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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战争期间,埃莉诺不停地谈到她对下一代妇女们的希望,但是即使是她都没有能够预测到战时妇女工作者们的经历在各个方面都将影响到她们女儿们的生活和未来。“在战争期间工作过的母亲们……我认为假如她们待在家里的话,她们的思想就会更为保守,”弗兰基·库柏说道,“她们出去游历……见到各种不同的人,她们听到各种不同的观点,她们带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面貌回到家中,我认为这会感染给她们的孩子。你知道,到国外的男人们有他们战争的经历,而参加战时生产劳动的妇女们有她们自己的经历,他们的儿女则可以听到这些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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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6年《高级经院哲学家》对33000名女学生进行的民意调查中,88%的人除了操持家务外还想有自己的事业,而只有4%的人选择只操持家务。弗兰基·库柏注意到,战争已向成百万的妇女们证明她们可以做她们原以为她们不能做的事情,而且现在她们正告诉她们的女儿:“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你可以成为你希望的任何一个重要人物。而且你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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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历史学家威廉·切夫曾写道,战争使得原来即使你进行再多的鼓动也不能达到的东西变成了可能。“妇女生活的内容已发生了改变,一个发挥她们潜在活力的重要的新时代已展现在她们面前,工作已证明了她们可以获得解放,而且一旦形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就再也不会回到从前那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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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一开始,埃莉诺就坚持认为除非能重新恢复国内的民主,否则即使海外的战争赢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富兰克林一直让她放心,总动员的过程将是变化的催化剂,一旦休眠的民主能量得到释放,整个国家就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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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曾经无法与她的丈夫一样保持乐观精神,她一直很担心战争结束后美国将会是个什么样子,担心曾经推动新政的开明人道的价值观是否会被战争的需要葬送掉。但是在1945年秋天,当她再次开始到全国各地游历时,她意识到在战争期间比起新政期间全国人民在更加大踏步地朝着社会公平的方向前进。确实,罗斯福时代让人目睹了自美国内战以来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一场最为深远的社会变革——简直就是创造了一个现代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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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乡镇气的狭隘的美国——在这里人们固守自己的根,固守他们自己的种族和收入等级制度——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有1500多万的美国人离开他们的家乡到战时工厂和船厂工作,到一个与他们出生地完全不同的州或城镇生活,有1200多万人参军,突然被派往这个动荡的世界的各个地方。全部人口当中有超过20%的人加入到这次大迁移中,他们从农场迁到工厂,从南方迁到北方,从东部迁到正在迅速发展的西部边疆各州,而且没有返回去的。这种流动的习惯将被证明是解放和打破疆界的象征,现在它已变得根深蒂固了。美国已不可逆转地变成了一个城市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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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既是实现全民团结的催化剂又成了社区纽带的终结者,比起以往任何时候,公民们不再通过种族的联系寻求他们的同一性,而是把自己作为美国人去寻求同一性。报纸行业在这个合乎时宜的做法方面却落伍了好几个月。外语电台广播急剧减少,而且许多外语出版社破产。男男女女们都迫不及待想成为美国公民——将近200万外国人在战争前后的6年当中加入了美国籍。然而这种新的民族同一性也预示着将出现那些较小型的群体,在这些小型的群体中,美国人已在身体上和心理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要重新建立那种曾经稳固的街区和社区纽带将是很难的——也许根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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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变革触及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它创造了1700多万个新岗位,工业生产增长了100%,公司的利润翻了一番,国民生产总值从1000亿美元飚升到2150亿美元。这场战争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经济的模式,对全国各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期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1940年,1.32亿美国人中只有780万人赚到了够纳税的钱;到了1945年,在1.4亿人口中,这个数字已上升到近5000万人。战时经济使得成百万曾靠救济为主的美国人获得了自立,开始了新的生活。矿工20年来第一次享有稳定的就业,汽车工人收入增加了一倍而且技术有了提高。靠收益分成的黑人佃农离开了南方农村来到了北方城市,在那里,尽管种族关系非常紧张,生活也很艰难,但比起他们已放弃的那种生活来说,他们将过上更为富裕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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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只有少数而穷人却占大多数的社会已发生了变革。由于实行收入的重新分配,这是自国家建立以来最伟大的壮举——实际上也是最合适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国家诞生了。