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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后不久，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个来自艾丝特·康的电话。“我们通过电话，”他说，“我第一次到办公室的时候，她打电话过来，说想和我聊一下。路一定和她提起过我。我们通过电话聊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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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艾丝特问了他一个直接的问题：你在哪里找房子呢？亨利立刻明白她为什么要这么问。作为一个非裔美国人，他非常清楚，尽管房东和房地产经纪人可能会假装向他展示他们的空房，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愿意向他出租。在当时的费城，在专业领域供职的黑人还很少，黑人建筑师更是屈指可数。“我想可能有一些，”威尔科茨说，“但我从没和他们打过交道，我们隔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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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艾丝特的电话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她的一个优点是她非常直接。”亨利说，“她告诉我在哪些街区我会受到欢迎，哪一些则不会。”在他们谈过之后，他放弃了那些没有希望的街区，而他的家人最终定居在了日耳曼敦。性格不同的人可能会被艾丝特的直来直去甚至是鲁莽吓到，但亨利却觉得这很令人愉快。“了不起的女人。”他强调，并且始终坚持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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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令亨利感到自己受到欢迎的人，是戴夫·威兹德姆，康公司里的办公室主任。“我一来到这里，除了艾丝特，还有他——他和他的妻子邀请我到他们家共进晚餐。”亨利解释说。实际上，威兹德姆邀请的是他和艾琳夫妇两人。“所以我们就去了那里，在斯沃斯莫尔，和他们夫妻俩一起吃了星期日的晚饭，他还把我介绍给了他的女儿们。”亨利说。换句话说，那是一个专门用于同事之间休闲沟通的夜晚，这在1964年时种族隔离现象还很普遍的费城，是很不寻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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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家里到处都是书和杂志，《纽约客》，还有艺术作品。”威尔科茨回忆说，“他有史密森尼爵士乐合辑的黑胶唱片——其中一些也有可能是虫胶的。”亨利发现戴夫是个读书狂，他的妻子海伦也一样，她在当地图书馆做志愿者。他们两个还都是贵格会教徒。“海伦会参加礼拜活动，不过据我所知，戴夫并不会去，”亨利总结说，“他会用自己的方式践行信仰。他从不夸耀这一点，也不会声张。他是个老宾夕法尼亚人，一个很棒的家伙，我们相处得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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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康的办公室，没有人和戴夫·威兹德姆相处得不愉快。这是他的基本品质之一，是他能够在20年里保持自己地位的方法。最初在斯托诺罗夫与康，随后在路位于云杉街1728号和第20大街138号的独立公司，以及最终的核桃街1501号，戴夫的工作始终是监督所有员工，协调每一项工作。正是威兹德姆——“著名的贵格会教徒”，杰克·麦卡利斯特如此称呼他——以自己的冷静、智慧和日复一日的脚踏实地，保持着公司的平稳运转。“戴夫是与众不同的，他很谦和，是个不可知论者。”理查德·沃尔曼说，“没人不喜欢戴夫，他就是胶水，你得用胶水才能把纸箱粘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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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夫就是这间办公室。”亨利·威尔科茨说，“当然，每个人都知道，办公室里只有一个建筑师，那就是路。但路是进进出出的，而戴夫把一切维系在一起。他是个始终如一的人。”按照亨利的说法，“他参与到办公室经手的每个项目中。通常情况下，一个项目到来时，路首先会和戴夫谈一谈”。而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威兹德姆的角色甚至会变得更加重要。“在设计绘图阶段，每个负责工作的人都会来向他请教。”威尔科茨说，“他们会问戴夫：‘这个要怎么做？’他就会坐下来，细致地把问题解决掉。有问题，找戴夫。有时路会进来，对戴夫说：‘你想让我怎么做？告诉我。’