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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艺术家朋友坐着某辆车离开——另有打算——离开他们，为了走我自己的路。再次相遇，发现他们没有离开，终究不得不加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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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不熟悉康的说话方式，甚至是熟悉他说话方式的人来说，这些话似乎都晦涩难懂。毕竟他是在自言自语，谈论一些没有逻辑或没有叙述次序的东西。不过，正是因为这些是康的自言自语——既无意识（在梦中），又有意识（企图阐明它）——这部分内容解释了一些他在内心深处关注的东西。有些东西被烧掉了——一截烧焦的木头，3英寸长（或者至少不知怎的与数字3有关联），而它还是一个“人”，而“仿佛我以前见过”。有一种焦虑，来自非法或被禁止的行为，因此想要“隐瞒”（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有人正“准备”将它“藏起来”，以避免被质询），虽然那可耻的行为，似乎只涉及试穿一条不属于他的裤子。还有一种“走我自己的路”的渴望，在面对一些“艺术家朋友”时，但随后发现，他“终究不得不加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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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抓住了这个短暂、奇怪而令人不安的梦，并试图把它还原到前一天的事件当中。“昨晚”，他在梦的总结下面直接写道，然后总结了他在宴会讨论中记下的简短对话，关于“严峻的住房需求下建都的不当之处”，还有其他计划中的项目。最后他转向了那些在宴会上遇到的客人：“来到拉里·海尔曼家的年轻人，以及医生和他的妻子，似乎都是乐善好施的人。”他意识到自己“说了很多我和当局之间的关系……我不由想，既然我睡不着（现在是清晨），我当时是有多聪明，告诉他们这些如果说出去，我恐怕永远没法好好休息的话”。然后，另起一行，他写道：“我希望自己不曾那么大决心，来建设这座首都。”此处以一种独特而引人联想的方式，省略了关键词（拥有？感到？），仿佛他和自己决心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并不需要加上一个连接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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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半梦半醒的自我交流语言当中，康现在回到了那个梦以及它的实际意义上。“那个梦就像一个警告，”他自语道，“这个奇怪的、不相干的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成是一个人不会与其他人发生关联。老东西烦恼，害怕自己愚蠢，可能会导致背叛。”虽然他“打算为这个国家做一些好事”，但他担心自己可能反而“为我的破坏性立场提供了另一种观点”。然后，希望涌上心头，他又急切地总结道：“然而提高了它们的建设性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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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卡国会大厦对于康而言十分重要，部分原因，在于他对于民主有一种即便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但仍很强烈的感觉。较之其他项目，这个项目可以给他一个形成自己各种情感与想法，思考集会的本质，以及人类协议的机制的机会。而现在，他终于在美国也获得了一个类似的机会：一个公众项目，尽管规模相对要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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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年初，康被雇用在纽约新近被重新命名的罗斯福岛上，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修建纪念馆。这个项目为以萨尔克生物研究所委托为开端的康的这一建筑时期，画上了一个漂亮的句号，因为身为脊髓灰质炎患者的罗斯福总统，正是出生缺陷基金会[2]的创始人，而“10美分”本身——至少，是令10美分生辉的罗斯福总统的侧像——最终出现在了拉荷亚和纽约的建筑当中。但罗斯福在康生活中的意义又不止于此。罗斯福执政期间，从1932年到1945年，刚好是路富于理想主义的青年时期，在这一阶段，他以各种积极的方式参与到政治生活中。罗斯福社会化的联邦计划启发了康早期的建筑和城市规划工作，而罗斯福也一直是康最喜欢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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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晚年，康却拒绝参与任何政治活动。