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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史家们都记载一种传统说法，即亚历山大事实上是被毒死的：亚里士多德准备了毒药，安提帕特之子卡山德把它带到巴比伦，国王的斟酒人、安提帕特的另一儿子伊奥拉奥斯（Iolaus）把它放进没有调过的葡萄酒中，然后让国王喝下去。89直到最近，这种传统说法一直被斥为荒谬的宣传。很明显，这种说法无法得到证实。同样明显的是，当克拉特洛斯、安提帕特和佩狄卡斯等几位元帅后来闹翻时，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诋毁对方：最近有人颇有说服力地提出，这种传统说法反映了佩狄卡斯抹黑安提帕特的企图。90但我们不能就此推论出谋杀一事并不存在：我们面对的是可能是一场有众多同谋者参与、执行得非常漂亮的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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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迪安正确地说道，下毒的控告“如果是真的，那一定会遭到否认或无视，如果是假的，那一定会被反复申说。”91但我们至少应承认此事有很强的可能性；尽管把责任全部归于安提帕特听起来有点像事后的宣传，但别的不说，单从谁受益的原则来看这事本身仍然是有可能的。毕竟安提帕特被解职而且被召到巴比伦。而亚里士多德的侄子已经被处决，他自己也可能有生命危险。两人都被他们眼中的国王的东方化的奢华震惊到了，更不用说他自命为神的举动了。对他们来说，亚历山大已经变成了一个专制的、不可捉摸的暴君；亚里士多德本人就写道（Pol. 1295a）：“没有一个自由人愿意忍受这样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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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的传记作家 R. D. 米尔恩斯（R. D. Milns）也指出，92亚历山大最后的症状，特别是疲乏和高烧，与马钱子碱慢性中毒很相符。马钱子碱很容易提取，而且可以保存在骡子蹄中或其他不那么奇异的容器中很长时间（某些古代史家说是前者）。亚里士多德的朋友特奥弗拉斯托斯描述过它的用法和剂量，93而且特别指出掩盖它的苦味的最好办法是把它掺在没有调过的葡萄酒中。有许多旁证（和一些直接的证言）暗示我们，无论亚历山大还是赫淮斯提翁都不是死于自然原因。如果是这样，那么真相可能是两人是被由高级将领组成的军人集团干掉的（参与者当中重要的有克拉特洛斯、佩狄卡斯和安提帕特），这是一次“成功的政变，做得干净利落”。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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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王不是被毒死的，那么很可能是死于急性胸膜炎，或者别的，比如更可能的疟疾（可能是在那次沼泽之行中感染的）。不管是哪一种，加上重度的酗酒和他在印度所受的重伤，最终使他那钢铁般的抵抗力降低到了他再也无望存活的程度。无论围绕他最后时日的真相如何，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但并未被广泛注意到），即那时候为亚历山大的过世而哀悼的男人很少，女人则更少。在希腊和在亚洲一样，终其一生及其死后的几个世纪，他一直被当作暴虐的侵略者、外来的独裁者，只会用暴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他人头上。当他死在巴比伦的消息传到雅典时，演说家德玛德斯鲜明体现了公众的反应。“亚历山大死了？”他大声喊道，“不可能。要是那样整个大地就会散发出他尸体的臭味。”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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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应是完全可以预料的。亚历山大一路劫掠、屠杀且征服了 25000 英里。他所获得的持久性价值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从政治方面来说，他在近东地区的开创性活动有一种非常奇异的昙花一现的特质。他前脚刚走，身后的叛乱就此起彼伏；他一死，正如他自己所预料的，其缔造的帝国立刻四分五裂，陷于无秩序的混乱状态，而之后的 40 年更是见证了几位尚存的元帅之间野蛮而血腥的争斗。在这些“葬礼竞技会”的早期阶段（公元前 310 年），卡山德杀死了罗克姗娜及其 13 岁的儿子亚历山大四世，国王的直系血脉就此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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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生前一直渴望神化，但很讽刺的是，他死后却被神话化了。他的遗体在尚完好时被托勒密顺利地劫持到亚历山大里亚，放在玻璃棺材里供人瞻仰，并成为当地防腐技术的明证；与此同时，他的传奇故事开始生根、繁荣。阿里斯托布罗斯（参见上文第 417 页）尚且可以就最近发生、人所共知的事情进行纯粹的虚构，并当着当事人的面公开朗诵，那么一旦人们不再担心亚历山大会把他们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扔进河里，也不再担心他会以类似的方式对待他们，有什么是传奇作家们不敢写的呢？96亚历山大一死，他的性格、声望和征战生涯就立即被无数的宣传人员、自立为王的君主、历史学家和许许多多别有用心的利益相关者拿去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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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化时代他并不受欢迎（不过在艺术领域他的肖像——特别是吕西波斯所画的——却开启了一次广泛流行的肖像画风潮，同时各国统治者很喜欢把他的头像印在钱币上，作为一种政治认同），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现存跟他相关的主要史料都是在他死亡近三百年后写就的。