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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夏，陀思妥耶夫斯基晋升为少尉，被安排到圣彼得堡工程兵指挥所绘图处任职，该部门与工程学校同在一座大楼，他负责的工作是每天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参谋部绘制地图。这份工作虽然无聊，却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更多精力去完成自己的文学计划。在业余时间里，他总是沉迷于各种各样的消遣，这使得他的生活更加入不敷出。据室友里森坎普夫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经常是靠赊来的面包和牛奶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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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每月六十六卢布的微薄薪水，陀思妥耶夫斯基每月还从莫斯科的妹夫彼得·卡列平（Pjotr Karepin），也就是妹妹瓦尔瓦拉的丈夫那里，得到两百卢布的汇款，作为生活补贴。父亲去世后，卡列平被指定为弟弟妹妹们的监护人，家庭资产也被交予他打理。用里森坎普夫的话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留在工程学校继续完成军官课程，是因为他一旦逃学，妹夫卡列平就会立刻停止给他汇钱。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妹夫从未谋面，却对后者恨之入骨。但是据周围人讲，卡列平人虽然性格执拗，但做事认真，为人也很随和。可是作为代理监护人，他毕竟没有一家之长的合法权威，能够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像当年对父亲那样心怀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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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每次给卡列平写信，几乎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钱。信里的措辞和语气也不像当年向父亲写信要钱时那样低声下气，而是直截了当，有时甚至是蛮横。在两人的通信中，卡列平总是按照当时的习俗规矩，称呼自己的大舅哥为“亲爱的兄弟”，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回信中却永远都是以“尊敬的先生”相称。有好几次，除了每月的生活补贴，卡列平还给陀思妥耶夫斯基额外汇去了几笔大额款项，以解其燃眉之急。可是，这些钱很快就被挥霍一空，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钱在他手里就像肆意横行的螃蟹（1845年3月24日）。1843年11月，卡列平给陀思妥耶夫斯基汇去了一千卢布。就在收到汇款的当日，这笔钱就被花得分文不剩：偿还借款，支付各种娱乐消遣，购买新衣，另外还有赌博。后来有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从妹夫那里得到了一笔类似数额的“巨款”。他拿着钱兴冲冲地跑进里森坎普夫屋里，把因为流感正躺在床上休息的好友从被窝里拽起来，叫了辆马车，直奔全城最豪华的餐馆，在优美钢琴乐曲的伴奏下，享用美酒佳肴。[35] 据说吃完这次大餐后的第二天，里森坎普夫的感冒便痊愈了。184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分割父亲留下的遗产时主动放弃了自己继承的份额，并得到了一千银卢布作为补偿。和以往一样，这笔钱也以同样的速度被挥霍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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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放荡挥霍的生活并不能帮助陀思妥耶夫斯基摆脱绘图处日常工作带给他的苦闷和无聊。虽然每天工作时间只有五个小时，却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苦不堪言。他在写给哥哥的信中说：“这份差事就像土豆一样乏味。”（1844年7/8月）在俄国，土豆不仅被看作单调的德国饮食的象征，而且还常常被用来形容呆板无趣的德国人。莱蒙托夫在一篇戏仿《浮士德》的讽刺作品中，便曾借用德语“土豆”的尾音“tofel”（托弗尔），给主人公起名为“梅菲斯托弗尔”。在尼古拉一世时代，俄国政府部门中很多居高位的公务员都是德国姓氏，例如沙思霍斯特、哈尔腾和沃尔肯瑙等，这些人的数量甚至超过斯米尔诺夫、帕科夫、伊万诺夫等俄国本土姓氏。无论是在莫斯科济贫医院，还是在圣彼得堡工程学校，情况都不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提到“差事”时用的是德语外来词“Dienst”（译成俄语为sluschba）。当时，陀思妥耶夫斯还从没有去过德国，但是1843年在雷瓦尔，他从嫂子、米哈伊尔妻子艾米莉娅（娘家姓冯·迪特玛尔）的娘家亲戚那里，获得了对德国新教群体的最初印象，并对教徒们奉行的各种清规戒律十分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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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8月21日，陆军工程兵少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式提出退伍申请，恳请“至尊无上的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沙皇陛下，伟大贤明的君主”批准其退役，并为不能继续为军队效力表示遗憾。[36] 他在申请中提出的理由是“家事所迫”，在申请书结尾，他还特别提出，退役后绝不向国家提出任何薪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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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退役申请获得批准，并同时被授予中尉军衔。1844年9月3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给米哈伊尔，告知自己退役的消息。同时，他向哥哥解释道：“我向你发誓，我真的干不下去了。