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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俩的经济状况仍然一如既往的窘迫，他们只能靠亲戚朋友从俄国寄来的钱勉强度日。和在巴登-巴登时一样，去邮局取信变成了每天日程的固定内容：“又白跑了一趟邮局。天，这实在太折磨人了！”[20] 如果手头没钱，最后的一招只能是去当铺。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对此已经习以为常，所以他们对典当这件丢脸的事也渐渐感到麻木。但是，穷困和典当始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块心病。沿罗讷河往上游走，距离马蒂尼（Martigny）几公里远，是瓦莱州一个名叫萨克森（Saxon）的温泉小镇，镇上有一家带轮盘赌的赌场。到日内瓦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努力抵抗着赌博的诱惑，但是在过了一个月后，他的赌瘾爆发了。10月5日，他乘火车去了萨克森，在一天半时间里输光了身上带的一百五十法郎，还有中间一度赢到手的一千三百法郎。因为错过了返回日内瓦的末班火车，他不得不用戒指和大衣作抵押，在洛桑的一家酒店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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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他到萨克森的唯一一次赌博游。1867年11月和1868年3月，他又两次去了萨克森赌运气，结果和第一次一样，收获的只有懊悔和愧疚。一直对丈夫的赌博癖好报以宽容态度的安娜，这次真的动了火。一段时间以来，她都在盘算着给即将出生的宝宝准备衣物，另外她还想到，等家里变成三口人之后，至少需要一套两居室，这意味着要花费更多的租金。所以，她写信给身在萨克森的费佳，要他赢了钱以后，至少要寄两百法郎到日内瓦。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口咬定没有收到这封信。这时候，两人身边的现金只剩下四十九法郎，其中三十一法郎要寄给酒店，以便赎回抵押的戒指和大衣。安娜在日记中写道：“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难过，就连在巴登-巴登输掉大笔钱时，我也没有这样绝望过。”[21] 于是，两人只好再次写信到俄国求助：向好友迈科夫和亚诺夫斯基，向安娜的母亲，向《俄罗斯导报》。卡特科夫终于松口，答应再汇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五百法郎稿酬，像支付工资一样分成五个月，每次一百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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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萨克森小镇的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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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12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搬进了一套宽敞的两居室公寓，公寓就在繁华的勃朗峰大街上。在日内瓦，家有孕妇的人要想租到一套像样的公寓，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时候，之前看不出孕相的安娜腰围粗了很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绪也像妻子的肚子一样格外高涨。他已经为将要出生的孩子起好了名字，如果是女儿，就叫“索妮娅”，这是他在莫斯科最爱的外甥女的名字；如果是男孩，就叫“米沙”，这是已经去世的哥哥米哈伊尔受洗时的名字。安娜怀孕的这几个月，夫妻两人的关系比任何时候都要和睦。即将到来的分娩让他们暂时忘记了生活窘迫带来的烦恼，把平日情绪暴躁、敏感多疑的费佳变成了一个开朗诙谐、对妻子体贴备至的丈夫。他替她去采购，想方设法满足她挑剔的胃口（很多咖啡，很多“雏鸡肉”），在没有双层玻璃的日内瓦的冬天里，把炉火烧得旺旺的。“他做这件事时怀着极大的热情，仔细观察每一块木柴是否烧透，这使得他的样子看起来很滑稽。他自嘲地笑我们‘是快乐的烧火工，这是我们的日内瓦人生。’他总能想出各种搞怪的点子，逗我发笑。”[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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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好友阿波隆·迈科夫，摄于18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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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的冬天转瞬即逝。夫妻俩当然不是只忙着生炉子，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为创作新小说辛勤地工作。1868年3月4日，分娩的阵痛开始了。刚刚经历了癫痫症严重发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下子慌了神。