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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做的差不多都做完了，”那天晚些时候埃莉诺在给希克的信中写道，“楼上看上去一片凄凉，我很高兴明天就搬出去。这里空荡荡的，而且现在也没有理由再住这里了。”营造一个家的所有东西都搬去了，她写信对拉什说道，她迫不急待地要搬家，“我从来就不喜欢留在不再属于我的地方。我很累，然而我却不能休息。你说这样的情况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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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在白宫入睡之前，埃莉诺透过卧室窗户朝外看了最后一眼。“每晚的最后一件事我总是朝外看看华盛顿纪念碑，”她向她的读者吐露道，“而纪念碑顶端的小红灯总是很友好地朝我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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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埃莉诺在阳光走廊用完早餐，然后与办公室人员和仆人告别。“我们眼里都充满了泪水，”内斯比特夫人回忆道。“任何事情到了最后时刻总会使你产生一种感情，”埃莉诺在她的专栏中写道，“当你在一幢房子里住了12年，即使你始终明白它是属于国家的，但你还是会喜欢上这幢房子的，而且会更加喜欢与你在那幢房子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所有人们。”那天早上，她乘坐老式笼式电梯下楼来，她承认，“下来时有一丝伤感，而且我认为是某种令人难以预料的东西，因为我就要向一个难忘的时代说再见了，”而且，从那天起，“我就要全靠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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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走出大门时，埃莉诺向站在一旁观看的新闻记者们挥手致意，然后用《新闻周刊》一个记者的话说，“头也不回”地径直前往联合车站，一列火车正在那里等着把她送往纽约。“她的离去，”《波士顿美国人晚报》说道，“意味着有一代人除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外从不知道还有其他任何总统、除了罗斯福夫人外从不知道还有其他任何第一夫人的时代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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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埃莉诺到达她在华盛顿广场的公寓时，她已是精疲力竭。一大群记者正等候在门口，她对他们什么也没说，只简单地说道：“故事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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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故事并没结束。确实，埃莉诺的意志力和1945年春天时一样坚强，对她来说，一个新的篇章正在开始。她已度过了困难的日子——不仅经受住了丈夫去世的打击，而且经受住了发现丈夫去世时露西·拉瑟福德与他在一起带来的打击。然而，随着她坚持不懈地重新开始她的工作——写她的每日专栏、旅行以及开始回复总统去世后寄往白宫的成千上万封信件——她逐渐地对她丈夫的回忆感到心平气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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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来，她在很多问题上都与他争辩，以至于她看不到她的丈夫对国家所蕴含的全部意义，而她却给他施加压力，哪怕她的压力既多余又是不受欢迎的时候。但是现在，无论她走到哪里，人们——车站的搬运工、出租车司机、门卫、电梯工人、巴士上的乘客、地铁的乘客——都告诉她，他们觉得都像失去亲人一样难过，他们多么的爱他，他们多么怀念他。“我一天天地意识到，”她在专栏中写道，“我丈夫对华盛顿的年轻人、军队医院中的退伍老兵、男人和女人们都是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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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她的读者们说道：“发现有这么多的人会停下来与我说话，我的心里感到暖洋洋的，他们下巴士时，经常只轻声说一句：我们爱你的丈夫。”在纽约的地铁上，一个男士很明显地控制住了他的情绪，朝她走来说道：“‘他就像一个不时来与我们聊天的朋友。’这些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普通人都自然而然地表露出对我丈夫的真切情感，说的话是如此真诚以致我经常希望，要是我的丈夫能亲耳听到这些话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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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写信对姨妈莫德·格雷说道，当联合国大会于4月下旬在旧金山开幕时，这么多的人对他表达“奔涌而出的爱”，他们都意识到他们多么需要他，对这一切她震惊不已。“在旧金山的会议上大家都觉得失去了一位伟大的人物，”她继续说道，“我很难过他没能看到他长期以来进行得如此辉煌的事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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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对她的朋友们坦言道，直到他去世后她才意识到她是多么的需要他。“我发现我在精神上是如此的离不开富兰克林，”她写信对乔·拉什说道，“我觉得我失去了一个亲人。”她说没有别的人位于她生活的中心，要重新调整适应一个人的生活比她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她对正在进行心脏病康复治疗的伊莉诺·摩根索说道，直到现在她才开始意识到她是多么的需要“富兰克林伟大的智慧”，而结果却让她“有一种无所依托的感觉”。