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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尾声有着明显的自传痕迹。所有情节的设定——西伯利亚，“一条宽阔、荒凉的河”，苦役营，犯人们对主人公的歧视，还有“枕头底下的《福音书》”——都指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西伯利亚的经历，以及他从“罪犯”变成“新人”、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到民族保守主义者的蜕变。这些带有自传性质的内容，使得主人公的道德新生少了些乌托邦式的抽象色彩。它将读者的目光重新转向作者的过往经历，每当谈论起这些往事，读者们（不仅是俄国读者）总是津津乐道，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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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各个时代的读者们来说，他们热衷于追寻的不仅是作者在文字中留下的个人痕迹，还有小说主人公们在实景空间中留下的印记。如今，不同于苏联时期的是，探索干草市场和格里博耶多夫运河周边区域——小说中的许多重要情节都是在这里发生的——已经成为圣彼得堡旅游的经典项目。“运河的曲折迂回将人们的目光收拢起来，气氛也仿佛变得有些压抑，”一本德文导游手册中这样写道，“拉斯柯尔尼科夫曾在这里慌张地逃窜，为他的赃物寻找藏匿之地……陀迷们的另一个打卡地是小市民街九号，从后院第二个门洞顺楼梯上去，便是男主人公曾经住过的斗室。”[146] 门洞的四周围布满了各色涂鸦和留言，大部分是献给“罗佳”（罗季昂）·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假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世的话，大部分内容一定不会得到他的认可。有位名叫“Marik”的游客称赞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个“有阶级意识的人”，他“用斧头干了件漂亮活儿”。类似这样的话比比皆是：“把这条母狗杀掉真是太棒了！”“对！这就是这条犹太母狗应有的下场！”“罗佳，还有很多老太婆等着你去杀呢！”只有一条字迹稚嫩、多半出于女孩之手的留言，腔调明显不同于其他，却多少显得有些怯懦：“罗佳，这样做真的没有必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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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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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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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受到了各种羞辱，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不肯放弃对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的追求。在他眼里，她是他“永远的伴侣”。不过，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纠缠得越久，苏斯洛娃对他便越发反感。当爱情之火熄灭后，剩下的只有厌恶。这位大作家身上的每一样都让她看不顺眼：他抹了发蜡的稀薄的头发，他贪吃甜食的坏毛病，他喋喋不休的说教，还有爱国主义和对沙皇政府的忠诚等。[147]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受到的冷遇却另有一番解释，虽然每个了解苏斯洛娃的人都清楚，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你不能原谅自己曾经为我着过魔，所以才要想办法报复。女人总是这样。”[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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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放弃了自己的幻想，开始与其他女人发展暧昧关系，其中包括俄国女探险家玛尔塔（玛尔法）·布劳恩（Martha [Marfa] Brown）。1862年，她在结束伟大的欧洲之旅后，拖着病体、身无分文地返回了圣彼得堡，然后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问他是否需要一名翻译。从她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可以看出，后者对两人关系的想法并不是单方面的。[149] 大约在同一时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结识了将军的女儿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Anna Korwin-Krukowskaja），后者于1864年在《时代》杂志上发表过两部短篇小说。两人在通过一段时间信之后，于1865年1月在圣彼得堡见了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安娜一见钟情，可安娜的感觉却如冷水浇头。在苦苦追求了两个月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对方求婚并遭到拒绝。安娜在给姐姐的信中坦白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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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他还没爱到要嫁给他的程度。他需要另一类女人，而不是我。他的妻子必须把自己全身心地奉献给他，为他而活，一心只想着他。这些我都做不到。我只想为自己而活。另外，他这人太过神经质，对人也很苛刻。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从来都不是我。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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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感，并不仅仅是因为后者的神经质性格，同时也是因为两人在意识形态观念上的差异。和苏斯洛娃一样，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也是一位典型的“60一代”，甚至比前者更激进。身为虚无主义者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门徒，她对俄国的政治体制恨之入骨。后来，她于1869年去了巴黎，嫁给了法国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的领导成员之一维克多·贾克拉德（Victor Jaclard）。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苏斯洛娃关系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安娜的妹妹索菲娅·克鲁科夫斯卡娅在十五岁的时候疯狂地爱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1884年，婚后改随夫姓的索菲娅·柯瓦列夫斯卡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成为欧洲第一位女数学教授。