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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年代：罗斯福夫妇在二战岁月中 第11章 “一个完全变化了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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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美国对日本的关系在1941年秋季处于一触即发的紧要关头，罗斯福一家失去了两位亲人。9月份的3个星期当中，总统的母亲萨拉、埃莉诺的哥哥霍尔相继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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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夏天，在坎坡贝洛，埃莉诺就发现婆婆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萨拉曾在6月患过中风，除了在午餐时露几次面之外，整个夏天她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埃莉诺在给安娜的信中说：“如果对她来说，现在的生活开始更受限制，那么我不会对此感到惊奇。”看着萨拉一天天衰弱下去，埃莉诺恳求她雇一位训练有素的护士，萨拉固执地拒绝了，直到富兰克林打来电报，请求母亲可否为了他的“心神安宁”而聘请一位护士，她很快答复说：“当然，你有权利聘用一名护士，我很抱歉让你受到惊扰，真希望从窗外望出去就能看到你在这里。我会在屋里休息两天的，请放心，我唯一钟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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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的出现使萨拉打起了精神，她的健康状况也似乎有所好转。当别墅因为她的原因而关闭时，萨拉便坚持独自沿着前门的台阶步行，她不得不在半路上停下来，靠在栏杆上气喘吁吁。可是她走完全程后就倒在汽车后座上，体力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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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从坎坡贝洛回家之后，埃莉诺9月上旬飞往纽约去见萨拉，帮她在海德公园里安顿下来。两个女人在一同吃早餐时，埃莉诺注意到萨拉脸色苍白，呼吸吃力。她突然预感到一种猝死的征兆，便打电话给正在白宫的富兰克林，让他赶回海德公园。埃莉诺小时候就曾因没有人告诉她父亲生病，直到父亲去世，她才恍然大悟，悲痛欲绝。有好几年，她都一直无法接受父亲已真的死去这一事实，现在她不想让富兰克林也品尝这种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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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被埃莉诺电话中的语调所打动，他决定连夜乘火车赶往海德公园。萨拉安静地躺在卧室的床上，她的哥哥弗雷德和姐姐凯西坐在身旁，当时她已获悉自己的儿子正在返回的路上。男管家宣布说：“总统刚刚发来一份电报，他将在明天早上9点半到达这里。”萨拉的心情明显好转，她说：“我会下楼到门廊那里去见他。”可是当晨曦来临时，萨拉却变得十分虚弱，根本无法冒险下楼。然而，她执意要为自己的爱子盛装打扮——她穿上了一件优雅的带花边的睡衣外套，把头发梳成辫子，并打上深蓝色的丝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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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的卧室位于一幢两层的翼楼，这幢建筑曾于1916年扩建，当时这座房子扩大为35个房间，从窗口望出去，她能俯瞰到自己钟爱的树木，并能看到前来造访这座屋子的客人。多年以来，当她向专程前来海德公园拜访自己儿子的名流淑女致意的时候，心情是多么欢畅！的确，当萨拉毫不倦怠的眼睛有几次发现在玫瑰园里乱扔的烟蒂，或者看到东方风格的小地毯上有几个小洞时，她十分恼火，但是她长久以来一直信奉“儿子的朋友就是妈妈的朋友”，即使这些人中有些是脑满肠肥、不修边幅、一根接一根抽烟的报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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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得知这幢老屋在儿孙们的眼中依然颇具魅力，这给了她极大的安慰。她觉得这比最近收到的任何生日礼物都要好，在庆祝八十大寿时，她曾经很喜欢孙子、孙女们献上的一卷卷礼物：“尽管我们散居在不同的地方，但海德公园一直是，而且会永远是我们真正的家。海德公园就象征着您，以及您在那里带给我们的所有欢声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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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萨拉已开始行走不便，她就通过想儿子，回忆母子两人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使自己愉快。她告诉富兰克林，“我躺在床上，或是整天坐在舒适的椅子上”，但是“你的身影时常在我脑海中，并且永远埋藏在我心底”。她坐在阳光灿烂的窗前，给朋友和家人写着短信。萨拉坦率地说：“我日日夜夜惦念着你。”实际上，儿子在萨拉脑海里的影像是如此生动，以至于即使母子分处两地，她也能想象出儿子在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人物在一起。比如说，当她第一次听说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将在大西洋的某个地方会晤的传闻不久，便能在脑海里看到两人在她的草坪上漫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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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星期六，上午9点30分，总统如事先答应的那样，走进了碎石小径。