此外，她还说：“我想我们一直都认为他能够解决世界的问题，而现在我们必须自己去面对它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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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发自温泉镇的送葬火车到达华盛顿之前，埃莉诺就决定如果孩子们同意——他们最终同意了——她就把大房子交给政府，而让瓦尔基尔作为她永远的家。到秋天时，必须把家人需要的所有东西都从大房子中搬出去——这项工作需要好几个小时的整理和打包。在她忙碌的过程中，埃莉诺感到意想不到的宽慰，因为法拉回到了罗斯福的家人身边。葬礼结束后不久，吉米·罗斯福曾写信给玛格丽特·萨克雷，请求她把法拉送回来。“在与我的兄弟姐妹的交谈中，对法拉没有留在母亲的身边，我们都感到很失望。”吉米写信说道。法拉是“家庭的一员”，而且这会让母亲“很高兴，法拉又回来了”。萨克雷表示同意，这样法拉又回来住在瓦尔基尔。不久它就与埃莉诺形影不离。法拉陪她在林中散步，在起居室则坐在她椅子旁边，当她回来时在门口迎接她。“没有谁会像法拉一样见到我时高兴得大叫，”她去纽约的旅行结束后自豪地说道。然而，法拉仍然怀念总统。当艾森豪威尔将军来到海德公园在罗斯福墓前敬献花圈时，法拉听到了车队的警报器声，还以为是它的主人回来了。埃莉诺注意到，“它的腿伸直”，而且“耳朵也竖了起来”，它希望看到它的主人从车行道上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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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欧洲的战争逐渐接近尾声，埃莉诺又一次感到很难过，富兰克林没有活着看到他付出的艰苦努力取得了胜利的结果。1945年4月30日，当苏联红军进驻柏林时，阿道夫·希特勒仓促地与他的情妇爱娃·布劳恩举行了婚礼，然后在他的地堡与她一起自杀。一星期后，一个新组建的德国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埃莉诺听到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于5月8日通过收音机宣布德国投降的消息时，她几乎听到了她丈夫宣布消息的声音。“欧洲胜利日是一个很奇怪的日子，”她对莫德·格雷坦言道，“这是一个悲伤的日子，富兰克林不能宣布这个消息，我没有一点想庆祝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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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禁不住想起罗斯福长眠的那个位于海德公园的小花园，”哈里·霍普金斯在同一天对记者们说道，“世界上没有哪个人对胜利和自由做出了比他更大的贡献，我想全世界自由的人们将永远记住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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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胜利日的那天，当钟声响彻全英国，当所有的伦敦人都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又唱又跳地涌向街头时，丘吉尔也想起了他的这位朋友。“毫无疑问，这一天是丘吉尔的日子，”《纽约客》记者摩利·潘特道恩斯说道，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受到狂热的欢迎，这种热情比任何人记忆当中的事物都要“超出两倍”。但即使当丘吉尔庆祝他认为是英国悠久历史长河中最为伟大的日子的时候，他的思绪又回到了罗斯福身上，想到了在罗斯福杰出的领导下“美国人民英勇而又崇高的行为”。丘吉尔预测，这些非凡的行为，“将永远激荡着居住在世界各地的英国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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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星期后，工党在英国大选中获得胜利，丘吉尔被粗鲁无礼地扫地出门，在大选的晚上他上床休息时还以为自己赢了，结果在第二天清晨之前醒来时，“身上像被狠狠捅了一刀，痛极了”。他潜意识中知道自己被打败了，这个想法“一旦爆发出来就一直占据”他的头脑，他说道，直至那天晚些时候得到了证实。失败的消息让丘吉尔很难接受。“假装我没有受到沉重打击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对莫兰勋爵说道，“我宁愿自己在飞机上丧生或是像罗斯福那样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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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轮到埃莉诺回想起丘吉尔对她的丈夫、对英国人民以及对美国人民的重要意义了。“他在英国人民心中的位置一直是很稳固的，”她写道，“在英帝国——在美国也一样——任何人听到过他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后发表的勇敢讲话之后，都只会对丘吉尔这位伟大人物和战争领袖充满最深深的敬意、感激和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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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大选结束后一星期传来消息说已向广岛投了一颗原子弹。埃莉诺早在1943年7月就了解到这个秘密武器的情况，当时从事这项计划的一个年轻科学家来到她华盛顿广场的寓所看望她。这个名叫欧文·劳温的年轻人担心德国在探索原子弹武器方面已领先于美国。他请求埃莉诺要让总统知道有必要尽可能快地实施计划。在埃莉诺的敦促之下，总统同意见劳温，但是当这个年轻的科学家第二次违反安全规定又去见埃莉诺时，他被调离了曼哈顿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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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没有对投原子弹的决定提出疑问，并认为这将更快地结束战争，但是“当消息传来我们必须使用我们的第二颗原子弹时”，她“不禁感到有点伤感，”她写道。她本希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之后，随着苏联对日本宣战，并很快进入满洲，日本会决定无条件投降，这样就不会再牺牲生命了”。