等到又有人开始征服世界时，亦即奥古斯都的时代，亚历山大和奥古斯都一起，已经逐渐变成一个巨人、一个半神、一个超乎凡人的传奇人物，在中世纪时他被刻画成带双角的伊斯坎德尔（这种类型源自表现他头戴宙斯·阿蒙神的公羊角的钱币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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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进程助力最多的是所谓的“亚历山大传奇”。或许在公元 2 世纪，又或许更早些时候——某些细节内容表明，传奇出现的时间就在国王死后不久97——有位托名卡利斯特涅斯的佚名作家，就亚历山大的征战生涯写了一部耸人听闻、半神话半现实的作品，此书一出，其他更加严肃的版本尽废。它迅速火遍了整个希腊罗马世界，甚至传到了东方。譬如在这部著作中，亚历山大据说是埃及法老涅克塔尼布变成巫师的模样与奥林匹娅斯交媾生下的。到了公元 5 世纪这个奇异的大杂烩的叙利亚和亚美尼亚版本开始流传。阿拉伯和波斯诗人也利用这部著作，结果是德干高原的塞坎得拉巴等城市还保留着亚历山大的名字，尽管他从来没有去那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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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事实让人不舒服，即亚历山大传奇偶尔也包含着明显真实但在别处看不到的材料，而反过来，所谓更可靠的来源却经常充斥着偏见、宣传话语、修辞诡辩或显而易见的歪曲和隐瞒证据。阿里安主要依据的是托勒密和阿里斯托布罗斯的著作，我们已经看到，对于他们也参与其中的事情这两个人都有很强的动机保存各有偏袒的版本。目前还没有人对普鲁塔克和狄奥多罗斯所依据的折衷版本做过令人满意的分析。98库尔提乌斯的著作尽管有许多烦人的修辞学式的夸张，但也包含了别处不可见的珍贵史料，不可一概将其斥为克雷塔科斯（Cleitarchus）或“漫步学派”所恶意捏造的东西，就像塔恩想要让我们相信的那样。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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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是，关于亚历山大从来就没有“好”或“坏”的史料传统，只有受到不同程度掺杂的testimonia（证引），永远都需要我们利用可能性这种外部标准进行甄别。无论是现存的完整记载还是其中所引用的早期的支离破碎的证据，这一点都同样适用，对于前者尤甚。在校勘学中，豪斯曼（A. E. Housman）曾批评这样的倾向，即“当前盛行的方式，依靠单一抄本的方式，寄希望于此，指望老天这个抄本不会造成什么危害”，而这种批评原则上也适用于亚历山大研究，在这个领域中人们直到最近都是以那样的方式来对待阿里安的著作的。博尔扎曾敏锐地注意到，100这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亚历山大的性格形成了刻板的印象，进而“以证据是否与他们的人物描述相一致为依据来选择接受或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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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循环论证也使得他们的判断严重受到当时风尚和偏见的左右，从结果上来看，亚历山大研究特别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解释者的情感与理智参杂在一起）。每个人都把他当作他们的私人真理、他们的梦想和抱负、恐惧和权力幻想的一种投射。每个国家、每个世代都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他。每个传记作家，包括我自己，都不可避免会把个人、自身的背景和信念融入到这个多变的形象中，其中的自我形象几乎和从史料中抽离出的历史真相一样多。亚历山大性格的力量和魅力是无可否认的，它们对现代学者的影响就如当年对马其顿老兵的影响一样强烈。国王的个性如此之强，如此迥然不群，任何的宣传手段无法掩盖，不论正面抑或负面：诋毁者有之，颂扬者有之，追星式神化者亦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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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仔细分析，有时确实可以从宣传和传奇中找出一些真相。⑭ 但真正的困难就在这里，因为每位学者不可避免会根据自身社会、伦理或政治的无意识的预设来选择和设立标准。就其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每个人所受的道德规训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要比大多数人——特别是历史学家——所意识到的更大得多。而时代的风尚起到的作用也很大。对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人来说，亚历山大就是当时盛行的世界征服者的原型；他们把他唤作“大帝”，这没有丝毫自卑之意，因为他们元首的成就大大超过了他，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延续性上。在稍后写作的尤维纳利斯的年代里，帝国夸耀已经成为了某种老生常谈的东西，他把亚历山大视作人类虚荣心最突出的例子。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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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欣赏尤维纳利斯对财富和野心的辛辣讽刺的人们对该主题又做了进一步的发展。“那个征服了一切的亚历山大在哪里？”利德盖特⑮ 这样问道；许多诗人也效仿这种修辞学式的质问。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亚历山大又反转成了一种奥古斯都式的形象。正如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的流行所表明的那样，伟大统帅的形象又一次占了上风。