一半的美国人——那些曾处于工资额较低的那一端的人——收入增加了一倍,而那些处于工资额较高的20%那一端的人的收入只上升了50%。那些处于低收入一端的人所分享到的国家收入增加了16%,而那些处于高收入一端的人则损失了6%。结果,如社会历史学家乔弗雷·佩雷特所说:“那些曾保留了几十年的通向社会和经济平等的障碍不是大大减少了,就是完全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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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发展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当战争结束时,被禁锢的需要——与金钱相称的欲望——将大大刺激战后经济的繁荣增长。而且战时政策将保证企业有足够的资金满足这种需要。它们享有高额的利润和免税代码,这就使得企业能够冲转提前贬值造成的下年度应税损失从而冲销税款。这样,企业就拥有大量的资金储备,它们重新赢得了政府和选民们的尊敬。它们由于技术上的巨大进步而大大受益,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发现技术、研究与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这一点在半个世纪后仍然是现代经济的决定性特征,对重回经济大萧条时代的恐惧——这是继罗斯福之后的政治领袖们非常担心的——将永远被认为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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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经济不仅恢复了元气,而且发生了改变。那种旧的政府自由放任的做法——买方和卖方在不受约束的市场上进行交易——将一去不复返了。令人担心的社会秩序不会出现了。相反,一个新的经济秩序将形成,这被经济学家们称作“混合式的经济”。政府再也不会被认为仅仅是一个旁观者和临时裁判,只在出现危机时才出来干预。相反,政府将对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财富的公平分配承担责任。大政府——现代化的政府——已普遍被人们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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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新的责任就是在人民以及人民所选出的担任政府公职的人员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达到一种新的理解,签订一份修订过的社会契约,这份契约以赋予创新理解的民主范围为框架,但是在内容上有了重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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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战争或剧烈的国内动荡,社会变革就不可能,这也许是千真万确的,它们使大家目标一致,为变革提供了机会,而这样的情况在较稳定的时代是不会出现的。但是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其他国家的历史和美国自己的经历所表明的那样,战争和革命并不能保证积极的社会变革。它还取决于时机、国家和领导权的行使。在提供那种领导权的过程中,富兰克林·罗斯福作为20世纪杰出的公众人物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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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罗斯福为战时美国取得的成就做出了她自己的重要贡献。当她的丈夫全神贯注于赢取战争胜利时,在战时利润的分配方面,为了公正,她仍然坚持毫不让步的立场。尽管罗斯福1940年的全民动员计划不可避免地导致对那些反对新政的利益集团重新制定迁就通融的政策,但埃莉诺不仅竭尽全力去维护新政的根本目标,而且还进一步去推动社会的发展,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多人和她一起进行这样不懈的努力——其中有民权领袖、工人领导以及自由发言人。但是她的意见对最高决策班子的决定总是起到影响,而且通常都是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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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罗斯福强调民权,她坚持主张,美国人不能只在国外与种族主义进行斗争,而在国内却能容忍它,这在战争期间大后方的历史上仍是一个得到了证实的转折点。尽管她对种族问题很多方面的看法很幼稚,但是她知道隔离而平等的公共设施是远远不够的,种族隔离本身损害了黑人的生活,在这方面她远远超前于总统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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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顾白宫工作人员的忠告,坚持认为总统应与黑人领导会晤,讨论在部队可以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采取些什么措施,虽然进展很缓慢而且不完善,但是这些会晤加上埃莉诺坚持不懈的调解终于在陆军和海军为黑人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在1942年和1945年间,黑人兵力在规模上从5000人增加到92万人,而且黑人军官的数量从5人增加到71300多人。此外,尽管在1940年时几乎所有的黑人士兵都局限于在后勤部队服役,但到战争结束时,黑人几乎在陆军的每一个部门都担当了重要的工作,如炮兵、坦克兵、步兵、飞行员、伞兵、医生,等等。“黑人不再被认为是陆军的附属品,”琼·拜耳斯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黑人的研究报告中得出结论道,“他终于达到了一个士兵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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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海军方面的变化更为突出明显。尽管海军仍然没有成功做到“根据每一个黑人的最大能力”来使用他们,“因为有一半的黑人士兵仍然在从事乘务员的工作,但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1945年时的海军,”拜耳斯得出结论道,“几乎与1941年的海军不可同日而语。”在战争刚一开始时,海军认为在与白人平等的基础上让黑人加入到它的组织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只有黑人愿意当食堂勤务兵才可以征募他们到海军服役。到1945年,成百上千的黑人在各种各样的岗位上工作,当上了机械师和金属加工技工、无线电技师和电气工程师。在1941年,海军坚持对种族隔离实行死板的政策,到1945年,海军正式宣布给予黑人和白人士兵平等的待遇“既是可行的也是可取的”。