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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尖锐地讽刺官方规定的精神导师朱熹。他说，朱熹把定自己的准绳，只要人们说他是个圣人，没一点儿破绽。要求别人的时候苛刻霸道，人人不中他的意，事事不称他的心，无过中求有过，谷子里挑米，米里面择虫，自然而然的人被他琐碎地规定训导得支离破碎，远不如自在而潇洒地做人作文的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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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的心性手眼，显然已无法与来自世俗的要求相一致。为了解救贫困，他又必须心存侥幸地参加政府三年一度的乡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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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是一如既往地认真的。开考前，不管天气如何，秀才们都必须整齐地排列在露天，解开衣衫，由一名军士从头巾到鞋袜摸索一遍。考试时，森严肃静，连去大小便也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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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在第五次乡试前的预考中列为第一，提学副使薛某判徐渭的考卷为“句句鬼语，李长吉之流也”。尽管如此，薛某仍然赏识他，将他增补为县学禀膳生，即每月可以支取一点儿政府补贴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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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在接下来的正式考试中，徐渭并没有收获，落魄而返。当有人告诉他他的头上已见白发时，32岁的徐渭，懊丧得不能自已，作《涉江赋》，替自己进行庄子式的无可奈何的宽解，却字字句句含着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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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徐渭已经把分别近20年的生母接来同住，表达他微弱的孝心。他还在杭州住过一段时间，读书自如，有人提供伙食并且与他甚为相得，要为他介绍一严姓女子作继室。徐渭因为疑心严氏有些呆傻而拒绝了。后来，严家遭“倭寇”洗劫，严翁被杀，女儿被掳而自尽。徐渭感于她自杀的勇气和贞烈而失悔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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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开始学画，这是一个他并不过分存心却行将光芒四射的世界。天赋的卓越与苦难的荡涤，培育出了他不同凡响的审美品格。此前，徐渭已涉足于戏剧领域，在这方面，他所留下的文字，贡献并不亚于戏剧大师汤显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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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色而激昂的杂剧《四声猿》是徐渭早年的手笔。其中包括《雌木兰》《女状元》《狂鼓史》和《玉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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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木兰》和《女状元》写的是女人的大丈夫作为。花木兰以女身寄于军旅立下赫赫战功，天然地富有戏剧性；男装的女状元才智过人，惹出联姻的纠葛，成为日后戏曲中常见的范型。《狂鼓史》讲三国时一副桀骜骨血的狂士祢衡裸身骂曹操，骂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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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禅师》的故事较为曲折：南宋年间，临安水月寺中的高僧玉通没有参拜新到任的府尹柳宣教，柳记恨，支使妓女红莲在一个风雨之夕扮作良家女子入住水月寺，玉通苦苦修行20年却终于禁不住红莲反复的挑逗而破了色戒。他知道红莲的用意后羞愤而死，怨魂投入柳妻腹中，生女名柳翠，沦落为娼，败坏柳家的门风。玉通的师兄月明和尚访柳翠于西湖，以哑谜说法，点破前生的业缘。柳翠感悟，修成正果，与月明同行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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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声猿》中的主人公毕竟都有了恰当而正常的结果，尽管其中有徐渭独特气质的含茹，此时的徐渭还不愿意过于反常地设想自己的未来，设想他所面对的人世间的乖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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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散：中国狂士传 抗倭的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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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不通俗世的前程，徐渭处于一种扭曲、阴郁、乖戾的激情状态。他越来越认同于李贺，从李贺的诗中他找到了可爱的神秘与病态。李贺是个十足悲剧的灵魂，受大自然永恒幻象的驱使，他在神秘的恍惚中做着离奇的梦，再把梦生发成不朽的杰作，成为诗坛上所谓“夜哭鬼语”。徐渭此时希望得到“寡妇夜哭、羁人寒起、鬼语秋坟”式的真正刺激，他觉得能像冷水浇背，让人凛然一惊，即是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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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徐渭顺着偏执的审美崇尚逐渐走向艺术的成熟时，生活开始展示对称于他内心激情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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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倭”的火光照亮了徐渭灵魂深处的晦暗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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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政府从它所能考虑到的安宁、均衡的需要出发，在整体的国家政策上采取封闭的自给自足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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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按照当时的社会情况，明代的生产无疑是先进和发达的，成熟的经济和技术大大高出日本、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印度洋上诸多岛夷之邦的水准，“输中华之产，驶异域之邦，利可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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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是一种富足而导致了保守，官方在东南沿海厉行海禁，最多只有一些礼节性的慰勉有加、张皇教化的访问与对方俯首称臣的朝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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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地下的走私仍然无时或辍。利之所在，人皆趋焉。既然中华的物产不准输入异邦，内外走私的主要攻击目标就是富庶的物质产地——中国。走私如果不能便利地逃避明政府的稽查和堵塞，就只能以武力的形式进行掠夺。东南沿海资商为生的“游闲之辈”逐渐聚众为伍，连带勾结日本等地的职业武士，据岛劫掠，便酿成了所谓的“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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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这些被称为“倭寇”的海盗以中国人王直为首，首次骚扰绍兴一带，虏获细软财物无数。胆子越来越大，其势日炙，至于十数人为伍的小股力量，可以出浙江、入安徽、返江苏，招摇上千里，途径杭州和当时的陪都南京。坐地为王者，可以在沿海一带搜集蚕茧，勒令妇女缫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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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政府在东南沿海的军事部署低效短能。军户世袭，卫所的兵源编制严重不足，承平日久，将士中不乏花丛酒阵间的英雄和拖着鼻涕的孩子，组织松散、战术陈旧，缺少抵御能力，致使“倭寇”成为一种持久的祸患。可歌可泣的作战，反而出现于仓促聚合的民兵以及各地生员自发组织的保卫家乡的战斗情景中，徐渭曾身经数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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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爱激动的个性与军事的攻守，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契合。他的出身也使他对于作战并不陌生，况且，他“生平颇阅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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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迹象表明，徐渭比直接主持军务的大小官吏们更主动勇敢和聪明地参加了柯亭之战、龛龙之战等等。为了制定真正有效的作战方略，他甚至舍生忘死，观察地形，了解敌方的装备、目标和战术。但是，他发现真正可怕的不是“倭寇”的机警、剽悍与随机，而是“肉食者”的平庸和怯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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