当时所盛行的风气可以用马洛⑯ 的令人神往的诗句加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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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国王并胜利地走进波斯波利斯，难道不是一种非常快意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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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法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早期而无人挑战。预示着亚历山大的名声将要发生变化的事件，无疑是紧随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希腊独立战争。有教养的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倾向迅速转而反对帝国主义；当时的风气是支持所有被压迫民族为自由而斗争，亚历山大的征战生涯自然与之格格不入，除非彻底地重新审视相关的史料（如果不说是进行诡辩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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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倾向在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的著名的——至今依旧非常可读——《希腊史》（History of Greece）中达到了理论上的顶点，此人是一位职业银行家和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当时这两个属性还没有后来那样显得那么不兼容。在格罗特的心中，公元前 4 世纪的英雄是德摩斯提尼，在他看来，德摩斯提尼在面对恬不知耻且处心积虑的帝国主义侵略时代表了真正的独立精神。他把腓力和亚历山大贬斥为只为追逐权力、财富和领土扩张的残酷无情的冒险者，激发他们的只是纯粹的征服欲。更早时候的历史学家当然也说到了这些，但是他们没有格罗特那样的道德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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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热忱的自由主义并非 19 世纪学术界的普遍特征。欧洲历史的发展路径各有不同，有的会更加独裁一些，因而亚历山大的声名也同样多种多样。亚历山大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是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所写的传记《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der Grosse，1833 年），此书至今仍有极大的影响力。人们常说，这是关于亚历山大的第一部现代史学著作，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德罗伊森无疑是第一个在审视史料时运用严格批判方法的学者，因而便有了这部奠基之作。不过，德罗伊森的立场很大程度上也支配着他对亚历山大的看法。102他绝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热情拥护在强大的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德国统一，并且在 1848 年之后曾短暂做过普鲁士议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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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亚历山大的这位传记作家坚定信赖君主制，热烈地投身于普鲁士民族主义；完全可以想见，他人生的一个方面会如何影响到另一面。对于希腊蕞尔小邦们的独立愿望（可与当时德意志诸侯相比拟），他不屑一顾。在他看来，马其顿的腓力才是希腊的真正领袖，此人注定要统一这一地区，并推动它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而亚历山大则通过在当时已知（和广大未知）世界传播希腊文化的福音，把这一进程又推进了一步。普鲁塔克早期关于亚历山大的文章也提过相同的观点，他把原始的野蛮人和幸运的少数种族做了对比，前者没能从国王的教化关怀中获益，后者则因与国王相遇而收获了希腊与东方的混合文化，德罗伊森有所误导地称之为希腊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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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当代有位学者所说，103“德罗伊森所提出的概念非常有力，它们实际影响了后来关于这一主题的整个学术史。”无论他们对其成就的本质有何看法，后来多数的传记作家都倾向于把亚历山大看作某种形式的伟大的世界推动者。令人惊奇的是，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 世纪后期毕竟是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那些在业余时间读吉卜林⑰ 的小说读得热泪盈眶的学者，不大可能会去反驳德罗伊森关于亚历山大的观点。但这也是英国绅士精神的全盛期，这个迷人的传奇人物的许多特质也开始成为他们形象中的一部分——例如亚历山大对性方面缺乏兴趣，对女人彬彬有礼的态度，他对更广泛更梦幻的帝国荣耀所抱有的理想和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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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趋势的顶峰当然就是威廉·塔恩爵士（Sir William Tarn）所写的传记，这部传记不仅著名，而且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它在《剑桥古代史》（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1926 年）中首次发表，1948 年再版时，叙述框架基本没变，但增加了一大卷对许多重要话题的深入研究。