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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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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到的“真正”判决是流放西伯利亚服四年苦役，之后作为列兵在西伯利亚军营无限期服役。军事法庭最初的判决是八年苦役，后经沙皇恩赦改为四年。当时正站在台子上等待被绑上行刑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听到这一消息后，“令人惊骇的恐惧”立刻被莫大的喜悦冲得烟消云散。“生命是一次馈赠，”他在当晚给哥哥写信时仍然无法抑制内心的狂喜，“活着是福，每一分钟都能成为幸福的永恒。如果年轻时就有经验，那该多好！（Si jeunesse savait！）现在，我的生命改变了，我获得了新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这意外的恩赐全部归功于沙皇，这如上帝一般无所不能的主。主可予之，主可取之，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这是《圣经》的安排，这是沙皇的旨意。得救者唯有以谦恭和感恩作为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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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再没忘记这一教训，从此之后，他再未对沙皇有过叛逆之心。对他来说，沙皇的特赦令就是允许他活下去的特许状。它是一段形而上的经验，一次“脱胎换骨的重生”，它是一篇寓言，“以死刑比喻人类之必死，以赦免喻示复活及永生”。[115] 所以，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写下了那句法语名谚：“如果年轻时就有经验，那该多好！”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如果年老还有精力，那该多好！”（si vieillesse pouvait），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更想说的是：一个不再年轻的人意外地获得了新生，这有多好！这场假死刑确实是一份恩典，即使不是来自沙皇，也一定是来自某个高高在上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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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便持这样的观点，他在陀氏传记中写道：“命运的逆转让他大彻大悟，如获新生。他对这段经历从未忘怀，其思想认知也为之彻底颠覆。”[116] 依梅列日科夫斯基所见，这场假死刑如同上天的恩赐，它让受难者的思想提升了一个境界，使其旺盛的文学创造力得以迸发。这种效果甚至比发生在谢苗诺夫校场上的戏剧性一幕更加奇幻。持此观点者不仅是梅列日科夫斯基一人。最早用德文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立传的作者之一卡尔·诺策尔（Karl Nötzel）也认为，作家在谢苗诺夫校场上经历的一切是一次“极其特殊的天意安排”。但同时他还补充道，如果把这次事件说成“天意”，未免有“亵渎神灵之嫌”，因为这场用彼得拉舍夫斯基一伙人进行的试验，“是人施加给他人的最严重的侮辱，是对人类心灵的恶意玩弄”。[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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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确实切中了要害，它让“宽赦”这个词的意味变得苍白无力。这出由沙皇政府导演、把彼得拉舍夫斯基一伙人当作玩偶的恐怖大戏到底有多残忍，只要看看尼古拉·格里戈利耶夫的命运便可知晓。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度过了被捕前的最后一晚，因创作煽动性文章《一个士兵的话》而受到指控。他在要塞牢房里已经显露出严重的心理异常迹象，假死刑仪式的惊吓让他彻底丧失了理智。但即便如此，法律机关仍然没有放过他，判处他多年监禁。直到1857年，格里戈利耶夫才结束流放生涯，回到了下诺夫哥罗德的家。长年来，他的身心状况与行尸走肉无异，到1886年去世前，一直处于受监护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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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列日科夫斯基忽视了一点，这便是有预谋的国家恐怖行为与受害者反应之间的关联。这种恐怖行为已不是单纯的威慑，而是心理上的蹂躏；被蹂躏者的反应也并非发自真心的感激，而是被迫的和解。与大多数同伴不同的是，米哈伊尔·彼得拉舍夫斯基一生都没有表示过屈服。即使在1855年尼古拉一世亡故后，他也不曾向当局递交特赦申请书。他一再要求重审自己的案子，并坚持认为1849年的那场诉讼是对法律的滥用。但是，所有的努力最终都化为泡影。1866年，彼得拉舍夫斯基死在西伯利亚流放地，没能再踏上俄罗斯土地一步。但是，他以一己之力与专制抗争的不屈精神也带给他无上荣光，被后世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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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家和探险家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文尤科夫（Michail Iwanowitsch Wenjukow）在一次去西伯利亚考察途中，曾与被流放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偶遇。文尤科夫身为少将，对革命者本来并无好感，却被彼得拉舍夫斯基坚韧不屈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文尤科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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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抛弃政治犯原有的荣耀，屈膝躬背，跑去与卑鄙无耻的俄国官僚们为伍，何不如挨饿受苦却高昂着头颅去赴死？