然后戴夫就会说：‘做这个，和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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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康和威兹德姆的关系一向很平稳。不像其他人，戴夫总会对康的观点提出反驳。（“戴夫不是好好先生”，威尔科茨指出，而在康的办公室里，“好好先生有很多”。）尽管康曾告诉亨利，戴夫是他最好的批评者，但如果不喜欢那些批评，他还是会对它们表示拒绝。在亨利·威尔科茨来到公司几年后开始为路工作的加里·莫伊记得，有一次他和亨利觉得他们正在进行的贝丝·艾尔犹太会堂项目可能需要重新设计。“我们询问了戴夫的意见，”莫伊说，“然后他安排我们和路一起开会。我记得在会议的关键时刻，因为清楚工作的现状和剩余的费用，戴夫提出‘我们负担不起让一切推翻重来’。路非常生气，说‘我们负担不起的是不推翻一切’。事情就这么陷入了僵局，然后我和亨利重新检查了项目，修改了一部分内容，使项目可以继续下去。”但莫伊，尽管他也主张推翻重来，但通过此前的争吵，他“对戴夫的观点非常尊重（路的财务状况对大家都有影响），并且对他敢于对路直言不讳充满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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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夫做事是很踏实的。”威尔科茨说，“他会说：‘我不知道，路，这是干什么用的？它打算怎么办？这毫无意义！’有时路会因为戴夫大发雷霆，冲出办公室。”但他迟早会回来，通常都很快。在亨利看来，他们的关系就像是那种“老朋友，你知道该怎么和朋友一起相处，你可以冲朋友发火，路就会对戴夫发火，但第二天，他就会对他赞不绝口”。亨利认为，是潜意识里的相互尊重让他们联结在一起。戴夫强烈的自我意识，能够让他在康的暴跳如雷面前保持冷静，这也有助于他们的关系。“没有什么会烦到戴夫，”威尔科茨说，“他似乎不会生气，当其他人因为某些事情生气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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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人把这种镇定当成软弱。“戴夫·威兹德姆是个了不起的、温柔的男人，非常聪明，但缺乏好胜心，不够坚强。”戴维·斯洛维奇评价说。“戴夫是圣人，”埃德·理查德说，“他喜欢路，但路像其他人一样待他很糟。”弗雷德·兰福德则把戴夫称为“真正的好人，一个非常善于合作的家伙”。但他觉得，康并没有真的依赖他来完成设计。“建筑细节方面，他并没有依赖戴夫——滴水、建筑构建的方式。”兰福德总结说，“他会和一些年轻人说：‘去问戴夫，他知道。’”而正如兰福德和其他人指出的，戴夫从不会因为太忙碌而拒绝回答问题：他总是有空，他用自己的空闲来守护康的时间。“他会说：‘他很忙，别去烦他。’他就像路的保护者。”弗雷德回忆道。“戴夫总是很尊敬路。而我们都知道路也尊敬戴夫，但这并没有表现出来。他们在一起太久了，并没有什么温情的表现。就像是一对相互对抗的兄弟。”弗雷德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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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兹德姆在办公室里的特殊地位体现在一个方面，那就是他的工作时间安排。其他人的工作时间都像康一样疯狂。“白天和夜晚对于路来说没有什么不同，”加里·莫伊指出，“如果有工作需要完成，那就一定要完成，即便是在常规时间内不可能做完的情况下。记好了，路的事务所与其说是一家专业公司，倒不如说是一位艺术家的工作室。”但戴夫·威兹德姆却严格遵守职业的上下班时间。“他会在上午到，8点半或者什么时候，然后在5点半或6点下班。”弗雷德·兰福德说，“有时，如果工作真的很忙，他会在周六或周日来一天。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不会像大家那样工作那么长时间。”亨利·威尔科茨也同意这一点。“没错，是真的，他会回家”，亨利记得，有一次，大家都在夜以继日工作，“周末也一样，而戴夫告诉路他周六或者周日都不想来”。然后康对他说：“哦，你是说是因为你们宗教的原因？”亨利一直也不清楚他是不是在开玩笑。（显然戴夫也不知道。在路去世后多年，威兹德姆曾对一个记者说，在生命最后的阶段，康让自己相信，一些贵格会教徒会对在礼拜日工作这件事良心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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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常规的工作时间，戴夫·威兹德姆会在办公室里主持全局，办公室里尽管有一些混乱的成分，但也有其自身明确的模式和惯例。戴夫一个人坐在5楼入口左边的一张桌子旁，这是你在主绘图室里能够看到的第一张桌子。如果不向左拐，而是向右，你会走到露易丝的桌子前，它就在路易斯的封闭办公室外面，紧挨着浴室。露易丝会把办公日历在自己桌子上展开，朝向外面。这样每一个想知道康在哪里——或者曾经去了哪里，再或者他将要去哪里——的人，都可以找到答案。