比如在60年代早期，他拒绝签署由一些费城艺术家发起的反对核武器请愿书——尽管他非常喜爱的妻妹奥莉维亚·阿尔贝森是冻结核武器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他说不，他只是不想与任何政治有所瓜葛。”苏·安·康说，她因自己父亲的拒绝感到难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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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路是一个对政治完全无感的人。”在丈夫去世大约15年后，艾丝特告诉建筑史学家戴维·布朗利（David Brownlee）。被进一步问询时，她暗示路过去表现出的任何激进主义倾向，都是来自奥斯卡·斯托诺罗夫和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她显然在试图抹除康在30—40年代的那段激进岁月，就像康自己所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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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世纪的深入，有很多原因让人远离政治激进主义，其中包括对斯大林主义以及其他由苏联共产主义带来的影响的厌恶、对美国总统选举以及他们对电视传媒的越发依赖的厌恶、对美国海外军事行动的恐慌与担忧——更不必说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经济条件稳定后自然产生的求稳心态。但在康的个案中，麦卡锡主义可能造成了一定影响。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广泛的、无情的、极具破坏性的调查，深入到每个人及其左翼的过去当中，这一点对于一个曾致力于摆脱贫困、刚刚才在上层中产阶级站稳脚跟的移民而言尤其可怕。很多人，不仅仅是康，为了保住饭碗，都在试图抹去自己作为激进主义分子的过去。对于像路易斯·康这样的建筑师来说，每次面对新公共项目时都要进行的自我澄清，强调了一份干净清白的个人记录是如何为其所需。尽管无法肯定“红色迫害”所带来的恐慌是否影响了康关于政治的选择，但可以确定康确实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973年，在普拉特学院的一次演讲中，他警告人们，不要采取“像麦卡锡那样毁灭性的思维方式。麦卡锡破坏了我们真正的思想，以及我们的民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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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场演讲中，面对一群来自布鲁克林区的艺术生，康说：“纽约的罗斯福纪念馆，是我正在进行的一个项目。我想一座纪念馆，应当是一间房间和一座花园。这就是我设计的全部。”紧接着他又提出了自己如此选择的理由：“花园在某种程度上是私人的自然，是对自然的一种私人控制，是自然的集聚。而房间是建筑的开始。你们知道，我有这样的感觉，房间不仅仅是建筑，而且是自我的延伸。我会解释这一点，因为它拥有不属于我的品质，拥有可以将建筑引向你的品质……建筑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的表达方式，这至关重要，因为我们活着正是为了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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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论述，令康又回到政治，一种更特别，或许也更深刻的政治：他坚信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包括贫穷的孟加拉人和印度人，都应得到自我表达的权利。因此他的罗斯福纪念馆最终被命名为“四大自由公园”是非常恰当的。这个名字源于罗斯福在1941年的“人类四大基本自由”演讲，他声援“言论与表达自由——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同时还支持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以及免于恐惧的自由。在纪念馆的最终方案中，罗斯福这些演讲中的话语被刻在了一堵石墙上，这堵石墙位于一个无顶的、拥有三条边的房间的一边，从那儿可以远眺皇后区、布鲁克林区、曼哈顿，以及广阔的东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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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往常一样，康的罗斯福纪念馆计划经历了一系列很大的变化，目前的方案是一个紧凑的设计。