……如果整日就这样虚度光阴，我一辈子都不会开心的。而且说到底，我从来也没想过要在军队一直干下去。”（1844年9月30日）另外，工程兵指挥所还打算把他派往外省，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作家，离开了圣彼得堡，他还能做什么？他请米哈伊尔不要为他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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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快就能重新挣钱养活自己。我会拼死拼活地工作，如今我终于自由了。可眼下我该做些什么，这才是问题所在。你想想看，哥哥，我有八百卢布的债要还，其中有五百二十五纸卢布是欠房东的（我已经写信给家里，告诉他们我有一千五百卢布的债务，因为我了解他们的习惯，不管你要多少，他们最多只会给你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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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米哈伊尔面前把家人称作“莫斯科的猪”，这主要指的是妹夫卡列平。早在8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把退役的消息告诉了妹夫，并借机要求后者把继承父亲的遗产份额折成一千卢布一次性支付给他。从此之后，他将不再向家人索求任何资助。卡列平最初拒绝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要求，理由是，费奥多尔从家里得到的钱一向都比兄弟姐妹们多。根据卡列平1844年底提供给莫斯科监护人法庭的财务报告显示，全家整个年度预算的一半开支，具体讲是四千五百五十九纸卢布当中的两千四百一十二卢布，都汇给了费奥多尔。[37] 透过卡列平的信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走向自由职业的这一步在家人当中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支持。卡列平把费奥多尔的文学野心称作“莎士比亚式的幻想”，并奉劝其找一份“令人尊敬的工作”，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要做到这两点，最好的办法是在政府部门谋个差事，而且这样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它可以让年轻人清楚地认识到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从而懂得什么才叫“真正的诗意”。[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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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莫斯科、想法天真的卡列平完全没有想到，这番语重心长的话会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火冒三丈。后者用犀利的言辞给妹夫写了回信，并把这件事告诉了米哈伊尔：“我写了一封有模有样的信给他，确切地讲，是一篇精彩的檄文。”（1844年9月30日）他绝不允许别人“假冒父亲的口吻，规劝和教训”自己，而且卡列平有什么资格对一位英国文学天才如此恶语相向：“可怜的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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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调解两人的争端，米哈伊尔在卡列平面前为弟弟立志做一位职业作家的决定努力辩解。他说，尽管他觉得费奥多尔最好能再“等上一两年”，不过他相信，未来“一定会有一条通往声名和财富的大道向其敞开”。即使费奥多尔只靠文学翻译为生，一年也可以轻松地挣到八千卢布，在圣彼得堡文学圈里闯出名头。[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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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这番话无疑是夸大其词。直到很久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才依靠写作挣到了这个数目。不过，卡列平和米哈伊尔一样，对文学市场没有任何概念。米哈伊尔之所以对弟弟予以鼎力支持，一来是因为他对后者的才华深信不疑，二来是作为一个酷爱诗歌的文学青年，他对弟弟的决定佩服不已，那是一条他梦想已久却没有勇气踏上的道路。如今，居住在雷瓦尔的他要挣钱养家糊口，更何况在当地的基督教圈子里，立志成为职业作家比在莫斯科更让人瞧不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职业选择来说，别林斯基在1845年写下的一段话可谓最佳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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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条无可争辩的真理是：一个人不可能既是优秀的官员，又是优秀的作家。官员和作家之间，永远都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因此，如果一个人立志成为文人或作家，他就必须在科学、艺术或文学领域具备独一无二的天赋，或曰手艺，用政治经济学的话讲，是具备某种独特的产能。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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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林斯基虽然一向反对纯粹的商业写作，却并不是文学市场的敌人。在他看来，书籍印刷和交易、出版社和杂志、文学与文学批评是培育具有批判精神的公众群体不可或缺的前提；在俄国，只有形成这样的群体，整个国家才能跟上时代进步的大潮。正因为在别林斯基眼里，作家是推动这一进程的重要参与者，所以与卡列平的观点不同的是，他认为，作家理应拥有比国家公职人员更高的社会威望：“在我们这里，诗人的头衔和作家的名分足以将炫目的肩章和华彩制服变得黯然失色。”