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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逮捕的涉案分子陆续被带进第三局内的一间大厅，每个人一见到先到的同伴便急不可耐地扑过去，打听到底出了什么事。当时，大家还可以自由走动，相互交谈。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紧随弟弟安德烈之后进了大厅，一进门便冲到弟弟身边，打听逮捕这些人的原因。没等弟弟回答，两人就被拉开，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逮捕的三十四个人一起被分成组，每组八人至十人，分别带进了不同的房间。在这里，他们被禁止交谈，但得到了像样的饭菜供应：有茶和咖啡，一份丰盛的早餐，之后是午餐。据安德烈回忆称，每一样饭菜都很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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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点左右，第三局头目奥尔洛夫将军开始了行动。他通知被捕者，因为从事反叛活动，他们被剥夺了所有公民权利，随后政府会对他们的罪行进行调查并做出判决。之后，一直到天黑，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这些人被关在屋子里，不得彼此交流。大约晚上11点，犯人们逐一被带到楼下的第三局总管杜贝尔特将军（General Dubelt）办公室。杜贝尔特看一眼面前的文件，然后向来者确认身份：“蒙贝利？”——“是！”——“杜罗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问话结束后，已是凌晨时分。犯人们被带到院子里，在那里每个人都有一辆马车在守候。在三位骑兵的押送下，马车上了路。由于涅瓦河洪水上涨，很多桥都被阻断，马车不得不一路绕行，兜了一大圈，最终抵达涅瓦河一处岛屿上的彼得保罗要塞。犯人们下了车，被看守押着穿过长长的、阴暗而潮湿的走廊，带进各自的囚室。面对眼前的黑暗，听到牢门在身后落锁的沉闷声响，犯人们终于开始预感到，未来是什么样的厄运在等待着自己。就连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核心骨干，不久前还在小组纪念傅立叶的聚会上大胆呼吁推翻俄国腐朽政治体制的德米特里·阿赫沙姆莫夫（Dmitrij Achscharumow），也在后来回忆时承认，当牢门在身后锁上时，他绝望地蹲到了地上，抱着腿抽泣着，然后开始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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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发展史来看，彼得保罗要塞堪称圣彼得堡的萌芽。18世纪初，彼得大帝时代，为了防范瑞典人进攻，俄国政府强行拉来数千名做苦役的农奴，在涅瓦河北岸兔子岛的沙地上修建了这个要塞。要塞既是国家军事权力的象征，同时也反映出彼得大帝要以人力征服自然的野心。要塞内的彼得保罗大教堂是罗曼诺夫皇朝的圣墓教堂，它那高耸尖细、非典型俄国式的教堂尖塔是要塞内最显著的地标，从城市任何位置都可以一眼望到。如今这座教堂已经成为俄罗斯民族的圣地。自俄国1709年在波尔塔瓦彻底打败瑞典人之后，彼得保罗要塞丧失了防御外敌的作用，之后两百年的时间里，这里一直被用作兵营和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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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塞西侧的工事——阿列克谢三角堡——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要地，人称“秘密囚楼”。它是“一栋用白色石块砌成的平层建筑……三面都有窗户，玻璃下边三分之二部分被厚厚的柏油涂黑”。[100] 彼得大帝曾将叛逃的大儿子阿列克谢关押在这里，施予酷刑，最后下令处决；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时期，启蒙革命家亚历山大·拉季舍夫（Alexander Radischtschew）曾在这里遭受严刑拷打；1825年，发动政变的十二月党人曾在这里接受审判；后来，从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到十月革命爆发，数百名政治犯曾在这里遭到监禁，其中包括后来被处决的弗拉基米尔·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Alexander Ulja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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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被关押在阿列克谢三角堡。他在被抓捕时身上仅有的两样物品——六十戈比和一把梳子——被没收，家人给他送来的全套衣物，从棉衣到裤子、马甲、衬衣、内裤，再到围巾、袜子和皮靴，都被一一列入清单，交由监狱保管。狱方发给他一件粗麻衬衣和一条简易的麻袋片式的裤子，一双袜筒不停滑落的长筒袜，还有一双肥大不合脚的毛毡拖鞋。除此之外，他得到的物品还有一个肮脏不堪、上面布满污渍的军用睡袋，一块和睡袋同样颜色和大小的草垫，还有一个枕头，统统扔在窄小的木板床上。[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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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房里的布置也是简陋之极：一个炉膛通往走廊的取暖炉，一张简易床，一桌一椅，一盏昏暗的油灯，一只盛粪便的木桶，此外别无他物。