从1973年2月20日他第一次把设计纪念馆的需求带进哈莉特·帕蒂森的办公室，到同年秋天提出最终方案，房间的设计有3个完全不同的方案：一座巨大的拉丝钢纪念碑、一间相对较小但规模仍然很可观的混凝土建物，以及最终的花岗岩构筑物。花园同样也经历了几次不同的转变，哈莉特曾和康争论过是否需要一条两侧完全由树木包围的长步道（哈莉特的想法），或是某些更短和封闭的东西（路的想法）。到最后客户们——包括纽约市政府、纽约州政府，以及负责罗斯福岛重新建设的埃德·罗格城市发展公司——更喜欢哈莉特的景观方案，就像他们坚持要用花岗岩取代混凝土一样，而路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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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为罗斯福项目工作时，他侄子艾伦的孩子劳伦和杰夫来到了费城，到他的办公室拜访他。几十年后，劳伦还生动地记得她的伯公当时向她解释了一个设计当中的特殊部分。“他想要建造一面隐垣。”劳伦回忆说，“然后我问他隐垣是什么。他说如果一个农民在自己的地里想把牛围住，但又不想修篱笆，他就会在地里修出一圈凹陷的部分，这样牛就本能地知道不能越过去，而且这样要比修篱笆美观很多。而他想要在罗斯福项目中做类似的设计，这样可以既不阻碍外面的人向内看的视线，又可以让人们知道边界在哪里，感受到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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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夏天，康写信给哈莉特和纳撒尼尔，随信附上了罗斯福项目的草图。这封1973年8月的信是手写的，未注明日期，寄往哈莉特夏天度假的地方，一栋阳光充足的小屋，位于缅因海岸以外的印度岛上。纳撒尼尔和哈莉特每年夏天都会到那里度假，并希望康可以像他承诺的那样去拜访他们，但他从来没有赴过约。一页信纸上充满了温情（它被标注为寄给“我最亲爱的人”，并把纳撒尼尔称为“我的小英雄”），但它也透露了一丝短暂的，也许是转瞬即逝的绝望。“微乎其微的朦胧景象充满了乐趣，但在压抑的状态下，孤注一掷的尝试却带来了无比巨大的空虚和不快——随便说说。”康写道，然后，似乎是恢复了精神，他补充道：“我知道你现在玩得很开心，而且最重要的是，感受到世界有一处属于你……这座纪念馆的设计计划由石块完成。”他在平面草图上给自己的花岗岩构筑物的几个部分用术语标记了出来，包括几个用箭头指出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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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纳撒尼尔就要直接面对这些缺口。在1973年秋天，到设计的最后阶段，这个11岁大的男孩被带到了办公室，因为他的父母都在为这个项目而忙碌。康在摆弄房间的模型，墙体的不同部分分开了，在中间留下空间——几乎就像是他经常重复的想法“墙体分开，成为柱子”的字面意思。当他不断把墙壁拆开，又组合在一起，但每次的方法都稍有不同时，他问纳撒尼尔：“你觉得它们之间应该距离多远呢？”还是个孩子的纳撒尼尔很高兴被邀请回答这个问题，而长大后的纳撒尼尔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认为它对父亲的工作至关重要。“他在工作的时候喜欢和人交谈，”纳撒尼尔说，“而且不管你是小孩还是老人，是不是建筑师都没关系。他不一定会对你提出的解决方案感兴趣，但他很期待和你谈话可以激发起的他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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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项目并不是康与帕蒂森在1973年合作的唯一一个项目。他还把她招揽到科尔曼住宅项目中进行景观设计，这也是他设计的最后一座私人住宅。在这个委托中，康的客户史蒂芬·科尔曼和托比·科尔曼资金充裕，品位刁钻。他们想要一座由玻璃和木材制成的现代家庭住宅（史蒂芬的木材生意令他成为各种木材的专家），他们坚持要让康来操刀设计，尽管他一再表示自己的大型项目已经占用了太多精力。“他拒绝了我七八次，”史蒂芬·科尔曼说，“但我没放弃，一直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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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接下委托之后的几个周末，康前往科尔曼夫妇选择的在费城西北几公里处，位于怀特马什镇乡下的土地，就他们特别的需求进行了交流。托比想要一扇可以在洗衣服的时候眺望外面的窗户，还有一个可以远离丈夫以及三个男孩的属于自己的化妆空间。史蒂芬则想要很多很多光，就连地下室也需要（“我是个容易害怕的人”，他说，“我不想黑暗的空间吓到我自己”），同时因为他的过敏症，他还希望能从安全玻璃的墙后面看到户外的景象。