[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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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别林斯基所推崇的俄国写作“产业”开拓者和作家这一新型身份的先驱，虽然在很长时间里，他对自己扮演的这一角色并无意识，也从不曾以此作为奋斗的目标。俄国剧作家亚历山大·格里鲍耶陀夫（Alexander Gribojedow）在其家喻户晓的喜剧《聪明误》（Verstand schafft Leiden ，1824年）中，借受欧洲启蒙精神影响的主人公恰茨基之口说过这样的名言：“乐意效劳，但厌恶逢迎。”当朋友问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不为经济保障考虑在做公务员的同时从事写作时，他毅然决然地答道：“我厌恶逢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恰茨基名言的前半句也不再是问题，因为他已然决定不再“效劳”。[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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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名鹊起：《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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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9月3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米哈伊尔的信中说，他即将完成一部篇幅相当于《欧也妮·葛朗台》的小说，准备投给《祖国纪事》（Vaterländischen Annalen ）。这是一部“非常独特的小说”，他自信能赚到四百卢布稿费。后来，他实际拿到的稿费只有二百五十卢布，而这部小说也并没有发表在他预想的杂志上。但是就在1845年春，在经过对手稿的反复修改润色后，朋友们终于迎来了他们期待已久的那一刻：陀思妥耶夫斯基成功发表了自己的作品！从这一刻起，他彻底走出了文学爱好者的舒适区，他不再是一位普通的读者和文学迷，而是以作家的身份向自由的文学天地迈出了第一步。过不了多久他便会发现，这片天地其实是一处布满地雷的险地。但眼下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处女作大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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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米特里·格里戈罗维奇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的室友，他们两人共同租住在一套两居室的公寓里。多亏这位室友的详细描述，我们方能对这件事发生的前前后后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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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晨（那是在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我叫到他的房间。一进屋，我看到他坐在夜里当床用的沙发上，面前是一张小书桌，桌上放着厚厚的一摞写满密密麻麻小字的稿纸。“请坐，格里戈罗维奇。昨天才抄完，想读给你听听。坐好，别打岔”，他异常兴奋地说。接下来，他几乎没有停顿地念了下去，这些内容就是不久后以《穷人》为名发表的小说。……刚刚念了几页，我便清楚地意识到，这是陀思妥耶夫斯迄今写过的最好的作品。……我听着，激动得不得了，有几次都想去抱着他的脖子，可是知道他不喜欢这样大吵大嚷地表露情感，只好作罢。……我激动地把书稿抢了过来，把它拿给了涅克拉索夫。这段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日记》里自己也提到过。不过，也许是出于谦虚，他对在涅克拉索夫那里的情景没有细谈。我把稿子念给涅克拉索夫听，当念到最后一页杰武什金和瓦莲卡告别的情景时，我激动得不能自已，不自觉地抽泣起来。这时，我偷偷瞥了下涅克拉索夫，他的脸上也已满是泪水。于是我说服他和我一起，立刻（当时大概是凌晨4点）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祝贺他的成功，并和他商量小说出版的事。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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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克拉索夫把稿子拿给了别林斯基。他一见到别林斯基就喊道：“新的果戈理出现了！”别林斯基接过稿子，立刻开始读。当天傍晚，涅克拉索夫又去找别林斯基，别林斯基打开门见到他便喊道：“领来，快把他领来！”第二天，1845年6月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可怕而令人生畏的批评家”，[44] 他的赞扬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天赋获得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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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萨里昂·别林斯基是俄罗斯文学批评的奠基人。他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年长十岁，和这位军医之子一样，他于1834年中断了在莫斯科大学神学专业的学习，从此开始了其批评家的生涯。此前在俄国，文学批评都是一些业余爱好者在茶余饭后从事的活动，可别林斯基却将这项爱好变成了职业。1839年，别林斯基从莫斯科迁居圣彼得堡，成为《祖国纪事》杂志主编。别林斯基曾是黑格尔的信徒，但是从1840年代初开始，他越来越多地受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在他眼里，文学批评不再只是寻求真理的手段，而是应当与其批评的对象文学一样，以“行动哲学”[45] 为纲领，成为社会批评以及社会进步的工具。在别林斯基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完美地实现了他所推行的主张：作家应当用笔下的文字，照亮社会生活中那些以往被文学忽略的角落，从而唤醒公众对尼古拉一世独裁统治下的俄国诸多社会问题的意识，这些问题只有文学和艺术才能敏锐地感知。