牢房门上有一个小窗，看守透过小窗可以随时观察犯人的一举一动。不过，与关押在要塞另一处工事的安德烈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在牢房的卫生条件和伙食还勉强可以忍受。安德烈在回忆录中抱怨，关押他的囚室光线昏暗，潮湿肮脏，让人透不过气来，特别是到了夜里，还常有老鼠出没。1849年夏，当十二名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因为证据不足被释放后，要塞指挥官伊万·纳博科夫将军——《洛丽塔》作者纳博科夫的曾祖父——下决心改善监狱条件，向犯人们发放了新的毛巾、被单和号服。此外，他还安排为犯人们清洗床单和枕套，并允许犯人通过看守购买香烟、茶叶、砂糖和蜡烛，或让亲属给他们送来这类生活必需品。在年底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这些奢侈品整整花掉了一百零七卢布。从7月开始，狱方允许犯人看书，但最初只限宗教类书籍，后来也允许犯人们阅读报纸杂志，给亲友写信，并允许亲属探视。除此之外，从夏天开始，犯人们每天都有十五分钟时间可以在院子里——后来放宽到要塞花园——散步放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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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条件略有改善，但监禁生活仍然是一种磨难，作为教化手段，其目的便是摧毁人的意志。出人意料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囚禁生活的抱怨比很多同伴都要少，特别是就其与生俱来的抑郁倾向而言。彼得拉舍夫斯基请求监狱负责人给犯人多提供一些读物，因为这种与外界隔绝的生活很可能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天生神经质的人丧失理智。[102] 这种担心似乎是多虑了。牢房里的生活孤独寂寞，缺少阳光和空气，也无法活动和与人交流，这些都让陀思妥耶夫斯基饱受其苦，他也总是为身体上的病痛抱怨不迭，例如痔疮、胸口疼痛、失眠、头晕等，但是从他在狱中写下的信件却看不出任何绝望情绪，而更多的是自信。每次收到寄来的钱和礼物，特别是香烟、书籍和报刊，他都会回信表示谢意。5月6日，就在安德烈获释当天，《祖国纪事》发表了他的小说《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Netotschka Neswanowa ）第三部分，这次，他连校样都没来得及看。直到6月，他才拿到编辑部寄来的杂志。他还为自己制订了新的文学计划：“三部短篇和两部长篇。”（1849年7月18日）不过，这些计划中的作品真正完成的只有一部，这就是格调欢快的中篇小说《小英雄》。另外他还提到，监狱里的安静生活让他更能集中精力，而不像在外面时那样，总是为这样那样的事情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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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眼下的世界对他来说只剩下思考，而“别无他事”（1849年8月27日），他终于有机会检视自己的人生，并且发现，原来有多少时间被白白浪费了（1849年12月22日）。在成为自由作家后的五年里，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是贫瘠的。尽管他尝试过不同的类型、主题、题材和叙述视角，但是在1840年代后半段，他却没有写出过一部像《穷人》那样轰动文坛的作品。虽然一些作品也得到了阿波隆·格里戈利耶夫（Apollon Grigorjew）和瓦列里安·迈科夫等评论家的肯定，却仍然于事无补。自1845年以来，他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在被捕前写给出版商亚历山大·克拉耶夫斯基的最后一封信中，他在向对方借钱时，居然说出十五卢布这个可笑的数目。因为在当时，他不仅身无分文，还欠下了一屁股债。“我像拉奥孔与蛇缠斗一样和我的债主们周旋。”（1849年6月20日）他在信中解释说，这笔钱是作为《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第五部分的预支稿酬，可那时候，他连第四部分还没完成。为缺钱发愁，以预支稿酬的方式向克拉耶夫斯基或其他出版商举债，这已经变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日常生活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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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压力摧残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经，让他心力交瘁。“我一半时间在忙着挣钱糊口，另一半时间在与疾病和癫痫发作搏斗，到现在，我害癫痫已经三年了。”[103] 严重的健康危机甚至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萌生出一种幻觉，担心自己会被活埋，所以他总是习惯临睡前在床头放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我有可能陷入昏睡，在X天之内千万不要把我埋掉。”[104] 自1845年以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绪总是处于剧烈的波动之中，并时常出现类似精神分裂的症状。[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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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被逮捕头一晚与弟弟安德烈的一番对话，便是1849年春天作家身体和心理状况的写照，这种状况用今天的话讲，可以称作“倦怠综合征”。