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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女作大获成功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夜间变成了俄国文学界“自然派”的明星。别林斯基称，这样的处女作在俄国文学史上堪称绝无仅有。[52] 人们普遍认为，别林斯基之所以不吝溢美之词对《穷人》大加称赞，主要是因为这部小说与其倡导的社会现实主义文学是一脉相承的。一个半世纪以来，俄国特别是苏联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在这一问题上大都持相同观点。但是，人们却往往忽略了一点，《穷人》在某个重要方面彻底突破了社会小说的范畴，并清楚地指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未来创作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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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也并不单纯是社会问题的产物。在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中，作者是通过对主人公命运的描写，反映出导致其失败的种种社会丑恶现象。而在《穷人》这部作品中，命运是作为外部力量“进入主人公的生活视野……成为其痛苦的自我意识的对象”，[53] 并由此变成了主人公的某种心灵现象。在围绕马卡尔·杰武什金和瓦尔瓦拉·多布罗谢洛娃展开的社会戏剧背后，一出心理戏剧也在同步上演，其讲述的故事与一位地位卑微的圣彼得堡抄写员物质上的悲惨困境全然无关。从心理学角度讲，导致杰武什金失败的既非俄国的阶级社会，也非金钱的力量，而是对异性的畏惧。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观察，从一开始便是将人的心理作为着眼点。男主人公的名字“杰武什金”（Djewuschkin）是俄语“年轻姑娘”（Djewuschka）的谐音，在瓦尔瓦拉面前，他努力把自己装扮成父亲替身的角色（“哦，瓦莲卡，父爱，只有父爱，才能赋予我灵魂”[54] ），并以此提醒对方——更重要的是提醒自己——他对瓦尔瓦拉的感情只是出于爱护，不得有任何性爱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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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承认，自己实际上是深深地爱上了瓦尔瓦拉。他送她衣裙，亲吻她的来信，用温柔的目光去拥抱她睡过的“小床”，并且刻意回避去思考，这样做到底是出于怎样的感情。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父亲，一个垂暮老人，虽然我们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在19世纪的俄国，夫妻年龄差距超过二十岁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更不会被人瞧不起。另外，杰武什金还对瓦尔瓦拉的各种亲近表示装聋作哑，努力阻止两人之间的关系超出信友的范畴。一次又一次，她为他搭起一座金色的桥梁，指引他沿着这座桥走向自己并向她求爱。可他却总是止步于桥的另一边，因为他内心深处的恐惧之桥是无法逾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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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心理素描作品，《穷人》讲述的是一个男人迷失自我并最终被自己装扮的假象打败的故事。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一下米哈伊尔·巴赫金（Michail Bachtin）的理论：这部小说描写的并不是客观现实向男主人公自我意识的渗透过程，而是其自我意识的彻底缺失。杰武什金一心希望在贪婪成性的“野兽”和“公牛”——新郎的名字“贝科夫”（Bykow）即出自俄语“公牛”（Byk）一词——当中，用美好的思想和情感搭建起一个微小而圣洁的世界。但是，这些情感实在太过高贵，以至让主人公不得不违背自己身为人的天性。为了让自己想象中的世界显得更可爱、更纯洁，杰武什金在写信时总喜欢在一些词前面加一个“小”字（“小鸽子”、“小妈妈”、“小故事”、“小指头”、“小鸟”、“小天使”、“小雀巢”、“小床”，等等）。这样的措辞也让自己和瓦尔瓦拉之间的关系变得更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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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瓦拉借给杰武什金一本普希金的小说集，里面一篇名为《驿站长》（Der Postmeister ）的小说令他深为感动，他对书中主人公的绝望处境感同身受。杰武什金把普希金的这部作品片面地理解为社会小说，正如人们长时间以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的解读一样。[55] 造成杰武什金悲剧的并不是现实，而是他自己。他满心渴望的是能有一片净土，一个不染一丝尘埃的角落，一片波澜不惊的生命之湖，在那里，他无须冒险，也无须做任何选择。但是，在这想象中的世界里，他只是苟延残喘，而不是真正地活着。在后来的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将笔下的主人公们一次次置于险地，让他们被迫去面对选择甚至是生死抉择，并由此让人们清楚地看到，杰武什金的生活方式是一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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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林斯基对《穷人》的赞誉也是以社会小说作为前提：“把荣誉和敬意献给这位年轻的诗人吧！他的缪斯女神对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充满爱意，她告诉那些生活在金碧辉煌的殿堂里的居民：‘他们也是人，是你们的兄弟！’”[56] 但是，对于一部有着明确政治观点的社会小说而言，马卡尔·杰武什金这个人物实在太过复杂了。别林斯基在1846年春为《祖国纪事》撰写书评时，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关系已经明显变得冷淡。