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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Nietzsche，Friedrich：Sämtliche Werke in 3 Bänden. Hrsg. von Karl Schlechta. München，8.Aufl.1977，I：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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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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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Zacharov，V.N.：Imja avtora-Dostoevskij. Očerk tvorčestva. Moskau 2013：158；Frank 1983：116；Gerigk，H.-J.：Dostojewskijs Entwicklung als Schriftsteller. Vom «Totenhaus» zu den «Brüdern Karamasow». Frankfurt a.M.2013：31；Freud，Sigmund：Dostojewski und die Vatertötung. In：Freud，Gesammelte Werke in 18 Bänden，Bd.14.Frankfurt a.M.1948：410f.；Schestow，Lew：Dostojewski und Nietzsche. Philosophie der Tragödie. Köln 1924：40 f.；Gerigk 1981：7；McReynolds，Susan：Redemption and the Merchant God. Evanston 20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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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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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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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长时段，法国年鉴学派的常用历史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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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Paperno，Irina：Suicide as a Cultural Institution in Dostoevsky’s Russia. Ithaca，London 1997：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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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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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Gerigk，H.-J.：Dostojewskijs Entwicklung als Schriftsteller. Vom «Totenhaus» zu den «Brüdern Karamasow». Frankfurt a.M.20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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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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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Miljukov，A.：Vstreči i znakomstva. Sankt Petersburg 1890：197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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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欧洲俄罗斯（俄语：Европейская часть России），简称欧俄，是指俄罗斯位于欧洲的部分，为俄罗斯在历史与文化上主要的组成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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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第二章 第一次流亡：西伯利亚（1850～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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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屋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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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1月9日，经过两个星期的艰苦跋涉，带着三位“政治犯”杜罗夫、亚斯琴布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雪橇车队抵达了临时目的地——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要塞。就在不久前，先期出发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已经抵达这里，但因为健康状况不佳，被送到了监狱医院。其他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也都以两天至三天的间隔，陆续抵达这里。托博尔斯克（Tobolsk）位于托博尔河与额尔齐斯河交汇处，这座两万人口的城市是西西伯利亚的行政中心，同时也是一个世纪后被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称为“古拉格群岛”的黑暗王国的前哨。另外，同样具备上述双重功能的还有约9000公里长的“西伯利亚干线”，它从莫斯科经喀山、叶卡捷琳堡和托博尔斯克，一直通往尼布楚和北京。西伯利亚干线既是除丝绸之路之外的中俄之间最重要的通商线路（因此也被称为“茶叶之路”），同时，自16世纪末以来，它也将一些特殊人群从欧俄运送到西伯利亚腹地，按照官方说法，是为了“把他们从罪犯改造成对国家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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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博尔斯克接纳的第一个“政治犯”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乌格里奇大钟。1591年，年仅8岁的皇位继承人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Dmitrij Iwanowitsch）神秘亡故后，伊凡四世遗孀玛丽亚·娜加娅（Maria Nagaya）被流放到伏尔加河上游的小城乌格里奇（Uglitsch）。由于怀疑幼子是被摄政王鲍里斯·戈东诺夫（Boris Godunow）的同伙刺杀，玛丽亚·娜加娅让人敲响乌格里奇教堂的大钟示警。乌格里奇的百姓听到钟声后聚集起来，动用私刑处死了十几个被怀疑刺杀皇太子的人。莫斯科方面毫不手软，立刻展开报复，二百名乌格里奇市民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由于在古代俄国，钟被视为有灵魂的物什，因此作为发出警报的“元凶”，教堂大钟第一个被判处流放。人们扯下它的“舌头”（钟锤）和“耳朵”（钟柄），当众施予鞭笞，然后“流放”到托博尔斯克。直到三百年后，亚历山大三世才于1892年宣布“赦免令”，将钟运回了乌格里奇。在这三百年里，乌格里奇大钟在托博尔斯克目睹了数千名流放犯的来来去去，这些人身份各异，罪名也各不相同：有贩毒者、强盗、造反的农奴和哗变的士兵，有奸商、贪官和冥顽不化的异教徒，还有密谋叛乱的政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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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一样被判定为“政治犯”的，还有1825年发动政变企图推翻俄国沙皇体制、成立宪政国家的十二月党人。