她在数学界获得的声望，甚至远在阿波利纳里娅的妹妹、俄国第一位女医生娜杰日达·苏斯洛娃之上。虽然这两位成功女性并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的女性类型，但是，即使在与两人的姐姐结束暧昧关系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与她们保持着友好的书信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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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摄于1880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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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与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不同、愿意“把自己全身心奉献给他、一心只想着他”的女子已经出现了。她就是那个在三周半时间里用娴熟的速记术帮助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赌徒》文稿落在纸上的年轻姑娘，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斯尼特金娜。安娜在她的回忆录中与读者分享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三段”爱情的萌生过程以及其间的种种细节。[151] 早在口述书稿的三个半星期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安娜的态度已经超出了雇主与秘书之间的常规关系。这段时间，他经常坚持用自己的雪橇送安娜回家。有一次，当雪橇突然急转弯时，他用手体贴地扶住了安娜的腰。安娜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当时讲究政治正确的年代里，她和“60一代”的姑娘们一样，对这样有“冒犯”嫌疑的行为依然抱有成见。[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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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赌徒》书稿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女秘书提议，由她来继续接手计划于1866年在杂志上连载的小说《罪与罚》的速记工作。工作开始一周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一种极其委婉的方式向安娜表白了自己的心意。他谎称自己准备写一部新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位与他年龄相仿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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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描绘他的主人公的时候，不惜运用阴暗的色调。按照他的说法，主人公是个未老先衰的人，害上了不治之症……老是郁郁不乐，猜疑心很重；虽然心肠很软，但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他可能是个有才能的艺术家，但屡遭失败，一生中从未以他所希望的形式来体现他的思想，为此，他常常感到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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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讲下去，“在艺术家生活中的这个决定性时刻”，他遇到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年纪和安娜不相上下。安娜听着，感觉心都跳到了嗓子眼儿。“如果我们不把她称作女主人公，那么，就叫她安妮娅吧，这是个可爱的名字……”可惜的是，这两个人的年龄相去甚远，陀思妥耶夫斯基接着说道。“如果您的安妮娅不是个头脑空虚、卖弄风情的女人，而有着一颗善良美好、富于同情的心，那么，她为什么不能爱上您的艺术家呢？”听到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下决心，提出了这个决定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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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您现在处在她的地位，”他用颤抖的声音说，“请您设想，这个艺术家就是我，我向您倾诉爱情，请求您做我的妻子。您说说，您怎么回答我呢？”——“那我就回答您，我爱您，而且终生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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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文学虚构与现实间的界线在这一刻被打破，婚约取代了小说。就在当晚，安娜兴奋地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母亲：“祝贺我吧，我要做新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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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成功地讲述了一篇故事，关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一个与年轻姑娘相爱的幸运儿，按年龄论，她足可以做他的女儿。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其处女作《穷人》的主人公德武什金走运的话，那主要是因为，他自从西伯利亚归来后，便成了一个深受读者同情的作者。因此，早在他向安娜求婚前，他在安娜眼中便是一位“聪明、善良却被众人抛弃的不幸的人”，她对他的经历怀有“深深的理解和同情”。[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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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斯尼特金娜于1846年出生于圣彼得堡，母亲是瑞典-芬兰裔俄国人，父亲是一位小职员。在上完三年德语小学后，她于1858～1864年在圣彼得堡第一女子中学就读。毕业后，她在一所贵族女子学院接受了自然科学方面的培训，并于1865年起跟随帕维尔·奥利欣学习速记。自1866年秋父亲去世后，安娜便开始想办法赚些外快，帮助靠微薄抚恤金过活的母亲补贴家用。所以，当这年10月奥利欣问她是否愿意为五十卢布薪酬，给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做速记员时，她很爽快地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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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娅·伊萨耶娃、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和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都是优雅迷人、骄傲自信、在各方面都有很多追求的女子。