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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需要有人相伴、把欣赏他人作为得到放松的重要源泉的人来说，安娜的伴随左右就相当重要了。有一段时间，玛莎公主曾经填补了米西和哈里离去后的空缺，陪伴在罗斯福的左右，给他带来了快乐和好心情。但是随着罗斯福的健康日渐变坏，他与玛莎见面的次数也减少了。尽管在1944年的春夏期间能继续偶尔见到她，但是他们的“罗曼史”却逐渐破灭。“和像玛莎这样的人在一起，”安娜的儿子约翰尼·伯蒂格猜测，“他不得不总像是在演戏。”当然，这是他的第二天性，而且他喜欢这样，但是随着他的精力在减退，他们之间轻松愉快的谈话就会使他显得有点精疲力竭。与安娜这样像他一样喜欢讲故事的人在一起，他可以在一旁闲着不说话，能让自己安静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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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继续留在白宫使埃莉诺能自由自在地去做她想做的事，而“她想做的事”，约翰尼·伯蒂格注意到，“就是独自出去。这样她就有机会去发挥她的个性，有机会体验到别的女人很少能体验到的各种经历。”对埃莉诺来说，四处旅行、结交新朋友就是生活的全部。“我总是在等着这一天的到来：那时我能戴上我的网帽，坐在炉火边，”埃莉诺曾经写道，“但是当我与许多年轻人在一起时，我又是如此的兴致盎然，以至于我又把那一天再往后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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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旅途回来后，埃莉诺心情复杂地看到富兰克林和安娜之间的关系日趋亲密。现在安娜知道了她不知道的事情，这让埃莉诺很难接受。有一天特鲁德·普拉特与埃莉诺谈到了1944年的政治前景以及罗斯福对此可能有的看法，他对埃莉诺愁眉苦脸的一句话震惊不已：“安娜是唯一了解情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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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星期过后，关系更紧张了。“安娜想尽一切办法保护父亲的健康，”布鲁恩医生注意到，“但是埃莉诺是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更加冲动，更加急性子。她无法接受他真的病了或他需要减少活动这样的事实，如果这些活动和她关心的事情有关的话就尤其如此。我经常和这一家人坐在一起告诉每一个人在餐桌上不要去烦他，不要去打扰他，这对他非常重要，但是她却无法控制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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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埃莉诺让自己拼命干，但她更加让富兰克林拼命干。有太多的事情要去完成，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即使她不会公开承认，但她肯定在担心他们俩的时间都不多了。美国黑人的状况仍然是她最关心的问题。好像别人对她拥护黑人的利益的批评越多，她就越发坚定不移。2月份，她出席了华盛顿特区第一家非种族歧视的军人食堂的落成典礼。当她的那幅被一群白人和黑人士兵以及他们的女朋友围在四周的画像出现在报纸上时，很快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众议院议员查尔斯·麦肯齐在议会的议员席上说道：“大家怎么能参与鼓励白人姑娘在食堂舞会上投入黑人士兵的怀抱而且一边唱着‘让我叫你一声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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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知道，你是在为你的好丈夫争取黑人的选票，”一个“愤怒”的妇女给埃莉诺写信道，“但是难道付出这样的代价不是太大了吗？……看到你的女儿安娜被那些黑人抱在怀里你会高兴吗……你是当今美国最危险的女人，我请求你能停下来好好想一想以免再犯同样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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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埃莉诺并不怀疑她丈夫为种族平等付出的巨大努力，但是为了对付来自国会保守派联盟的不断加大的压力，她认为不断提个醒还是很重要的。她献身于妇女的利益也同样需要她保持警惕。当她从加勒比海的旅行中回到家时，她发现只有男性才被派去参加伦敦的国际教育会议。这使她感到很难受。在最后时刻，她终于使他们增派一个妇女。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妇女应该出席每一个国际会议。”她坚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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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总统身体强健时，他很欣赏甚至很欢迎埃莉诺的倡议。“她催他太急，我知道这一点，”安娜承认道。“但是你不能一会儿让别人充当你的耳目，然后又不让……”格蕾丝·塔利回忆起在一次晚宴上埃莉诺盘问富兰克林时发生的紧张一幕。“妈妈，难道你没注意到你会使爸爸消化不良吗？”