总的来说,“海军中的黑人在1941年被认为是奴仆,到1945年,黑人被承认是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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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通过她自己对陆军部官员持续不断地施加压力,导致了两个行政命令的颁布,一是禁止在娱乐场所标有种族歧视的名称,二是规定政府拥有和经营的公共汽车不论种族每一位士兵都可以乘坐,在这个方面比起白宫其他任何人,埃莉诺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到战争结束时,只需迈出重要的一步,就可以确保黑人士兵的真正平等,这重要的一步在1948年实现了,杜鲁门总统颁布了9981号行政命令,结束了军队中的种族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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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她的四处游历以及与黑人领袖的密切关系,埃莉诺使富兰克林更加意识到一种新的好战精神正在黑人社区不断发展壮大,这是对在使用黑人士兵时一直实行的种族歧视所做出的反应。在围绕黑人威胁要在华盛顿举行示威游行的谈判中,她起到了推动作用,并促使建立FEPC,这是自美国内战以来总统第一次就民权做出的决定。她为黑人领袖和普通的黑人公民都提供了机会。美国航空公司总裁C.R.史密斯回忆道,有一天晚上当她走进白宫时,“这个地方到处都是黑人。”史密斯对埃莉诺说道:“今天晚上看上去像是我们在款待这个国家的大部分黑人。”她说道:“嗯,C.R,你必须记住总统也是他们的总统。”这样的时刻都是取得更大胜利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使得联邦政府与美国黑人更加息息相关,更加关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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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战争结束时,民权仍然是美国民主未竟的重大事业,埃莉诺可以感到非常满意的是她知道这场战争成了这场斗争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重要转折点上,接下来几十年中的抗议运动的种子已经埋下了。回顾20世纪40年代,历史学家卡瑞·麦克威廉斯说道:“在这个国家比起内战结束到1940年整个历史期间,在种族关系领域发生了更多的事情,引起了人们更大的兴趣,出现了更多的著书立说,提出了更多的建议,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这些年,历史学家理查德·达浮姆肯定道,已成了“黑人革命中被遗忘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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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在捍卫并支持妇女进入工厂劳动的运动方面也远远走在她所处时代的前面。通过演讲和专栏,她为驳斥在战争早期非常盛行的反对妇女离开家庭外出工作的消极见解,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砝码。在为日托中心争取政府资金、让当地市政府提供课外活动计划、外卖食品以及社区洗衣店等方面,她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埃莉诺·罗斯福,妇女虽然仍可以出去工作,但是她们的工作条件会非常不利于她们照顾家庭生活,而且由此而来的生产力将要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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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尽管国会和公众对工会和罢工感到日益失望和不满,罗斯福仍然对工人采取大体上给予支持的立场,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埃莉诺的影响。当国家转入战争状态时,工人不应该首当其冲做出牺牲,正是她这样不断的提醒驳斥了战争期间蜂拥到白宫的生意人发表的激烈言论。而且她坚持认为要为战后作好计划非常重要,这对罗斯福要求制定《美国现役军人权利法案》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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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自己当然也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她错误地指导了民防局的任命和行动,导致了国会的一片抗议,使得她的发言没有威力并迫使她辞职。她要求对日裔美国人采取宽容态度的呼吁声淹没在珍珠港事件以后引发的狂乱情绪的潮水中。她让更多的难民进入美国的努力也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她要求对小企业进行保护的呼吁被置之不理。她想利用紧急防御设施作为一种取代贫民窟的手段的希望也从来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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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同情心的观察家们把她看成是“慷慨大方的女士”、“爱管闲事的人”、“搬弄是非者”和“长舌妇”。有人说她不是一个有条理的思考者,她缺乏明确目标和确定重点的能力,她那些唠叨不休的专栏能够有资格登上报纸杂志,只是因为她的地位,她是自己的许多一时冲动的受害者,她为任何一个不幸的人都要出面干预,不管这些申诉是否有道理。“噢,我的上帝,又来了一封信,”当罗斯福夫人的又一封公函送到他们手中时,陆军部和国务院的官员们总是这样悲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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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罗斯福内部圈子里对埃莉诺最为狂热的崇拜者也承认,在一天工作结束时,她丈夫很累需要休息,她却总是把他逼得太急。“她经常在他解决完了一整天的重大问题后进来,坚持要他为纽约某个失业的演员找一份工作,”安娜的女儿,埃莉诺·西格瑞弗斯回忆道。而且如果他拒绝去做她要求的事情,她会一次又一次地回来直到他不得不吩咐他的助手把她打发走为止。如果他没有接见她认为应该接见的某个人,她会在不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就把这个人邀请来吃晚餐,并让他坐在总统旁边。“我想他应该让她带着他不想要的东西走开,”白宫副官乔纳森·丹尼尔斯说道,“如果他不会有那种内疚感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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