然而在1845年夏秋时分，在格里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手稿去找别林斯基的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过后几个月里，随着普希金的过世和果戈理的搁笔，《穷人》的作者俨然已成为俄国文学最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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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正式付梓之前，这部小说便已是轰动整个文学界的大事件。即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不易感情冲动的人，也难免会在如此巨大的成功面前变得飘飘然。他在1845年11月16日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中骄傲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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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的声望永远都不会超过现在。周围所有人都对我致以难以置信的敬意，对我个人怀有强烈的好奇心。我认识了很多上流社会人士，奥多耶夫斯基伯爵邀请我去府上拜访，索洛古柏公爵情绪失控地扯着我的头发，帕纳耶夫告诉他，一个天才诞生了，所有人都被踏在了脚底。……别林斯基对我喜爱备至，无以复加。这些天屠格涅夫刚刚从巴黎回来……他第一刻便向我表示了好感，他对我的情谊之深，让别林斯基只能用一个理由解释：这是屠格涅夫爱上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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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听上去就像是果戈理喜剧《钦差大臣》中满口大话的主人公赫列斯达可夫的长篇独白，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信尾附言中以愧疚的口气地写道：“我又读了一遍这封信，我发现：一，文风可憎；二，自命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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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女作的成功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莫大的荣耀，这个以往一直在圣彼得堡文学圈外观望的圈外人，如今变成了聚光灯下的明星。在文学贵族的簇拥下，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最令他骄傲的是，从今往后，他可以与伟大的别林斯基及其背后的一群精英——屠格涅夫、赫尔岑、涅克拉索夫等大名鼎鼎的作家——成为同道，并彼此以“同僚”相称。1845年1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初次结识了帕纳耶夫夫妇。帕纳耶夫家的沙龙是当时俄国左派文人最喜欢的聚会场所。阿芙多季娅·帕纳耶娃（Awdotja Panajewa）在回忆录中讲述了对这位客人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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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就能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敏感和神经质的年轻人，他外貌清瘦，个子矮小，苍白的面色露出病容。他的灰色小眼睛总是不安地暼来暼去，没有血色的嘴唇紧张地抽搐着。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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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帕纳耶夫家沙龙上的羞涩表现与女主人的魅力不无关系。容貌出众、风姿绰约的帕纳耶夫夫人给这位年轻的作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同时也削弱了他的自信心。随着时间的变化，最初的羞怯和拘谨渐渐消失了。初涉文坛的成功以及来自方方面面的好评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找回了信心，他在众人面前的表现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傲慢。他经常以居高临下的态度评点同行的作品，这种自负的态度很快会让他吃到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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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林斯基作为权威人士的肯定不仅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收获了名誉这种象征性资本，同时也让他收获了大把的卢布。《祖国纪事》主编亚历山大·克拉耶夫斯基（Alexander Krajewskij）为陀思妥耶夫斯基1846年2月发表在该杂志上的小说《双重人格》（Der Doppelgänger ）给出了六百银卢布的稿酬，这个价格虽然低于别林斯基提出的每印张两卢布（约折合七十银卢布）的最低稿酬建议（1845年10月8日），但远远高于涅克拉索夫为《穷人》全部书稿所支付的两百五十银卢布的稿酬。经过长时间的拮据生活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手头重新变得宽裕起来。不过，除了实际收入的增加，更重要的原因是《穷人》的轰动性成功让他收获了巨大的信用资本。“这些天，克拉耶夫斯基听说我手头缺钱，便主动提出借给我五百卢布。”（1845年11月16日）手里有了钱，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开始过上了挥霍无度的生活。在短短半年之内，他花出去的钱就多达六千卢布（1846年4月1日），这是小说《穷人》中男主人公杰武什金全年薪酬的十二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计划中每年最低花销的十倍（1849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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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庞大的开销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重新变得入不敷出。