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虽然也自称是“60年代的姑娘”，[154] 但是，这种自我判断更多是因为她不愿落后于人，对那些前辈学姐们，她一辈子都在嫉妒她们。事实上，安娜完全是“60一代”的反面。尽管她所接受的教育对一位19世纪中下层女子来说十分难能可贵，但是除此之外，她在文学或学术方面却从未有过任何抱负，就像苏斯洛娃和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两对姐妹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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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妻子，她也是平平常常，不惹人注意。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跟她说到“小说”男主人公爱上了一位年轻女子时，安娜好奇地问道：“您的女主人公漂亮吗？”“当然，算不上是个美人，但挺好看。”这话虽不讨喜，却是实话。安娜很好看，但算不上是绝顶的美人。另外，安娜的母亲玛丽娅-安娜·斯尼特金娜当年也嫁了个比自己大很多的男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对安娜的订婚反应有些冷淡。就在短短几个月前，她刚刚经历了丧夫之痛，所以她预感到，安娜未来也会像大部分老夫少妻一样，要守很多年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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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预感是对的。她的女儿将比孀居二十七年的自己守寡的时间更久，因为她要嫁的这个男人不仅老得可以做她的父亲，而且健康状况也令人担忧。安娜之所以爽快地接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求婚，一方面是出于对这位大作家的崇拜，另一方面是因为后者的出现，恰好填补了父亲走后在安娜身边留下的空白。两人婚后不久，有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问安娜，她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爱上了他。安娜回答说：“我从十五岁起就爱上了你，更确切地说，是爱上了你的一位男主人公。”她指的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作者根据自身经历编造的主人公伊万·彼得罗维奇，那是安娜父亲最喜欢的书之一。[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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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安娜求婚主要是为了了却一桩心事，而不是出自炽热的爱情。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五岁了，特别是在和妹妹薇拉一家在柳布利诺共同度过一个夏天之后，他更是伤感地意识到，自己到了这把年纪，却还是孤家寡人。从间隔短暂的三次求婚——第一次是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第二次是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之后是安娜·斯尼特金娜——便可以看出，他已下定决心，要尽快再婚，建立新的家庭。另外还有现实方面的需求，他和继子帕沙在一起共同生活，日子过得很狼狈。至于说为什么他的求婚对象大多是比自己年轻很多的女人，主要是出自他对年轻女人和少女的明显偏好。[156] 在他的作品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角色，她们的经历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她们往往都是猥琐的老男人追逐的对象。当两人订婚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去安娜家做客时，他看到身着玫瑰色衣服的安娜后说道：“玫瑰色和你很配，你穿着它显得更年轻了，像一个小姑娘。”而且，他很喜欢听她讲些“可爱的童年小故事”。[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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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对安娜长相的评价（“算不上是个美人，但挺好看”）就能够感觉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安娜的感情并不像对玛丽娅·伊萨耶娃和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那样热烈。这一点从他于1867年4月23日写给德累斯顿旧情人的信可以得到证明。在信中，他告诉对方自己再婚的事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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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我的速记员，名叫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斯尼特金娜。她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出身正派家庭，上过很好的中学，性格温柔而开朗。因为有了她，我的工作进展很快。11月28日，我完成了小说《赌徒》……工作结束时我发现，我的速记员发自内心地爱上了我，虽然她对此从未透露过一个字。我也渐渐喜欢上了她。自从哥哥去世后，我的意志变得很消沉，日子也过得很狼狈。所以我跟她提议，请她嫁给我，做我的妻子。她同意了，于是我们就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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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的语气并不像是爱情故事，而更像是成绩单上的备注文字。但是，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的反应是对的。除了算不上绝色美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安娜·斯尼特金娜——从订婚起，他便亲昵地称她“安妮娅”——堪称是完美的生活伴侣。“每个人都需要找到自己的归宿”，他在《罪与罚》中写道。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敏感而神经质、整天忙忙碌碌的作家来说，安娜便是他的归宿，是他安顿身心的港湾。她让混乱的日子有了秩序，让他过上了真正的家庭生活。从两人的私密通信可以看出，在性事上，她也是一个完美的伴侣。当他遇到困难时，她永远是他坚定的支持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象中的“60年代姑娘”全然不同的是，她从来都是将丈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能够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过上他梦寐以求的衣食无忧的“自在”生活，[158] 主要归功于安娜淳朴务实的天性和家里家外的操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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