……这便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和1849年其众多同党之间的巨大差别。……那些李沃夫们、斯佩什涅夫们、陀思妥耶夫斯基们，所有这些人在重返旧的政治体制后，在道德上究竟有何收获呢？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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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理学角度讲，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刑赦免后的狂喜自然是在情理之中，但这种反应却并非必然。在许多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看来，“特赦令并不是什么令人开心的事，而近乎是一种侮辱。这样以捉弄人为乐的做法，在他们心中唤起了满满的仇恨”。[119] 如果说他的脑子里从未闪过这样的念头，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便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了。但是，直到二十多年后，他才以文学手法将这些感受升华，注入了他的长篇小说《白痴》。在小说中，梅诗金公爵以转述者的角度，如实还原了当年谢苗诺夫校场上发生的一幕。正如雨果的《一个死囚的末日》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公爵之口，详细描述了一位死刑犯在临刑前最后一刻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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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对他说来最难受的莫过于这样一个持续不断的念头：“如果不死该多好哇！如果能把生命追回来——那将是无穷尽的永恒！而这个永恒将全都属于我！那时我会把每一分钟都变成一辈子，一丁点儿也不浪费，每一分钟都精打细算，决不让光阴虚度！”他说，这个念头终于变成一股强烈的怨愤，以致他只希望快些被枪决。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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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诗金本人的结论是：“谁说人的天性忍受得了这种折磨而又不致发疯？为什么要这样侮弄人，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不体面、不必要、不应该的做法？……不，不能这样对待人。”[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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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列日科夫斯基试图用这场假死刑给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创作带来的间接好处，抵消这出恶剧的道德不义性，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令人质疑的。然而有一点，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观点并没有错：谢苗诺夫校场事件确实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生活”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迹。[122] 首先，假死刑仪式与西伯利亚苦役营的生活为贯穿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作品的“苦难与救赎”主题打下了坚实的根基；[123] 其次，1849年12月22日这一天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的标记，让他懂得人生如何才能找到新的方向，从而成为真正有意义的存在。而这一切并不是按照启蒙理念通过一点一滴的积累获得的，就像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通过劳作实现自身的发展”，[124] 而是如天降神迹一般，让人茅塞顿开。这不是领悟，而是顿悟，是整个人在瞬间从肉体到精神再到心灵的大彻大悟。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少年》的主人公、第一人称叙述者阿尔卡季·多尔戈鲁基称之为“觉思”，郭蒂尼（Romano Guardini）[125] 称其为“此在的喜悦交融”，[126] 而用尼采的话说，这是“一种完全失去自我的状态，却又清楚地感受到全身细微的震颤和脉动，直到每一根脚趾；这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它让最痛苦和最阴暗的事物不再是对立体……而是光谱中必不可少的色彩”。[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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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许多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才通过《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那恣意狂放的情感宣泄，让思想和心灵中积压的所有块垒彻彻底底地得到了化解：“他内心承载的一切都在顷刻间融化，眼泪止不住地淌了下来。”[128] 谢苗诺夫校场的生死一幕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决定性影响，是让他的整个人生从那一刻起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他从一位左翼亲西方派变成了正统的俄国派，从一位知识分子变成了人民之友，从一位革命者变成了民族保守分子。这些变化在他的作品结构上同样也有所体现：皈依宗教之路成为其偏爱的主题，在修辞上，他也总爱使用各种富有宗教意味的词语，例如“救赎”“新生”“复活”“重生”等，有时候因为使用太过频繁，甚至难免有堆砌之嫌。