和1841年刚从工程兵学校毕业的那些日子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整日流连于圣彼得堡的各种娱乐场所，从音乐厅到剧院，另外还有妓院。“敏儿、克莱尔和玛丽亚们个个漂亮得很，可也贵得出奇”，费奥多尔在给哥哥的信中坦白道（1845年11月16日）。在嫖妓问题上，他从来不曾有意掩饰。虽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嫖妓并不像20世纪时那样被视作伤风败俗的事，但是从1850年代起，卖淫作为农奴制的特殊形式在俄国自由派圈子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抨击。屠格涅夫和别林斯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放荡纵欲的生活方式明确表示出反感，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在自己的小说作品中，对各种形式的爱情交易——从儿童卖淫到金钱婚姻——予以大肆批判，不过对他来说，嫖妓带来的并不是道德上的问题，而是开销上的麻烦。“我的日子过得太漫不经心了，这是全部问题所在”，他在给米哈伊尔的信中谈到自己的挥霍生活时轻描淡写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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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漫不经心”，更多是指自己没有能力把握好收支的平衡。对金钱的挥霍态度是前资本主义时代欧洲和俄国贵族圈子里盛行的习气，在19世纪中叶前是一种普遍现象。按理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出身于低层贵族，再加上父亲的薪水一向微薄，他本不应染上这样的习气。所以，他所受到的影响很有可能是来自文化方面：在俄国文学艺术圈里，对待金钱的淡漠态度以及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方式往往被视为一种理想。[58] 这种人生态度后来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化为俄罗斯民族的独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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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行为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浪漫派作品中的英雄人物通常都是放荡不羁，不愿受到约束，更不会被金钱收买，因此这些人总是热衷于冒险、决斗，当然还有赌博。对赌徒来说，他们宁愿丢掉性命，也不肯停止赌博。[59] 青年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已表现出对纸牌和轮盘赌的狂热爱好，在与他同龄的一代人当中，像他一样的人并不在少数。[60] 浪漫主义的冒险精神与市民阶层的谨小慎微，赌徒式的投机与商人式的精明算计——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1840年代初涉文坛时，影响文学界的两股潮流，在俄国，投机的因素明显占据了上风。在这里，方兴未艾的文学市场就像一桌庞大的轮盘赌，人人都想赚得盆满钵满，却随时都有可能输得一文不剩。在那些年里，文学与金钱的结盟催生出一股淘金热，涅克拉索夫和克拉耶夫斯基这些精明的出版商成为最大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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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想成为这股文学热潮的受益者，并为此总结出一条公式：“工作，冒险，赚钱。这便是力量之所在。”（1843年12月31日）这股力量的重要源泉便是投机精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和书信中，这一点表现得比其他所有同时代作家都更加清晰。1846年10月20日，他在给米哈伊尔的信中写道：“如果你手里有两百银卢布……难道你不想拿它去投机吗？如果你把钱存起来，这些钱就会白白放在那里，没有任何用处。”作为欧洲舞台上的新兴形象，投机者的魅力——正如西哀士在论述第三等级时所言——在于其“从一无所有中获得一切”[61]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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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与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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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别林斯基等人1845年初夏看到《穷人》手稿后的激动表现相比，文学批评界对这部小说的反应要冷淡得多。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为此自辩，或许在他看来，作品的热卖便是对批评者最有力的反驳。另外他相信，其背后的“同僚们”一定会继续支持他，同时他还希望，别林斯基及其同党能够通过文字予以回击。而且就在《穷人》问世短短几周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在克拉耶夫斯基主编的《祖国纪事》上发表了自己的新小说《双重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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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穷人》一样，《双重人格》也是一篇戏仿果戈理之作，其仿效对象是《鼻子》（Die Nase ，1836年）。果戈理在小说中描写了一位圣彼得堡小职员的奇遇。有一天，这个小职员的鼻子突然从他的身体独立了出去，以“他我”（Alter Ego）的形象在涅瓦大街上闲逛。果戈理通过这个故事，把人格分裂这一浪漫主义主题变成了一出充满讽刺的荒诞剧。陀思妥耶夫斯基借鉴了果戈理幽默诙谐的叙述方式，但是在叙事的同时，他以细腻的笔触真实地刻画了主人公——圣彼得堡小职员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戈利亚德金——从自我意识的沦丧到双重人格形成的渐进式过程，并以此为“人格分裂”这一主题赋予了更多的现实主义色彩。戈利亚德金的自我认知始终是在狂妄自大与自卑情结之间摇摆：一方面，他胸怀“远大抱负”，梦想能有朝一日出人头地，跻身上流社会；另一方面，他永远都无法克服深藏于内心的强烈自卑感。