萨拉躺在用柳条支撑的躺椅上，这时儿子出现在门口，他急匆匆踏着碎步向母亲走去，吻了吻她的面颊，用那双他在一生中一直带给她同样温暖的手触摸她。差不多在40年前萨拉就曾在信中写道：“既然他现在已经回来，一切都已变了样。”当时富兰克林从一次欧洲之旅中返回，“这种天伦之乐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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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一直到下午的大部分时间，富兰克林把他和温斯顿·丘吉尔举行的首脑会晤详详细细地讲给母亲听，并告诉她在华盛顿发生的事情，母子俩还畅叙了一番旧事。在晚上举行的家庭晚宴上，大家都认为萨拉的身体已有所好转，希望病情早日缓解。不料在晚上9点30分，萨拉的病情恶化为深度昏迷，医生无法唤醒她。一个凝固的血块潴留在她的肺部，血液循环系统功能完全丧失，富兰克林回到萨拉的房间，大半夜都守在她身旁。埃莉诺打电话给家人和朋友，告诉他们，母亲大限已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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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时分，这位将死的妇人躺着，一动也不动。她的面庞上，那宽阔的眉毛，高耸的颧骨，那优美的嘴唇和颇具贵族气质的面部轮廓，并没有因死亡的迫近而变形。终于，在将近中午时，萨拉·德拉诺·罗斯福在儿子的守护下离开了人世，这时离她87岁的生日还有两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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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5分钟，既没有狂风暴雨，也没有雷电的情况下，这座院子里最大的一棵橡树訇然倒地。“总统走出去看这棵树，”罗斯福的保镖迈克·瑞利回忆说，“和所有的人一样，被这一显而易见的征兆所震惊。”地理学家后来解释说，由于海德公园地区周围的砂岩层上面的地表土质单薄，出现这种情况并非罕见。然而，对于任何了解总统母亲的人来说，这样的解释都是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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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拉去世之后的日子里，《纽约时报》报道，总统“在与世隔绝的程度上，比就任现职的任何时刻都要严重”。他取消了所有的约会，在海德公园的家中“躲进小楼成一统”。至少有一段时候，战事退居次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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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奇怪，我无法动笔。”埃莉诺在萨拉去世的第二天给希克潦草地写了封信说，“昨晚我大半夜没上床，我一整天都在照看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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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理所当然地打理着一切”，富兰克林的外甥女海伦·罗宾逊在她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正是埃莉诺叫来了丧事承办人，将遗体从二楼的卧室搬到放有一排排书架的宽敞的藏书室。在这里，在罗斯福家族列祖列宗的肖像之下，萨拉的遗体静卧在桃木棺材里。埃莉诺跟弗兰克·威尔森见面，商谈葬礼事宜。威尔森牧师是一家乡村教堂的长老，萨拉在这家教堂做了半个多世纪的礼拜。“没完没了的琐碎事，”埃莉诺心力交瘁，对她的姨妈莫德·格雷直率地说：“要换的衣裳，账单，书籍，文稿，如此这般，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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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既得体又朴素。”埃莉诺写道。威尔森长老主持圣公会祭奠时，萨拉的家人和朋友，仆人和租客，端坐在藏书室萨拉多年来收藏的油画、手迹以及古董家具当中，然后棺材被送葬的行列运往3英里以北的圣詹姆斯教堂后墓地。大约有36名男女聚集在高耸的松树下，观看萨拉的棺木紧挨着丈夫詹姆斯的墓下葬入土。总统乘坐一辆私人敞篷轿车来到教堂，他站在一旁，一只手扶着车门。《华盛顿邮报》记者埃米·波特写道：“他一直没有朝墓地方向望去，也没有回头看看他妻子投来的焦虑的一瞥。”最后，在教堂响起的一串丧钟以及那熟悉的“土归土，灰归灰，尘归尘”的祈祷声中，肃穆的葬礼降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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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富兰克林会忘记过去所有的烦恼，而只会记住愉快的事情。”埃莉诺在给莫德·格雷的信中说道，“那样也挺不错。”的确，在母子关系的任何方面，让人烦恼的事是很多的。萨拉常常会这样问：“难道你不觉得在一个晚上你已喝了足够多的……鸡尾酒？”“你答应过我你会去看望（海德公园的邻居）伊迪丝·尤斯蒂斯，”她在临终前的最后几封信中提醒富兰克林，“所以请赶紧给她打个电话。”她无法接受自己的儿子已经是一位成熟的男人，甚至当他做了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之后，萨拉还是会不断地让他开后门，并且监听他的电话。“妈妈，拜托您把电话挂上。”一位亲戚有一回听到总统对母亲这样说，“我听得见您的呼吸，快点儿挂上。”还有一次，当时萨拉已82岁，而富兰克林已经56岁。