别林斯基判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穷人》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只是透过作家的直觉把它们记录了下来，这样做的好处是，他可以就此绕过知识和经验的各种迂回，直抵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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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料到了一切，却没有料到自己的作品竟然会得到俄国文学界泰斗级人物的亲口赞扬。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是我一生中最精彩的时刻，后来当我在苦役营中回想这些时，都会萌生出新的勇气。直到今天，每当我回忆起那一刻，内心仍然会激动不已。”[46] 书稿经过了耗时漫长的审查后，终于在1846年1月发表在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编辑出版的《彼得堡文集》（Petersburger Almanach ）上。涅克拉索夫是俄国著名现实主义诗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龄。他还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精明能干的文学出版人。涅克拉索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也是出身于低层贵族家庭，同样也是被父亲送到了圣彼得堡，以期在军队中谋得一官半职；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他也选择了退役，并决定以文学作为职业，并因此与父亲断绝了来往；此外，他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把写作看作“工作与冒险”的双重游戏。[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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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克拉索夫与圣彼得堡的文学名流过从甚密，在1840年代中期立志投身出版业时，他早已是俄国文学界的一位核心人物。[48] 1845年，涅克拉索夫编辑出版了丛刊《彼得堡风貌素描》（Die Physiologie Petersburge ），这是俄国早期现实主义文学的纲领性文献之一。这一新的文学流派的特点是以自然主义手法描写“底层”社会的现实状况，并因此被其反对者称为“自然派”。所谓“风貌素描”包括文学速写、场景描写、随笔、新闻式报道等，其描写对象可以是某个固定的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49] 《彼得堡风貌素描》出版后不久便被抢购一空。涅克拉索夫决定趁热打铁，于次年推出《彼得堡文集》，作为《彼得堡风貌素描》的续集，并相信可以借此赚到一万卢布。[50] 这部文集的作者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别林斯基、亚历山大·赫尔岑、伊万·屠格涅夫等。和一年前的《彼得堡风貌素描》一样，《彼得堡文集》一俟上市便很快脱销。其成功主要归功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正如别林斯基在一篇评论中称赞这部作品时称，“无论是（在文集中的）排序还是质量”，它都是所有作品中当之无愧的第一。[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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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讲述的是小职员马卡尔·杰武什金与比他小二十岁的穷家女子瓦尔瓦拉·多布罗谢洛娃之间的悲惨爱情故事。两位主人公隔着圣彼得堡一栋廉价出租屋的后院，保持着长达数月的书信往来，并以此方式交流彼此的思想和感情。有些信件从体例上看，就像是一部部独立的短篇小说。瓦尔瓦拉是为了躲避一位老鸨的算计，带着女仆搬到这栋楼里的。这个老鸨在瓦尔瓦拉父母去世后，得到了对这位孤女的“监护权”。马卡尔·杰武什金则是退掉了原来租住的破旧公寓，搬到了住宅楼对面的一侧。杰武什金用自己微薄的薪水，倾尽全力资助这位落魄的年轻女子。他编造借口称，这些钱是出自多年来积攒的一笔丰厚积蓄，但实际上，他常常不得不提前预支薪水，买来礼物讨瓦尔瓦拉的欢心，并最终背上了沉重的债务。瓦尔瓦拉得知杰武什金的窘迫处境后，反过来又开始用自己的钱帮助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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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有一天，当有钱的地主贝科夫从遥远的外省来到圣彼得堡后，事态变得异常严峻。这个在瓦尔瓦拉幼年时勾引过她的家伙，突然提出要娶她为妻。他的真实目的是生下一个后代，以便剥夺圣彼得堡某个废物侄子的继承权。尽管有各种顾虑和良心的折磨，瓦尔瓦拉为了不让恩主再为自己受苦，最终还是接受了贝科夫的求婚。杰武什金给瓦尔瓦拉的最后一封信，是一个老男人发出的撕心裂肺的呼喊，因为瓦尔瓦拉的决定让他失去了生活的唯一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其擅长的心理素描笔法，细腻地刻画出男主人公在两种矛盾心情之间的痛苦挣扎：一边是抗议，一边是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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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小说的情节和人物设计所采用的，是西欧以乔治·桑和狄更斯为代表的早期社会小说的范式。在写作手法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采用了书信体形式，放弃了第一人称叙事，让主人公用自己的嘴来说话。这些信件的措辞和口吻反映了主人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典型特征，在以往的俄罗斯文学中，这个阶层从来不曾有发声的机会。杰武什金的语言风格带有明显的感伤色彩，其心灵远比语言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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