塔恩对亚历山大的基本描述与德罗伊森的相仿，但他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社会哲学，关于亚历山大信仰博爱的观念。他之所以持这种观点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塔恩他在开始这项工作时有一个道德困境要解决，在他开始写作时，帝国扩张主义在进步知识分子眼里已经成了不可容忍之物，除非其中有某种理想主义式或传教式的信条作支撑。因此，塔恩无法将亚历山大看作一个纯粹而简单的征服者，同时还毫无保留地赞同他。他必须为这位帝国的冒险者找到某种值得追求的隐秘目标，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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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巧的是，他的解决策略就在眼前。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是国联的辉煌时期，作为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有教养的自由主义者，塔恩——连同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 Zimmern）、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以及其他许多人——立即为国际理想主义浪潮所席卷。和德罗伊森的情况一样（不过结果有所不同），塔恩个人的政治信仰强烈影响了他后来对亚历山大的处理。国联当时正在宣扬博爱理念。塔恩在欧庇斯的宴会上费了不少心思，他把宴会与某种不怎么可靠的原始斯多亚主义相关联，又添加一点普鲁塔克早期的可疑的修辞话语（参见上文第 445 页），然后逐步发展出了国联版的亚历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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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可以批评塔恩犯有政治幼稚病，这自然是一部巨著中最显著且最为有害的缺陷，虽然这部巨著无论以什么样的标准进行评判都不失为重要的学术成果。但是在这种背景中有两个重要的点我们应当记住。第一点，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事实证明他的版本深受欢迎。不管是真是假，这就是大多数人乐意相信的，所以他们相信塔恩，尽管当时以及后来的许多头脑清醒的历史学家已经用很多论据将塔恩的中心论点批判得千疮百孔了。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塔恩是在一个世纪的和平和富足之末度过他的成长岁月的，那时候所享有的金融、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是自安东尼治下的罗马帝国时期以来世界少有的。那些生活在其中的人把这个时代看作植根于 18 世纪的理性进程的顶点，如今我们认识到这是一种独特的现象。不用说，这种意识深刻改变了我们对历史问题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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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恩和其他相似之人认为，情感和非理性之恶已经被永远地束缚和抑制住了。他们相信人类的理性是至高无上的，人性根本上是善的。过去 60 年的残酷事实已经教育我们，唉，人类的一生依旧和修昔底德或托马斯·霍布斯所见到的没什么两样：卑鄙、野蛮且短暂。维多利亚时代思考问题时的乐观理想主义特质与人类的总体历史并没有太大关联。等快到了生命的尽头时，塔恩隐隐约约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剑桥古代史》研究的最后一段，是为博爱这一永恒理念的不灭性而做的热情辩护。然而在 1948 年版中，他附加了这么一条脚注：“本段的最后部分是 1926 年写就的，我保留原样不作改动。自那时以来，我们见证了许多新异而丑恶的事物的诞生，我们仍在走向一个我们从未意识到的世界，而我不知道该怎样来重写本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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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听到了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心声，一个理想主义灵魂在衰朽无力时所发出的绝望的呼声。在这些繁杂的抽象概念背后，那些未曾倒下而只是睡着了的幽灵仍在悄悄地游荡着：譬如像毒气室和氢弹这样的可怕之物，充斥着双重思想和无情的权力政治的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中的世界，这些事物修昔底德和亚历山大以及奥古斯都都可以透彻地理解，而在 20 世纪初的西欧或美国却根本无法想象。塔恩在道德的心理学方面也持有极为天真的态度：在他眼里，谋杀是错的，乱交是错的，同性恋尤其是错的，没有理由的纯粹侵略行为是错的。亚历山大作为伟大的男人和伟大的英雄，必须尽可能地免于这些罪责。从这一公理出发很容易推论出，那些表现亚历山大良好道德形象的传统说法是可靠的，而不利的证据则肯定是虚假的宣传，可以很有把握地被摈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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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崛起，加上极权主义作为政治工具回归，致使塔恩的方法原则上几乎完全失败了，只有他在细节方面的成就（比如亚历山大在东方所建立的城镇）依然突出，因为在这些方面道德的考虑并不适用。对于一个生活于 20 世纪中间几十年的人来说，不可能不把其中的教训运用到亚历山大的生涯之中，毕竟他在许多方面与其他自命的世界征服者极为相似，他们都把宣传作为一种有意利用的工具，都相信真理是可以为了自身目的而加以操纵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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