政变失败后，包括孔德拉季·雷列耶夫在内的6位主犯被尼古拉一世下令处决，数百名起义的参与者和支持者被判处苦役，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些人刑满后虽然恢复了自由，但仍然不允许返回俄国本土。于是，很多十二月党人便携同家眷在托博尔斯克定居下来，并且因为他们当年的人道主义行为而备受尊敬。1850年1月彼得拉舍夫斯基一群人陆续到来后，得到了这些人的极大关注。十二月党人米哈伊尔·冯维辛（Natalja Fonwisina）的妻子娜塔利娅·冯维辛娜利用她和狱方的良好关系，带着另外两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在一位官员的住处见到了几位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其中包括斯佩什涅夫、格里戈利耶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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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面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了深刻印象。自私是现代社会最大的恶，这是他从《圣经》和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学到的。他曾经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聚会上，专门就现代社会的自私问题做过一场很长的报告。如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眼中，这三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便是无私和博爱的化身，不惧任何世俗的偏见和歧视。他后来作品中那些神圣的女性形象，便是以此为基础产生的。“她们有着多么高贵的心灵啊，整整二十五年，她们心甘情愿地忍受苦难和牺牲。因为受到严密监视，我们只能和她们仓促见上一面。可她们却给我们带来了食物和衣服，安慰我们，给我们鼓劲。”（1854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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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1月18日，西西伯利亚总督戈尔恰科夫将军（General Gortschakow）指示将犯人杜罗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托博尔斯克送往鄂木斯克（Omsk）。这天，当两人被押解上路，就要离开托博尔斯克时，娜塔利娅·冯维辛娜已经先行赶到城边，给他们送行。她告诉二人，她和鄂木斯克某些官员有些私交，今后一定会想办法继续关照他们。三天后，两人抵达了这次行程的最终目的地鄂木斯克。今天，这是一座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还有一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的大学。可是在19世纪中叶，这里的人口只有不到两万，大部分都是军人及其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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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木斯克是一个可怕的巢穴，四周见不到一棵树，”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回忆说，“夏季是难耐的酷暑和沙暴，到了冬天，风雪整日肆虐。这里没有一处能称得上自然的风景，整个城市就是一座兵营，其污秽破败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1854年1月30日）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在未来度过四年苦役生活的地方，却还要肮脏和破败百倍。这处被木栅和土墙围起的西伯利亚木结构要塞，被称为鄂木斯克“堡寨”（Ostróg）。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度过的苦役生活，是其生平记录中史料最残缺的一部分。目前人们掌握的有限资料，只有作家从监狱释放后寄出的几封信件，以及1861年创作的《死屋手记》。尽管《死屋手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史料”，而且作家在创作它时已经在思想意识上进入了新的阶段，然而作为对那些内容偏于潦草的信件的补充，我们仍然可以透过这部作品获得对犯人的日常生活、苦役营的环境、俄国的监控和刑罚体制、强制劳动以及罪犯的心理活动的详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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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漫长单调的生活对人的生理和道德都是一种摧残，它把我整个人都压垮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4年2月从监狱释放后不久给恩人冯维辛娜的信中这样写道。今天的读者对“卡托加”（Kátorga，苦役营）地狱般的环境并不陌生，因为以苦役犯生活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以“流放文学”之名，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流派已经被写入20世纪俄国文学史。早在18世纪末，古堡题材的作品便受到不少作家的青睐，其中最著名的有拜伦勋爵的长诗《西庸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Chillon ），约瑟夫·索恩莱特纳（Joseph Sonnleithner）的歌剧剧本《费德里奥》（Fiolelio ），还有普希金的诗体小说《高加索的囚徒》（Der Gefangene im Kaukasus ）等。这些作品中歌颂的浪漫主义英雄为了追求自由理想，甘愿被套上锁链，成为不见天日的囚徒。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堪称“流放文学”的鼻祖，它不仅是一份苦役犯生活的心理素描，同时也是对监禁以及现代司法实践中“教化”机制的一份社会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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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派作品中，一些作家出于对审丑的兴趣以及对俄国社会黑暗面的关注，也对监狱生活的种种丑恶不堪有过生动描述。在《死屋手记》中，这类描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用其细腻的笔法，让这些令人作呕的场景如画卷般在读者面前展开：拥挤狭窄的光板床，裹着满是破洞的羊皮袄、冻得缩成一团的囚犯；汗臭味夹杂着屋门口简易便桶散发出的粪便臭味，在不通风的营房里永远挥散不去；跳蚤、虱子和臭虫，让人整夜睡不安生；稀汤寡水的白菜汤，里面漂着蟑螂；犯人间永无休止的争吵和斗殴，惨无人道的笞刑；等等。所有能够想象的令人唾弃的社会和道德上的恶行：奸淫、酗酒、贿赂、偷盗、殴斗和谋杀，在这里一样不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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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比这些更可怕的事是，他再没有一分钟时间能够独处。在工程兵学校读书时，他对处处受管教的寄宿生活早有领教，可是直到来到苦役营之后，他才深刻地懂得，在没有任何私人空间的环境下，要保护自己的人格不受损害是多么困难。“独处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就像吃饭和喝水。在这种强制群居的环境下，与人为敌变成了常态。”偷窥、公开或秘密监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情节，这与作者那段没有隐私的漫长苦役经历有着密切关系。除此之外，再加上犯人对新人的猜忌和歧视，特别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并非因刑事犯罪而是因为政治被判处苦役的人。“他们对贵族绅士恨之入骨，所以对我们这些绅士总是充满敌意，对我们的遭遇幸灾乐祸。如果允许的话，他们恨不能把我们生生吞掉……”（1854年1月30日）在这段话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流露出罕见的贵族优越感，尽管从他的家世来看，他并不属于贵族阶层，顶多算是小官吏出身的知识分子。他总是刻意与其他犯人保持着距离，从不尝试去巴结和讨好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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