从他在信中告诉米哈伊尔自己在荒废时间的话可以看出，他在入狱前已经陷入了死胡同。拘禁生活虽然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但也让他暂时摆脱了过去几个月以来令他身心交困的种种烦恼。或许正是因为心理压力的大大减轻，才使得有严重抑郁倾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监禁期间表现得比许多同伴更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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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4月23日，由彼得保罗要塞指挥官纳博科夫将军领导的五人调查委员会成立，委员会下面还设立了一个小组，负责研究搜捕时查获的文件资料。1849年4月28日，审讯开始了。审讯通常是从傍晚6点到9点，经常会持续到深夜。陀思妥耶夫斯基于6月8日第一次接受审问。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章中的说法，他当时的表现就像是口才出众的辩论大师。在他后来的作品中，那些阴险狡诈的人物往往也都有闪烁其词、善于狡辩的特征。他知道自己眼下的处境如履薄冰，每一个说错的字都有可能给自己或同伴招惹灾祸。因此，他选择采取灵活的自卫策略：一方面通过自我批评向当局承认自己犯有过失并表示悔恨，另一方面对当局指控自己的罪行则矢口否认或一问三不知。但与此同时，他也重申了自己的信仰，明确表达了对布图尔林特别委员会让民众噤声以及俄国书报检查制度的不满，[106] 并强调作为俄国公民，他有权对事关祖国安危的问题公开发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我辩护总是不断地变换方向，这使得他在法庭面前的证词显得忽左忽右，让人感觉扑朔迷离。这一点也将成为他未来小说作品的标志性风格。因此，调查委员会不无理由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聪明，独立，狡猾，顽固。”[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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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法庭面前的辩护词与其笔下的文学作品之间明显存在着某种共性。最能清晰反映这一点的，是他谈到同伴的性格特点时所表现出的强大心理分析能力：在他口中，杜罗夫心眼狭小，性情易怒；蒂姆科夫斯基（Timkouskij）“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气质，每件事情都想做到尽善尽美”；菲利波夫（Filippov）是复合型人格，他自恋，贪图名利，还有一种近乎天真的狂妄自负。[108]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法庭面前做出的这些心理分析式辩解有两重目的：一是向检方表达自己作为被指控者的合作意愿，通过其有目共睹的善于洞悉他人心理的超凡能力，来协助委员会完成调查；二是以此方式来减轻政治密谋动机在整个案情中所占分量，把案情重点引向其他方面，例如人的虚荣心和想要出人头地的欲望，对情绪缺乏控制力，再加上年轻资历浅，社会经验不足，头脑简单，做事不经考虑，等等，总而言之，都是年轻人容易犯下的情有可原的罪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辩词看似达到了他所希望的目标。委员会在结案报告中得出结论：彼得拉舍夫斯基一伙人的行为主要是由于政治上不成熟、爱出风头，再加上自由派思想的鼓动，还有哗众取宠的潜意识作祟，因此不会给国家政治秩序造成严重威胁。[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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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法庭前的部分陈词，是其后来转为民族保守主义者的征兆。这些表态并非出于策略考虑，而是自我深刻反思的结果。与世隔绝的监禁生活，让他终于摆脱了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的忙碌和困惑，沉下心来思考各种问题。在谈到傅立叶理论时，他的观点是，这种典型的西欧思想在“我们的土地上”是没有任何发展前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860年代倡导的“根基主义”（Bodenständigkeit）[110] 主张，在这句话里已经露出了端倪。他将傅立叶的社会乌托邦理论称作“空想”，[111] 这让人联想到其笔下那些逃避现实的“空想家”形象。早在《女房东》和《白夜》等作品中，这类人物便已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里，“空想”是意识的危险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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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讲，对任何一种社会行为而言，人的意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一问题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的观点始终是一致的。意识不可能通过归隐和静修，[112] 而只有通过对国家事务和人民生活的亲身参与才能获得。这种想法也为其后期作品的主题做了铺垫。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俄国知识分子的最大问题在于与大众的脱离，以及由此导致的割裂。这一点从《罪与罚》男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名字所蕴含的深意即可看出（详见本书页边码第241页）。