另外，在情节出现转折的重要节点上，他经常会用一些突发的、毫无征兆的、凭理性无法预见的事件，作为决定事态走向的主导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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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将要谈到的，是研究者们在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时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作家本人将其经历的转折称为“以新的形态的重生”。假如他指的仅仅是12月22日那一天的经历，那么所谓“重生”便不过是个比喻。但是，如果事情真的如此简单，那么它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经历，比如洗完一个清爽的冷水浴或度过一个惬意的假期之后那种通体舒泰的感觉又有何分别？因为在这些时候，人们也有可能用“如获新生”来形容当时的感受。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不止一次强调，按照他的理解，“重生”以及类似的近义词，如“新生”“复活”“拯救”“救赎”等，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修辞手法，而是一种本质上的转折，就像是一场发生在人体内部的革命，它使人的核心价值观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在政治左派眼里，这样的转折无异于背叛。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而言，这场转折将成为其一生的关键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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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场“保罗归信”式的转变是由某一次或某一刻的顿悟决定的，那么仍然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这场顿悟到底与作家人生（或经历）的哪一起特殊事件有关，其关联又究竟何在？难道如梅列日科夫斯基所言，是12月22日那场假死刑的惊吓造成的后果？还是像弗拉基米尔·萨哈罗夫（Wladimir Sacharow）猜测的那样，是作家不久后在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监狱里受《新约》启示而悟道？是像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所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苦役营中对知识分子与俄国人民之间的血脉联系有了深刻体验，从而意识到自己在思想上获得了新生？莫非是霍尔斯特-于尔根·格里克（Horst-Jürgen Gerigk）认为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因为下意识地将自己的身份由受虐者转换为施虐者，所以才从一名革命者转变为忠于沙皇的爱国者？或者如弗洛伊德的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转变是对自我的一种惩罚，因为憎恨父亲的他对“小父亲沙皇”采取了象征性弑父行动？要么是像列夫·舍斯托夫（Lev Shestov）所说，作家之所以强调“新生”的魔力，是为了借助洗心革面、成为俄国人民一员的美好画面，摆脱苦役营中的噩梦般经验，从而借助“自我暗示”——与格里克的分析同理——来达到“抚慰心灵”的目的？[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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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每一条假设都能够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述或文学作品中找到根据。然而作家本人对这一问题却一向闪烁其词。他将自我“重生”的神秘方式与19世纪自然科学界流行的演进式时间模式相混同，按照这种理论，人类与自然的变化是一个渐进而非跃进的过程，它是一种渐变，而非突变。关于渐变与突变的关联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的结尾给出了最明确的答案。在这里，作者借助福音书中拉撒路复活的故事，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新生”比喻为在宗教奇迹的光芒下发生的蜕变。但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却又打碎了人们对奇迹的幻想，而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完全开放的结尾：“不过一个新的故事已经开始，这是一个人逐渐获得新生的故事，是一个人逐渐洗心革面、从一个世界逐渐过渡到另一个世界的故事。”[130] 这里一遍遍重复的一个词“逐渐”所体现的是现实主义的渐进式时间模式，它与刹那间的顿悟显然是南辕北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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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73年发表的《作家日记》（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 ）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提到，他从亲西方的革命者转变为斯拉夫主义的人民之友，这场“信仰的转折”是一个过程，“它并不迅速，而是循序渐进，经历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完成的”。[131] 但是，从具体含义来讲，“longue durée”[132] 的改变力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仍然是一个未解的谜。另外，他从革命者到反动保守派的转变也是一样。尽管人们经常用基督复活的故事来比喻他的“重生”，并以此为这段经历赋予了过多的神话和象征意味，然而就学术分析而言，还有许多疑团有待澄清。