但直到8月15日，即6天后，日本才最后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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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终于结束了。据最精确的估计，死亡人数达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5000万。苏联牺牲了1300万士兵和700万平民。德国据估计有360万平民和100万士兵丧生，600万犹太人被屠杀。英国以及英联邦国家的死亡人数据估计为484482人。美国则是这些主要国家中伤亡人数最少的，有291557人战死疆场，另有113842人死于意外事故和疾病，而非敌人造成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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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8月15日战争结束的消息快速传播时，埃莉诺觉得自己“充满了非常奇怪的感觉”。尽管她很激动，因为“终于可以生活在一个和平已经到来的世界”，但是她一点也不想加入到街上幸福的人群中去，回忆起上一场战争结束时人民庆祝胜利时的样子，她觉得这一次“使整个世界多年来遭受的沉重苦难不会这么快就彻底根除”。而且，她对女儿承认道：“我怀念你爸爸的声音，怀念原本该由他来宣布消息时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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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争结束了，”战时工人玛丽·史密斯悲伤地说道，“我也失去了工作——除了因为我是一个女人，显然没有别的什么理由。”弗兰基·库柏回忆道，原子弹投下几天后，工头就把船厂的妇女全部召集起来，告诉她们第一艘部队运输船正从太平洋回国，然后他要求她们把焊工帽脱下来，把帽子放下，到码头去迎接士兵。“我们兴奋不已，我们都挥手致意”。库柏说道，但第二天，所有的妇女都被解雇了。“这很让人吃惊。”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凯泽日托中心站，学校老师玛丽·威勒特有着同样令她震惊的经历。尽管她的托儿所在高峰期曾照顾过2000名孩子，而且还因其出色的工作而受到全国的关注，但是它却永久性地关闭了，而且就在战争结束的两个星期前，所有的老师都被解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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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年秋天的专栏中，埃莉诺极力想阻止这股潮流，但是一切都是徒劳的。她认为，根据规定每个想工作的人都有权从事生产工作；她要求企业面对现实，许多妇女有义务参加工作养家糊口，而且“在这个方面她们应与男人一样得到一视同仁的对诗，这一点非常重要”。她攻击关闭托儿所的行为，认为这是对社会根本需要的一种目光短浅的反应。“很多人认为它们纯粹是战争时期的紧急措施，”她在9月份时写道，“我们中的一些人都曾提醒过也许它们是我们一直都离不开的需要，但是在过去我们却忽视了这种需要而没有去面对它。”她说，她收到许多妇女的来信，请求她出来帮忙让托儿所继续开放。在写信来的妇女中，有些人的丈夫已在战争中牺牲。其他一些妇女的丈夫则残废了或受了重伤。对这些妇女来说，工作是她们养家糊口的唯一途径。“我和我的两个孩子的生活，”多罗茜·蒂鲍尔特写道，“全靠我一天8小时的工作了。我的小女儿4岁，而儿子只有两岁半。他们在托儿所得到的照顾和训练，是能为他们提供的最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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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么多的问题——尽管存在失业，没有足够的托儿所，而且战后专注照顾家庭的美德已升华成为一种思想意识，800万妇女们仍不愿意离开她们的工作岗位。尽管在制造行业妇女的工作岗位在战后急剧下降，但是女性的就业率总的来说在1947年又开始稳步往上攀升，不久就超过了战时的高峰期。“如果我又重新变成了他娶我时那种类型的姑娘，我丈夫会很高兴的，”弗兰基·库柏回忆道，“但那只是一个喜欢在农场劳动、在厨房间操持家务重视家庭生活的人。我再也不是那种人了……两三年来我尝试去适应，但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我什么事情都做——搅拌黄油，到邻居家串门，还当上了家长教师联谊会的主席——所有的事情我都去做，但是我一点都不满意，我总是感到焦躁不安……我想重新回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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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妇女的期望在发生变化，离婚也在成倍增加。1946年，美国出现了世界上最高的离婚率，每100例婚姻中就有31例离婚。雪莉·哈基特在她丈夫不在时自己养活自己，而且开始习惯了独立的生活，但是她丈夫一回来，又希望她回到家庭主妇这个角色，当她的丈夫发现她在开支票付账单时，他问道：“为什么你想那样做？我已经回来了！”当他看见她自己换汽车轮胎时，他对她的态度就好像她认为她能干这样的事情简直是“疯了”。这样婚姻中就慢慢出现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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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为人妻的德莉·汉恩有着同样的经历。“我丈夫不喜欢我独立自主，”她回忆道。“他离开家时我是害羞的紫罗兰，而回来时我已变成了坚强的橡树。”她的婚姻只维持了几年。“我认为我争取解放的种子以及其他许多妇女争取解放的种子随着战争的开始就已种下了，”她说道，第一次感觉到汉恩这样的变化是在她被邀请去一个朋友家共进周日晚宴时，当时，她听到这家的母亲和奶奶在谈论哪把钻头可以钻入工厂的铁板。“我的上帝，这是美国中部的周日晚宴，听到的是谈论如何把工具磨快而不是讨论教堂礼拜——这真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记得我当时在想这些妇女将再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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