康还经常亲自在日历上做手写的添加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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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康在办公室，并计划待上一阵子的日子里，他会走进自己的办公室，脱下夹克，穿上他留在那里的一件开襟毛衣。然后他会到绘图室四处走走，查看设计进程，和每一位负责项目的建筑师交谈一番，最后来到戴夫的办公桌前，跟他探讨各种问题。有时候，尤其是在一天中的晚些时候，康会在自己办公室里，关上门，与人通电话或是打个盹儿。有时他也会在里面画草图，并在随后拿出一卷黄色的描图纸，把某个新设计展示给相关负责人看，解释他想做怎样的修改。“他会到你的桌前，说：‘你可以把这个移到……’他总是随身带着黄色的纸，便宜的描图纸。”兰福德说。康还有一本总是随身携带的小速写本，方便他将自己在火车或飞机上产生的想法捕捉下来，带回办公室。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似乎当场就能想出主意。“看着他画出一幅草图的感觉很美妙，”威尔科茨回忆道，“他会走过来，把你从凳子上推开，开始画草图：画下来，擦干净。然后他会跟你讲2楼，再擦掉，接下来是3楼——你必须跟上他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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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很多日子，康是根本不会到办公室的，通常是因为他在外出差。露易丝为他制定所有旅行计划，而经过多年的训练，她学会了避开一开始制造的灾祸。她在安排旅程方面犯下的第一个错误，发生在她刚开始为康工作不久。当时，他正准备为唯一会教堂项目前往罗切斯特。“因为从没坐过火车旅行，所以我对住宿的问题一无所知。”露易丝回忆道，“我给他在火车上定了一个小包间，结果出了大差错。他评价说：‘我不到一米七，但即便是侏儒也没办法在那里伸开脚。’我明白他说的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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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犯下第二个错误——让他带着一本过期护照出了国——之后，露易丝提出要辞职，但康却坚持要她留下。“即使是打棒球，击球手也有三次挥棒的机会，”他告诉她，“我还不能让你走，因为我想看看你是否能成为最棒的那一个。”所以她一直留了下来。到60年代中期，她为康安排的旅行比往常任何时候都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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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给他安排的最有趣的一次国外旅行，实际上跟任何特定项目都无关。1965年，作为国务院文化交流项目的一部分，康受邀前往苏联。文森特·斯考利一路与他同行。他讲起了他与康一同参观俄罗斯建筑的经历。“有一次，在莫斯科的一个夏天夜晚，我们在克里姆林宫周围走来走去。”斯考利说，“克里姆林宫的塔楼非常漂亮，很浪漫——它们出自意大利建筑师之手——然后我对他说：‘路，看看它们告诉了我们什么。’如果这样理解，它们的确如此。但路说：‘别这么看，要看它们把重量传递下来的方式。’确实如此，它们都是砖石建筑，人们真的可以感受到顺着墙体传下来的压力。这很美，我总是觉得这是路的建筑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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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他们在列宁格勒时，他们当时准备参加一场由美国方面主办的美国建筑展。斯考利称呼它“是一场不像话的业余展览，用来展示我国物质文化的光彩与美丽，以震撼俄罗斯人”。当康被邀请向列宁格勒市长及其随行人员介绍这一展览的时候，他拒绝了。“他说这有失体面，他不想做那样的事。”斯考利讲道，“但他同意可以与众人同行并且到场，回答现场可能出现的提问。”而在这个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问题——有关康自己的罗切斯特教堂，这位市长评价说它根本就不像是一座教堂。“这就是它为什么会入围这场给苏联人看的展览。”康面带微笑，立马回应。随行译员（“一个可怕的老古板”，按照斯考利的说法）并没有翻译康的评价，但也没能阻止俄罗斯人的纵情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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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60年代的推进，费城办公室的生活越发疯狂。“忙得不可开交。”威尔科茨回忆说，他四下舞动双手，表示当时状况的纷乱，“人员流动很大，没人置身其外。很多人进进出出，人们会来赶图，工作一小段时间，然后开始下一个工作。我觉得当时没有人被炒”。也许是没有，但确实有些人没了工作，尤其是当他们从事的项目结束之后。“布林莫尔项目结束以后，他让那个项目上的所有人都走了。”埃德·理查德说，“他们都被请走了，路已把钱花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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