当这两种心理的矛盾冲突发展到极限时，他的做法是掩藏真实的自我，在想象中把自己幻化成另一个人：“这根本不是我，不是我——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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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人格》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部以旁观的局外人角度展开叙述的作品，换句话讲，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性作品，而不像书信体小说《穷人》那样，是从主要人物的视角出发，使故事情节的层层推进得以呈现。人们在这部作品中可以发现，作者对叙事性文体的把握还缺乏足够的经验，一些情节的设计略显生硬，叙述者对主人公的态度总是在冷嘲热讽和怜悯同情之间摇摆。另外，整部小说的文字也显得过于拖沓冗长。但是从另一角度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心理描写作为叙述的重点，并在这方面展现出其非凡的才华。他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戈利亚德金面对另一个自我的复杂心理活动：一方面，他努力借助理性为“他我”的存在寻找解释；另一方面，他又想尽各种办法去排斥它、压制它。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以高超的技巧对“诡异之物”（Das Unheimliche）加以文学化描写，自现实主义文学兴起后，这类描写作为浪漫派擅长的手法已逐渐遭到摒弃。与普通叙事性小说不同的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诡异”的出现并非来自一个人与某样陌生事物的意外相遇，而是源于自身的异化经验，换言之，它是在人与“自我”熟悉的事物——图像、物体、人物等——日常相处的过程中产生的。（诡）“异”即是“未知”，而“未知”的存在则是以“已知”作为前提。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诡异”是人的“自我”的一部分，是在潜意识中被排斥的对象，并不断以恐惧的形式重复出现。但是，当人们熟悉的物体、空间和人物等因为光线、色彩或大小的变化而失去平常的样貌，成为威胁的化身时，这些平常事物便会转化为“诡异”之物。在《双重人格》中，这个“诡异”的化身便是戈利亚德金的“他我”：他实现了真实的戈利亚德金梦寐以求却无法达到的理想：成为志得意满、飞黄腾达的“人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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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分裂——“拥有占有欲的‘陌生’身份对人格的损害”，特别是无法达成的理想目标对本我的折磨，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永恒的主题。[62] 但是，在同时代人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心理剖析方面所表现出的才能却并未受到重视。小说中的各种荒诞情节在读者看来，都是对果戈理《鼻子》的幼稚模仿，并无任何新意，而那些对虚妄和诡异之物的描写，则被斥为老调重弹，是拾浪漫派的牙慧。别林斯基在第一次评论《双重人格》时，曾就读者对文字拖沓冗长的指责辩解称，这是作者“思想过于丰富”所致。但同时，他也不加掩饰地表达了对《双重人格》的失望之情，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还没有找到艺术创意与和谐之间的平衡。一年后，别林斯基的批评变得更加不留情面。他不仅以犀利的言辞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作缺乏分寸和尺度（“所有在《穷人》中因为新手的缘故得到谅解的错误，在《双重人格》中都变成了赤裸裸的败笔……”），同时还对作者对描写虚幻妄想的偏爱表示不屑：“如今，虚幻妄想只能在疯人院而不是文学中找到位置，它是医生的事情，与诗人无关。”[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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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林斯基第二篇关于《双重人格》的评论发表于1847年1月，此时，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已彻底破裂。早在1846年春，两人的关系便开始趋于紧张。就在《穷人》发表后不久，涅克拉索夫撰写了一篇题为《别林斯基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封长信》（Sendschreiben Belinskijs an Dostojewskij ）的小品文，他在这篇手法平庸的文章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傲慢和虚荣大加嘲讽。他在文中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喻为“悲伤的骑士”，“就像一颗在文学的鼻子上冒出的青春痘”：“诗人年纪轻轻，便一鸣惊人；国王和皇帝们视其如珍宝，赐之以洛伊希滕贝格公爵的封号。”[64] 这段话的末尾一句是在影射当时坊间流传的一个谣言：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的处女作《穷人》十分得意，认为其水平远在《彼得堡文集》其他所有文章之上，并因此要求出版方对自己的作品在版式上予以特殊待遇，以示区别：具体做法是，在整部小说每一页文字的四周都用花边作为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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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这篇讽刺文章后勃然大怒，据阿芙多季娅·帕纳耶娃回忆，这位备受伤害的作家冲进了涅克拉索夫的工作室，对其大发雷霆。“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走出办公室，来到门厅时，他的脸就像一张白纸，毫无血色；当侍者把大衣递给他后，他用了好长时间才找到大衣的袖子。”[65] 在此之前，屠格涅夫的表现便曾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绪受到严重刺激。有一天，在帕纳耶夫家的沙龙上，面对一群别林斯基的好友，屠格涅夫谈起有一位来自外省的作家，在出名后自我膨胀，到处以天才自诩。在当时的场合下，其所指不言自明。“陀思妥耶夫斯基脸色煞白，整个身体都在颤抖，没等屠格涅夫把话讲完，便夺门而去。”[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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