他叫来了助产士巴罗太太，后者赶到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把这位焦躁不安的丈夫赶出卧室，因为他的紧张只会对孕妇的分娩造成不利影响。安娜因为挂念费佳，每当阵痛间歇时，便请求助产士或助产护士替她去看看丈夫在做什么。她们看过后告诉她，“他在跪着祈祷，一会儿又坐在那儿用双手掩着脸，深深地陷入沉思”。[23] 1868年3月5日凌晨2点，夫妇俩终于从痛苦中解脱了。索菲娅（索妮娅）·米哈伊洛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用助产士巴罗太太的话说，一个可爱的女孩（une adoralbe fillette）——顺利降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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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兴得什么似的，一时激动，拥抱了巴罗太太，几次紧握助理护士的手。女助产士告诉我，在她多年的从业实践中，她从未看到过有哪个新生儿的父亲像我丈夫那样自始至终激动不安、心慌意乱的，接着她又重复这句话：“这些俄国人，这些俄国人！”（Oh，ces russes，ces russels！）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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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陶醉在快乐中：“小家伙刚满一个月，就已经有了我的脸部轮廓，她的所有脸部特征，包括额头上的皱纹，都和我一模一样。她安静地躺在那儿，仿佛正在构思一部小说！”（1868年4月2日）但是，这对年轻父母的幸福并没能持续多久。5月，日内瓦天气突变。寒冷干燥的北风吹过日内瓦湖面，躺在婴儿车里、由母亲推着在英国公园（Englischen Garten）散步的小索妮娅受了凉，开始咳嗽发烧，看样子是得了肺炎。尽管儿科医生一再安慰这对忧心的父母说，孩子不过是得了普通的感冒，可是，5月24日，婴儿还是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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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婴儿出生时带来的莫大喜悦一样，女儿的夭折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痛苦不堪。安娜回忆说：“他悲痛欲绝，站在爱女冰冷的尸体面前，像女人那样号啕大哭，呜咽啜泣，热烈地吻着她那苍白的小脸和小手。我以后再也没看到过他这种痛不欲生的模样。”三天后，他们在俄国教堂为女儿举行了安魂弥撒，然后将她葬在了素园（Plainpalais）的市立公墓。他们在小小的坟墓周围种上了柏树，在白色大理石的墓碑上刻着东正教的十字架，还有一行铭文：“费奥多尔和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儿苏菲。”[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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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没有喜欢过日内瓦这座城市。他在写给俄国朋友们的信中，总是一再说起他在这个“令人厌恶的共和国”过得很不开心，在这里，“资产阶级生活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1868年1月12日）。他在从萨克森回日内瓦的火车上第一次见识到日内瓦湖东岸的美丽景色和温和气候，回到家后，他把这些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安娜。一段时间以来，他脑子里总是萦绕着一个念头，就是把家搬到沃韦（Vevey），一座位于沃州里维埃拉的温泉小镇，它南部紧邻蒙特勒（Montreux），果戈理《死魂灵》的部分章节就是在那里创作完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把爱女索涅奇卡（Sonjetschkas）的夭折归咎于日内瓦变化无常的恶劣天气，他感觉眼下是时候实现自己的计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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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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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基督：《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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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沃韦，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能如愿让心情重归平静。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写道，在他们十四年的婚姻生活里，她不记得有哪年夏天是如此令人愁闷的。每遇到一个孩子，都会让她想起自己的丧女之痛。为了避免触景生情，他们干脆放弃去城里散步，而是到种满葡萄的山坡上眺望沃韦城。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试图通过写作来转移痛苦。