萨拉向海德公园的记者简要地宣布说，第二天她不会让儿子上教堂，因为他还有一大堆的信要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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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正如埃莉诺所预料的那样，一旦萨拉撒手人寰，在罗斯福的脑海里，往事中美好的一面像浪潮一般汹涌而至，而那些不谐和的回忆被抛在了一边。长久以来，罗斯福一直怀念当年因为患猩红热而被隔离在格罗顿公学疗养院的那段难忘的日子。由于当时不准任何客人进入隔离室，每天萨拉就好几次爬上一架晃晃悠悠的高梯子，隔着窗户朝里张望，跟里面的儿子说话。“我一眼望去，”萨拉后来写道，“就会看到他苍白的小脸绽开喜悦而又让人心疼的微笑。”同样珍藏在记忆深处的情景还有海德公园的冬夜，他仰卧在藏书室壁炉前的地板上，整理粘贴他的邮票，妈妈为他大声念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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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强忍住悲痛熬过了最初几天。后来在一天下午，他和秘书格蕾丝·塔利一起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发现一只从没见过的盒子。盒子里面的每项物品上都有萨拉以熟悉的笔迹悉心填好的标签，其中有他的第一双鞋，他在洗礼式上穿过的衣服，他的儿童玩具，他的一卷胎发，以及他小时候送给妈妈的各色小礼物。罗斯福泪流满面地看着这一切，低声对格蕾丝说，自己想独自待一会儿。眼泪绝不是他所习惯的感情流露，画在他脸上的忧伤将以往的欢乐一扫而空。格蕾丝再也看不下去，匆匆离开了房间。杰弗里·沃德说：“他的手下没人见过他流泪。”他的整个一生都无法面对如此不可遏制的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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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更是思绪万千，心潮难平。当她看到萨拉脸上神态安详，“所有的线条都很平滑，面部轮廓美丽十足，”她对萨拉“丰富、完整而自信的人生”不由肃然起敬。“她热爱她自己的家乡和故土……她曾亲眼目睹她唯一的儿子三次宣誓就任总统，并且仍然认为她的丈夫是她所认识的最棒的男人，她最强烈的个性是她对家庭的忠诚，如果世界上其他任何人要伤害她的家人，那么她会像母虎一样跳起来奋力反击……许久以来，她曾经深思过丈夫身边这一最后的人生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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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许多年以来，在埃莉诺和萨拉的感情交往中，依然有着太多的伤痕，让埃莉诺难以深刻地感觉到失去亲人的悲痛。“我被自己吓住了，因为我无法体验到任何真正的悲伤之情。”埃莉诺在致安娜的信中这样说道，“我们经过36年还算得上亲密的交往之后，有这样的感觉是很可怕的。”在她和富兰克林刚结婚那会儿，埃莉诺在婆婆身边的时间比陪伴其他任何人所花的时间都要多。她和婆婆一起吃中饭，和她一起驾车访友，黄昏时分和她一起喝茶，从装饰家庭到孩子们的生活问题，事无巨细，对婆婆的话无不洗耳恭听。但是这一段光阴在埃莉诺的记忆中打上了屈从和寄人篱下的烙印。“我曾经对年轻时的生活有着如此之深的惴惴不安。”她后来解释说，“起初，婆婆给予我的安全感让我莫名感激，”但没过多久，埃莉诺就被萨拉的颐指气使搞得情绪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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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不断地对萨拉的意愿委曲求全，这种紧张终于使她感到不堪压抑。在她和富兰克林搬到东65号大街萨拉为他们购买的一处新居几个星期之后，埃莉诺终于爆发了。几年之后她回忆，“我并不很清楚当时我究竟怎么了”，只是“坐在梳妆台前哭泣，当我那手足无措的年轻丈夫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时，我说我不喜欢住在这幢房子里，因为它根本不属于我，我在其中没有发言权，这不代表我理想的生活方式。丈夫是个极其通情达理的人，他认为我的想法简直不可理喻，并且轻柔地和我交谈，他说一会儿我就不会这么想了，然后他让我独自待在房里，直到我差不多镇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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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很快打起了精神，但是跟萨拉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缓解。当埃莉诺决定重新装修自己公寓的一半房间时，萨拉告诉她不必再费心了，因为“她在半小时之内能让它充满魅力”，而且，她的房间比她儿媳的房间更让大家喜爱。埃莉诺的衣着、姿势和相貌一次又一次地被萨拉不无轻蔑的嘲讽所刺痛。萨拉会当着晚餐客人的面告诉埃莉诺，“如果你用梳子梳一下头，亲爱的，你会看上去好看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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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发生的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几年之后安娜沉思地说，“如果妈妈当年有自信与祖母对抗，两人也许会分家，可是妈妈那段时期不知道怎样去反抗。”多年来，埃莉诺心中的积怨愈来愈深——这种积怨主要是针对她自己，因为埃莉诺长期以来对每个人的意愿都甘心服从，自己却常常委曲求全。尽管她过去已不再依赖婆婆，但直到萨拉去世，埃莉诺才完全认识到，她早年的婚姻生活离真正的独立自主有多么遥远。“我凝视着婆婆的脸庞，”埃莉诺对乔·拉什说，“理解了许多我以前从来不曾理解的事。”埃莉诺意识到，假如萨拉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那么她的儿媳将会在哈得孙河边过着平静的日子，而习惯于油盐酱醋的家庭生活，“她认为土地与家庭永远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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