[133] 1877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再次忆起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这段经历，但在这段回忆中，他对“自我”几乎避而不谈，关于“自我转折”的原因更是只字未提。当他说起自己曾是彼得拉舍夫斯基“犯罪团体”的一员，[134] 并因此遭受刑罚时，那语气“仿佛是在谈论一个下雨的周末，没有丝毫个人感情，只有对俄国革命者总是远离大众的社会学思考”。结论是：“……当事人拒绝任何分析，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中的这场决定性转折，迄今没有一份有针对性、经得起推敲的心理剖析。”[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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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读完特赦令和真正的判决书后，犯人们从谢苗诺夫校场被带回了彼得保罗要塞，只有被判处无限期流放的首犯彼得拉舍夫斯基被立刻套上了镣铐，因为沙皇指示要将他从刑场直接遣送西伯利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上午10点左右回到了牢房，并提出请求，要见哥哥米哈伊尔。在请求被拒后，他给米哈伊尔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长信，诉说兄弟间的离别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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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会！再会！但我确信我将再次看到你——我希望如此。不要改变，要爱我，不要让你的记忆冷却，只要想到你的爱，这将成为我生活中最好的一部分。再会了！再说一遍，所有人，再会了！弟，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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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犯人们又一次请求之后，狱方同意家属到监狱与亲人进行最后一次会面。于是，1849年12月24日这天傍晚，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兄弟终于得到了机会当面告别。陪同米哈伊尔前往的是亚历山大·米柳科夫，他也参加过杜罗夫小组的聚会，但没有被列入指控名单。两人在要塞指挥所办公室里等待了很久，才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谢尔盖·杜罗夫一起走了进来。他俩都已穿好发给他们的羊皮袄和毡靴。米柳科夫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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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的道别，每个人都会发现，最痛苦的是那个有自由身的人，而不是准备启程去西伯利亚服苦役的那一个。哥哥眼里含着泪水，嘴唇颤动着。费奥多尔却很平静，安慰对方说：“好了，哥哥，我又不是要进棺材，你又不是来为我送葬。苦役营里没有野兽，只有人，说不定还比我好，更值得尊敬……”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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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小时后，值守的军官打断了两人的谈话。兄弟俩最后一次拥抱，接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杜罗夫被带出屋，在院子里被戴上了镣铐。沉重的镣铐拖着双腿，让每一步都变得艰难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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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保罗教堂的钟声敲响了，晚上9点整，一列由四辆敞篷雪橇组成的车队出了要塞大门，厚厚的积雪淹没了马蹄声，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响。最前面的一辆雪橇上坐着机要信使，后面三辆雪橇上分别是犯人杜罗夫、亚斯琴布斯基（Jastrschembskij）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每一辆都由一名宪兵押送。雪橇车队先是驶向涅瓦大街方向，路两旁的住宅到处灯火通明，很多房间里装饰着圣诞树，透出一派节日气息。接下来，车队转头向东，穿过黑暗的城市、积雪的田野和森林，驶向拉多加湖畔的施吕瑟尔堡（Schlüsselburg）古要塞。那是去西伯利亚途中的第一处驿站，距离圣彼得堡大约十个小时雪橇车程，预计到达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了。之后，车队将穿越大诺夫哥罗德、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尔、下诺夫哥罗德等城镇，以及欧俄[138] 的最东部省份，直到乌拉尔山脉另一侧的托博尔斯克。虽然一行人在施吕瑟尔堡驿站便换上了有篷雪橇和厚实的冬衣，但是因为天气严寒，犯人们很快便冻得身体僵硬，每次在驿站歇脚时，就连火炉和热茶也没法让他们的身体暖和起来。“在彼尔姆的那天夜里，气温低到了零下四十摄氏度……翻越乌拉尔山脉是最悲伤的时刻，马匹和雪橇陷在雪堆里，暴风雪肆虐。我们走下雪橇——那是在深夜——站着等着雪橇被拖出来。四周是积雪和风暴，这里是欧洲边陲，前面就是西伯利亚，还有我们未知的命运，过去的一切都留在了身后——我心里一阵刺痛，不觉间潸然泪下。”（1854年1月30日至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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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 本书中发生在1917年之前俄国的事件大部分采用儒略历纪年法，发生在西欧的事件则采用格里历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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