安娜恳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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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明白为什么，”安娜回忆道，“有一次他正在休息——我记得那一天我们正在喝鸡尾酒……一大群人在房间里，是一个非正式的聚会……我正在调鸡尾酒。妈妈总是在最后时刻进来，这样她就能只喝一杯鸡尾酒——那是她的特许权。她常狼吞虎咽——她从不慢慢地喝。她一进来就在父亲桌子的对面坐下，手中拿着这么高的一堆文件，说道：‘富兰克林，现在我想和你讨论一下这些文件！’长期以来我根本记不得她想提出的是什么问题。我只记得在脑子里飞快地闪过这样的念头：‘噢，上帝，他会发脾气的。’确实，他大发脾气。他列举出整堆文件的种种缺点，从桌子那端朝我扔过来，说道：‘小姐，明天上午你去处理这些文件。’我几乎是满地在找文件。她站起来。她是世界上最有控制力的人。然后她只在那里站了半秒钟，说道：‘我很抱歉。’然后她端起她的酒杯朝其他人走去，开始聊天。而他也端起他的酒杯开始讲故事。最后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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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直觉我知道他是这么一个人，天晓得有多少事情在烦着他，而且现在他只有20分钟时间喝两杯鸡尾酒——而且是很小的杯子，因为吃晚饭的固定时间到了。他们一叫你，你就得出去。他却想讲讲故事，放松自己，使自己愉快开心——就是这么回事。我认为母亲一点也没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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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春时期，就像她早已预料到这种糟糕的场面似的，安娜写信对约翰说道：“我在祈祷我不要陷入这两个人的两面夹击中。”多年来，安娜已逐渐理解她母亲所遭受的痛苦，她与她的婆婆处于一种情感的三角关系之中，与这个年迈的老妇人争夺同一个男人的爱。而且她还知道她父亲与露西·梅瑟之间的事情。安娜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自己会造成这样一个局面：会重蹈她母亲以前陷入尴尬处境的覆辙。但是安娜在充当她父亲看护人的这一角色中得到了无穷的乐趣，以至于她别无选择，不能放弃，即使这会损害她与母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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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年代：罗斯福夫妇在二战岁月中 第20章 “焦虑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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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份最后的几天以及6月的最初几天中，埃莉诺注意到，每个人都似乎生活在“焦虑不安中，等待着总进攻的到来，为它担心害怕，却又希望它能有个成功的开端”。在这个寂静的时刻，罗斯福尽力保持常态，但是他的秘书格蕾丝·塔利发现“他脸和手的每一个动作都反映出他的神经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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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尽他的一切可能去确保穿越英吉利海峡的年轻士兵们有最大可能的成功机会。从密歇根、伊利诺伊、印第安纳以及纽约运来了绝大部分数量的机动车辆——卡车、坦克、装甲车、吉普车、救护车——现在这些机动车辆正把士兵和给养运到英国南部的装运营地。从俄亥俄、俄勒冈以及加利福尼亚运来了轰炸机和战斗机，这将为进攻部队提供空中掩护的机群。从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的造船厂驶出了装配好的最大型的舰队，总共有900艘战舰，包括9艘战列舰、23艘重型巡洋舰、104艘驱逐舰，而且也许最为重要的是，从新奥尔良的安德鲁·希金斯造船厂运来了把部队送上岸的登陆舰。确实，盟军最高指挥官们一直在担心登陆舰的问题以至于艾森豪威尔曾经说道：“他入葬的时候，他的棺材一定要做成登陆舰的形状，因为实际上他是被它们折磨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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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离预定的进攻日期只有几天时间了，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无事可做，唯有坐下来等待。军事历史学家戈登·哈里森在有关穿越英吉利海峡进攻的正式的军史文章中解释道，进攻发起的时刻越临近，“进攻的重担就越发全部落到较低一级的指挥官们的肩上。”现在，许多人替罗斯福、丘吉尔、艾森豪威尔、马歇尔、蒙哥马利以及布鲁克这少数几个人担负起责任，“因为长期以来被视作简单概念问题的战场变成了错综复杂和根本不同的客观事实——变成了一个由互不相干的果园和陌生的道路、灌木树篱、村庄、河流以及树林组成的迷宫，每一样事物都暂时为士兵画好了战争的全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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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下达“进攻”的命令，战斗的重任就落到单个士兵的身上；每一个单位的推进情况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勇气和技能，取决于他是否愿意从登陆舰上跳进有时齐脖子深甚至更深的水中；趟过浸满鲜血的波浪来到充满肿胀尸体和子弹遍地开花的岸上；然后步行或爬上小山，而自负的德军正摆好了步枪、迫击炮和机关枪在山头等着他们。