所有这一切，康最终都满足了他们，他们最终得到了一栋比例精致、外观可爱的房子，看上去很像是《建筑文摘》里的样板建筑，而非他此前设计的任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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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塑造外部景观的时刻——塑造透过早餐区的玻璃窗、客厅的玻璃幕墙、托比位于楼上梳妆台上方的窗户，以及楼下洗衣房的窗户所看到的美景——康把哈莉特邀请了过来。“你会以为他们是一对典型的已婚夫妇，”史蒂芬评价道，他对这两人都很了解，“他们会到外面去拌嘴，然后说我们去吃午饭吧。他在这段关系里很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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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定如此，因为他还建议哈莉特去做夏皮罗夫妇的景观设计师，那是安·婷正在主持的一个扩建项目的客户。路和安在1958年到1962年之间一起为夏皮罗项目工作，当时第一期工程已经完成。在它完成之前，诺玛·夏皮罗——一名律师，后来成为了法官——和她的丈夫伯纳德医生，便怀疑他们可能需要一个更大的住处，以满足正在扩大的家庭。到1972年，他们有了3个孩子，因此请求路进行扩建。但他却推荐了安，她此时正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讲课（同样是在康的推荐下），也在做一些建筑项目。康知道安会和他一样用心地进行扩建，使新的住宅与旧的相适应，同时他也知道她能够跟夏皮罗夫妇相处得很好，毕竟他们在早前一个阶段已经有过合作。“路推荐她的时候，带着很大的敬意，”诺玛·夏皮罗说，“如果不是她提到他们此前的关系，我永远也不会知道，而且他也从没和我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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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安却很随意地和诺玛谈起了这件事，而且通过安，诺玛还了解到路和哈莉特的关系。“她把关于阿莉克斯、苏，还有纳撒尼尔的事都告诉了我。她告诉我路会多久到她家一次。”夏皮罗法官说。安还告诉她自己有多想让3个孩子彼此认识。而只与伯尼一个人有亲密关系的诺玛，无法真正认同安对情事的看法——“这超出了我的界限。”她评价说——但她喜欢，同时也很尊敬安。“我很为她感动，也很钦佩她能够接受非婚生子，以及哈莉特的孩子。”夏皮罗说，“她也许为他离开自己感到伤心，但并不为此而怨恨——而且她还喜欢哈莉特。她会说：‘当某人是个非凡的人物时，你就不能用庸常的标准来衡量他。’直到我见到她的最后一天，她一直确信自己是他更喜欢的女人，部分原因在于她为他的事业做出的贡献。在我看来，她仍然爱着他，而且我觉得她认为自己才是他生命中的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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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康推荐哈莉特·帕蒂森来做夏皮罗住宅的景观设计时，诺玛问安是否介意。“她说不，只要能让这栋住宅做到最好。”诺玛承认自己觉得这复杂的关系很有趣（“两个跟他有关的女人都跟我的房子有关，这很有意思”），但最后她无法采纳哈莉特提出的计划。“她给我的设计太常规了，维多利亚式的——同心圆、迷宫——非常漂亮，但不适合我们的房子，”夏皮罗法官解释说，“这可是一栋在树林里的树屋。而且她方案的成本和这栋房子的成本本身一样多！我们告诉她，我们对她的设计不感兴趣，并提出为她花费的时间支付报酬；她拒绝了。说实在的，我觉得她不愿意为我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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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玛·夏皮罗对安的公开同情，有时是与自己那些站在艾丝特一边的同事意见相左的。比如费城首席律师之一的埃迪·贝克“非常偏袒”艾丝特，“而且憎恨这整个状况”，诺玛回忆说。看上去康的私生活并不够私密，即使是完全不在他的领域的法律界的人，也会对此品头论足。而且谈论者还不仅限于律师们。“费城是一座很小的城市，”苏·安·康总结说，“每个人都知道他的风流韵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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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科尔曼也同意这一点，他承认康的私生活确实在费城广为人知。但史蒂芬认为，他自己是以特殊的方式了解这件事情的。在他们为科尔曼住宅工作的几个月里，史蒂芬与康走得很近。“我花了很多时间，和路谈论他的私生活，关于艾丝特以及其他一切。”科尔曼说。“和他结婚会是一种不假思索的选择，他真的很关心所有和他有关的人。他不是个传统的人，但他不想伤害任何人。他伤害了她们，可他并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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