按照约定，新小说将于1868年1月起在《俄罗斯导报》上开始连载，巨大的压力令他一筹莫展。除了爱女夭折给他造成的抑郁情绪，自来到瑞士以来频频发作的癫痫症也严重损害了他的创作力。很长时间，他都无法完成这部名为《白痴》的新长篇小说的情节构思。在几个月里，他写了无数草稿，设计了不同的人物形象和故事线索，但始终都不能满意。1867年12月初，他把全部草稿都扔进了垃圾筒，然后从头开始重新创作。在短短二十三天里，他像服了兴奋剂似的一口气写完了五个章节，相当于一百印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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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距离交稿日期还剩一小段时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天性散漫的人来说，在时间管理上能够做到如此冷静沉着，颇有些不同寻常。但是如果仔细观察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件事其实与冷静无关，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热爱冒险的性格所致。他往往要等到迫到眉睫的最后一刻，才会调动起自己全部的脑力资源，而在平日懒散的时候，这些资源大多是被闲置的。[26] 1867年9月，他在给阿波隆·迈科夫的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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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没有跟您谈过工作的事，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眼下能说的只有一件事：我必须竭尽全力地拼命去工作。这中间我总是不断发病，每次发病后都有整整四天无法清晰地思考……这部小说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无论情况有多么糟，它都必须是一部出色的小说，这是一切的前提条件，别无他选……简言之，我怀着激动亢奋的心情，全身心地一头扎进了这部小说。我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这一张牌上，结果爱怎样就怎样吧！（1867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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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年1月12日给迈科夫的另一封信中，他也提到过类似的内容：“我的做法简直就是冒险，就像玩轮盘赌一样，心里总在想：‘说不定写着写着，就会有好运气！’这实在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假如他读过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的文章《论在讲话过程中思想的逐步形成》（Über das allmähliche Verfertigen der Gedanken beim Reden ）的话，他也许不会再把冒险看作一种罪过。但是，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心里清楚，人本来不应当这样工作，可他却没有其他的办法，因为他的“顽劣和富于激情的天性迫使他，总是孤注一掷地向极限发出挑战”（1867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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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地下人”是生活在1860年代的当代人典型，那么梅诗金公爵这位俄国堂·吉诃德则是一位来自未来的英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本意是想“塑造一个极尽完美的人……依我之见，再没有什么比这更难能可贵的了，更何况是在当下这个时代”（1868年1月12日）。关于“极尽完美的人”的想法，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1854年便说过：“我相信，没有什么能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可爱、更智慧、更坚毅和更完善的了。”作为堂·吉诃德与基督的合体，梅诗金公爵正是这样一位道德高尚而纯粹、无欲无求却又极具人格魅力的理想化身。梅诗金这一角色同时也表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一个观点：“或许只有俄国的思想、俄国的上帝和基督，才能帮助整个人类走向新生。”俄国的上帝和基督将让世界看到，俄国已经成长为一个“强壮、正义、智慧和温柔的巨人”。这个泰坦巨人是用虔诚的信仰来征服世界，而不像天主教会那样，是用火焰和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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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从瑞士写给友人的信中不断抱怨的“俄国根基”的缺失，为这部新作赋予了一种独特的民族主义色彩。异国生活改变了他看待故乡的眼光。从某种意义上讲，梅诗金公爵比作者先行了一步。他在小说开篇刚刚结束了在瑞士的四年疗养，回到了俄国。