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一个人整天“活在自己的脑子里”，“不停地思前想后”，是其心胸狭隘和自我封闭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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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9月中旬，调查委员会结束了审讯工作，并在结案报告中得出结论：没有证据证明彼得拉舍夫斯基一伙人正在从事一项密谋颠覆活动，这些人既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纲领，也没有秘密社团所特有的组织形式。两周后，按照沙皇旨意，案件被移交给一个由将军和参议员组成的联合审讯团，按照军事法——比正常法律更加严格的条例——进行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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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裁决，十二人被释放，其中包括6月份被捕的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到1849年7月，被告人数减少到二十二人。尽管法庭遵从调查委员会的判断，认为并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阴谋活动，然而根据战时军事法庭条例，被告犯有“危害国家罪”，故此做出判决，对其中十五人执行枪决，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其列。其余七人分别被判处多年监禁或被流放。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处死刑，一是因为他朗读并传播别林斯基含有反政府内容的《致果戈理的信》，二是因为他现场参与了格里戈利耶夫颠覆性作品《一个士兵的话》的朗读会。性质尤其严重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对这篇煽动性文字的传播知晓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向当局告发和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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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必须经过最高军事法庭，即总检察院审核批准，方能正式生效。后者于11月19日做出裁决，“恳请沙皇陛下就被告生死之决明察开恩，并视贱民罪责轻重，将死刑改判为相应徒刑”。[113] 这句话说白了，就是建议沙皇对死刑犯予以赦免。这出戏是事先与御前办公厅沟通好的。因为尼古拉一世喜欢扮演独揽大权、律令严明，但又宅心仁厚的统治者形象，在从重判决之后再由沙皇亲自颁发赦免令是其惯用的手法，这样可以在维护国威的同时更好地展现沙皇的宽容和仁慈。大多数判决都会根据沙皇谕令改判减刑，但是在浩荡皇恩降临到罪人头上之前，沙皇一定要让受刑者尝够恐惧的滋味。整个行刑过程都是严格按照事先写好的剧本进行的，包括每个步骤和每个细节，行刑人员当中只有极少数军官了解实情。就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来说，按照计划是在执行死刑当天先向死刑犯宣读判决书，当他们吓得失魂落魄、四肢瘫软后，再告知他们被“赦免”。这种剧情反转用戏剧专业语言讲，叫作“突转”（peripeteia）。和历任沙皇一样，尼古拉一世也是个喜欢大戏的人，特别是当他能够在剧中亲自出演“天神”角色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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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12月22日凌晨，犯人们不到6点就被叫醒，狱监把犯人九个月前被捕时穿的衣服递给他们，让他们换上。由于被捕时还是春天，而且比往年春天还要暖和，所以大部分人穿的都是轻薄的单衣。可现在已是凛冬，外面天寒地冻，还下了一整夜的雪。但当局对此不闻不问，面对一群行将赴死的犯人，谁还有心思去管这些。唯一和季节相配的衣物，是每个犯人都得到了一双厚厚的羊毛袜。一个小时后，死刑犯们被带上马车，和被逮捕时一样，也是每人分乘一辆，然后向城里驶去，没有人告诉他们目的地是哪里。在骑马宪兵的押送下，车队先是朝东驶入维堡区，再返回穿越涅瓦河，一路兜兜转转，避开繁华热闹的老城街区，驶向市中心。约莫半小时后，马车在白雪覆盖下的谢苗诺夫校场停了下来。在校场上，谢苗诺夫军团的兵士排成一列，只待行刑指示一到便开始行动。在队伍背后，朝向城郊大街方面，几百个围观群众默默站立着，被晨曦勾勒出一道模糊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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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死刑犯陆陆续续被带到了谢苗诺夫校场，经过几个月的监禁，他们几乎已辨不清彼此的面目。很多人都是胡子拉碴，乱蓬蓬地堆在脸上，有些已经变得灰白。大部分人都瘦到脱相，面色蜡黄，没有一丝血色。校场中央竖着一个罩着黑纱的脚手架，前面站着一位身着法衣的神父，等待聆听死刑犯最后的忏悔。除了一个人之外，其他所有人——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都拒绝了这一程序。接下来，犯人按照指定的顺序排成一列，跟在佩戴着十字架的神父后面，从列队站立的一排士兵面前走过。在象征性地“游街示众”之后，死刑犯伴着鼓点一个挨一个登上台，在零下二十一摄氏度的气温下光着脑袋、身着单衣，分站成了两排。