在北非或意大利的其他前线，经过几个月的考验和获得的经验才使每个士兵能来到这里作战，但是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战斗飞行员及军事历史学家威廉·埃默森承认道，“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否运用好这些经验来对付意德日联盟。此前我们还一直在周边地区游荡，现在我们正进入到实质性的问题，但是在虚张声势的背后，却存在一股担心甚至恐惧的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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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认为6月份只有4天符合总攻的各种综合条件——月亮升空晚可以为伞兵创造条件，而且黎明后不久海水处于低潮。总进攻定于6月5日星期一，比原定的计划晚了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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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原本打算6月初飞往英国，以便总进攻开始时他能与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在一起。当他的健康问题使他这次旅行不能成行时，丘吉尔非常失望。甚至在最后时刻，首相仍然非常担心这次总进攻，担心如果登陆失败，这次“霸王计划”将带来巨大的危险和灾难。要是罗斯福也在，那该多好，这样至少可以减轻一些压力。“在这场艰巨的战争中不断出现的复杂情况下，我们的友谊给了我最为坚定的支持，”丘吉尔在6月4日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当时他正去南部与艾森豪威尔和部队会合，“我多么希望你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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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罗斯福，他则决定在他的军事助手巴·沃森位于弗吉尼亚夏洛特斯威尔的家中度周末。在沃森优雅寂静的家中，罗斯福希望准备一份演讲，一旦总攻开始就可以向全国发表讲话。埃莉诺被邀请与丈夫一起去，但是她却宁愿留在华盛顿，也许她知道自己的担心只会增加他的担心。几个星期以来，埃莉诺整夜无法入眠，“我觉得有一把剑悬在我的头上方，”她在5月中旬的日记中写道，“担心它会掉下来，不过我知道它一定会掉下的，那就是战争结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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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埃莉诺收到一个妇女寄来的一封令人不安的信，这个妇女最喜爱的侄子在海军服役时战死了。“你和你的丈夫没有受到某个致命疾病的惩罚，真是太不公平了，”这个几乎发狂的妇女写道，“然而也许你和你的丈夫将不得不看到你们4个儿子死尸的脸……上帝总是会以某种方式惩罚那些坏人的。”埃莉诺把这封信连同一封简短的回信刊登在她的专栏上。“不是我丈夫也不是我引发了这场战争，”她写道，但是，“我十分理解她的痛苦。”由于预定日期正日趋临近，埃莉诺无法使自己不去想战场和伤亡人员这样一些令人恐怖的场面。“很快我们就要开始总攻了。”她在6月3日写道，“我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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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埃莉诺对是否能帮助她丈夫准备这份重要的讲话毫无信心。战争情报局曾经要求她本人准备一份电台讲话以便总攻一开始就可派上用场，但是她委婉地拒绝了。这个讲话本应该向美国的母亲们发表的，但是她想不出要说些什么，她对乔·拉什解释道：“我只知道我不想说他们建议的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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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不在的时候，安娜和约翰陪伴罗斯福来到夏洛特斯威尔，在那里他们三个人共同起草了总攻的讲话稿。多年后，安娜愉快地回忆起她和约翰在建议讲话采取祷文而不是常规讲话的形式时所起到的作用：“我们都在尽我们的一份力。父亲会采纳我们所有人的一些意见，然后写下来成为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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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星期六，即6月3日，艾森豪威尔在朴次茅斯海军总部的南院书房与他的气象学家们一起召开会议。情况并不理想。起初预报的6月5日的良好天气状况正明显变得越来越糟糕。现在，盟军远征军最高指挥部高级气象学家、海军中尉J．M．斯塔格说道，6月5日将多云，有暴风，风大而且能见度很低，无法使用空军，而且天气极其难以预测，以至于提前一天所做的天气预报都非常不可靠。艾森豪威尔极不情愿地决定把这次进攻推迟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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