但是，由于俄国如今已经被西方瘟疫污染，他最终将作为这个西化的新俄国的牺牲品，带着一颗无法修复的破碎心灵重返瑞士的疗养院。这个富有象征性意味的主题，便是贯穿整部作品的主线。小说在主题叙事之外还穿插着大量的阴谋和圈套、意外曝光的真相、出其不意的反转，以及各种令人感伤的戏剧性场面，以致读者的目光经常被这些情节吸引、面临偏离主线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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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核心情节是围绕三个人物展开的。首先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诗金公爵，一个古老贵族门户的最后一位子嗣。将主人公冠名为“白痴”并以此作为书名，是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创作手法。按照米哈伊尔·巴赫金的说法，作者在这里选择了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对话式”词语，每个人都可以从各自视角出发对其做出不同的解释。读者应当在“歧义现象学”[27] 的范畴内独立得出结论，梅诗金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是一位另类理想主义者，一位圣洁的愚人，一个傻瓜，抑或是一位精神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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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诗金公爵的对手是一位刚刚去世的富商的儿子巴尔菲昂·罗果仁。罗果仁与梅诗金搭乘同一列火车来到圣彼得堡，一是为了接收父亲留给他的百万遗产，二是为了把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一位俄国茶花女式的当红名媛搞到手。娜斯塔霞出身贵族，从小便失去了双亲，之后被地主阿法纳西·托茨基收养。这位受男人追捧的名媛散播消息称，她将在当晚当众宣布，她愿意把两位热门追求者当中的哪一位作为结婚对象。其中一位便是巴尔菲昂·罗果仁，他垂涎娜斯塔霞的动机是阴暗、不可见人的，这里面既有“色情狂”[28] 式的性冲动，也有嗜血成性的暴虐心理作祟，陀思妥耶夫斯基借用阿波隆·格里戈利耶夫的说法，称之为“野兽般的贪婪”。[29] 罗果仁的直接竞争者是加甫里拉·伊沃尔京（加尼亚），他的父亲是一位年迈落魄的退休将军。虚荣贪财的加尼亚并不爱娜斯塔霞，他娶她的目的是得到托茨基许诺的七万五千卢布陪嫁，好用这笔钱作为启动资金，为自己开创一番事业。娜斯塔霞住在乡下偏僻的一处田庄，在未成年时便受到地主托茨基的蹂躏。多年来，虽然娜斯塔霞对托茨基一直冷脸相向，同时却又享受着后者为她提供的奢靡生活。眼下，托茨基一心打算娶有钱有势的叶潘钦将军的美貌女儿阿格拉雅为妻，所以他想尽快为娜斯塔霞找一位佳婿，以便就此了断与她的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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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娜斯塔霞的府上宾客盈门。借着香槟酒的酒劲，女主人当众公开了自己从小惨遭托茨基蹂躏的经历，以及身为后者情妇的低贱身份。这时，罗果仁出现在众人面前，把一捆钞票扔到了桌子上。这些钱总共是十万卢布，他要用它买下娜斯塔霞，这个价格远远超过了托茨基为她准备的陪嫁。娜斯塔霞表示，她准备把七万五千卢布礼金扔还给托茨基，然后跟罗果仁一起离开这里。梅诗金公爵提醒她警惕，因为罗果仁是个靠不住的人。由于不忍心看着娜斯塔霞在高傲与绝望之间彷徨并为此受苦，梅诗金当下决定向她求婚。趁着求婚的机会，他向众人透露，他从一位远亲那里得到了一笔巨额遗产，数额高达一百五十万卢布。娜斯塔霞被公爵的表态感动了，但她拒绝了公爵的求婚，因为她知道，自己只会给他带来不幸。就在娜斯塔霞跟随罗果仁上路前，她把包着十万卢布的纸包扔进了壁炉，并要求加甫里拉·伊沃尔京把钱从烈焰中取出。加尼亚抵抗住了这一诱惑，却因急火攻心而昏了过去。“这就是说，他贪财，但更要面子。”娜斯塔霞嘲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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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第二部分情节是围绕梅诗金与罗果仁之间的关系展开的。时隔半年后，娜斯塔霞已经和罗果仁分手，因为她真正爱的是梅诗金公爵。此时两个男人虽然已成为好友，而且还彼此交换了十字架，但醋意大发的罗果仁却凶相毕露，他偷偷躲在公爵寄宿的旅馆暗处，想伺机用匕首刺死公爵。就在他准备动手的一刻，梅诗金因为癫痫发作摔下了台阶，罗果仁见状大惊，仓皇逃离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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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另一条脉络是叶潘钦将军一家。将军的三个女儿都已到了出嫁的年龄，美丽清高的阿格拉雅便是其中的一个。梅诗金公爵第一次见到她时，便被她深深地迷住了。反过来，阿格拉雅也对梅诗金一见倾心。他的朴素、正直与聪慧，令她爱慕不已。但是，公爵的羞涩和被动，特别是他和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却让两人始终无法走到一起。因此，阿格拉雅对公爵的爱慕往往是以挑衅和嘲笑作为发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