每个犯人身后都有一个端着枪的行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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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一位高官模样、身份大概是总宣判官的人走了过来。他胳膊肘下夹着一摞文件，爬上了台子，开始宣读判决书。他语速飞快，发音含糊，声调又没有起伏，以致犯人们根本听不清楚他在念些什么。二十二份判决书每张上面都写满了字，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一份的结束语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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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工程兵少尉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对作家别林斯基反宗教反政府信件以及少尉格里戈利耶夫罪恶文章的传播知情不举，根据军事法典第一卷第142、144、169、170、172、174、176、177和178页相应条款，军事法庭现向其宣判革除军职，没收全部财产，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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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读判决书的过程又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之后，所有犯人遵照命令套上了修士样式的白色带帽长衫，这是发给他们每个人的丧服。这样做其实是违法的，按照规矩，只有被判处绞刑的犯人在行刑前需要脱去原来的号服。这时，神父又一次出现了，他走过队列，把十字架递到每个犯人嘴边，让他们亲吻。这次每个人都照做了，就连坚信无神论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和斯佩什涅夫也不例外。在神父做完最后一遍祷告之后，第一拨三个犯人——彼得拉舍夫斯基、格里戈利耶夫和蒙别利（Mombelli）——被押下平台，缚在竖在近旁的三根粗大的行刑柱上。这一刻，陀思妥耶夫斯基忽然想起了不久前看过的雨果小说《一个死囚的末日》的结尾，他激动地对身边的斯佩什涅夫悄声说：“我们将与基督同在。”（Nous serons avec le Christ）后者冷冷地回了句：“几粒尘埃而已”（Un peu de poussière）。这番对答是两套信仰体系的对撞，一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灵魂不死的无条件信仰，另一边是斯佩什涅夫所信奉的虚无主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未来的所有作品中，这两种信仰之间的矛盾冲突将贯穿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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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行将而至的死亡，彼得拉舍夫斯基也想摆出点儿架势表明自己的立场。在踏着积雪走向行刑柱时，他和同伴开了句玩笑：“蒙别利，把腿抬高些，否则你会流着鼻涕进天国的。”身为坚定的无神论者，他和斯佩什涅夫都参加了之前的亲吻十字架仪式，这让他们感觉很丢脸，所以总想能做些什么，来挽回受损的形象。受刑者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从容赴死，是俄国惯常的传统，同时这也是整套死刑仪式中最震慑人心的一部分。1826年，十二月党人领袖、诗人孔德拉季·雷列耶夫（Kondratij Rylejew）在被执行绞刑时，绞索没有系牢，以致脖子从绳套中滑落。当重新被带上绞架后他讥讽地说道，我很幸运，能为祖国两次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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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二组三个人普列谢耶夫、杜罗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准备受刑时，第一拨三个人已经被拉低的帽檐遮住脸，牢牢地捆在行刑柱上。军鼓又一次敲响。指挥官举起军刀发出命令：“举枪！”开阔的校场上鸦雀无声，冬日的朝阳驱散了晨雾，映红了天空。时间仿佛凝固不动，每一秒都让人备感煎熬。彼得拉舍夫斯基把脸从帽檐下挣脱出来，两眼直视着枪口。没有人出面阻拦他。犯人们等待了近一分钟的时间，但“开火”的命令仍然没有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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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该第六个被执行枪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晚在牢房给哥哥米哈伊尔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说：“我排在第六个，三人一批，我自然在第二批。须臾之间我将离开人世。哥哥，我想起了你和你的一切。在临终前的那一刻，你，单单是你，留在我的心里，那时我才明白自己是多么爱你啊，我亲爱的哥哥！我也急忙拥抱了站在近旁的普列谢耶夫和杜罗夫，与他们诀别。这时，喝令后退的鼓声敲响了，那些绑在柱子上的人被带了回来。他们向我们宣布说，沙皇陛下赦免了我们的死刑，接着便宣读了真正的判决书。”（1849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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