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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此路数，李贽还逐渐找到了郁积心中已久的疑问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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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礼部担任了五年司务，一心投入的不是为官的机巧，而意在捕捉覆盖整个人生与世界的“道”。他那不免刻板的人生态度与倔强、缺少柔性的气质，使得他与上下之间继续发生顶撞，产生矛盾，但因为他那简静、迂直的为人，却也没有遭到无端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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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散：中国狂士传 一方水土上的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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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1年，李贽调到南京任刑部员外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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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都南京的所谓“六部”其实是虚设的清议机构，员外郎属中层的闲散官员。李贽依然看得到人事上的倾轧。他原本对满腹道德、满嘴仁义而急于功利的君子大人们不以为然，南京的尚书、大理却不仅禀有“急功利”“不清白”种种人性的弱点，还于“道学有名”，这一层思想上的隔膜，使李贽“触之又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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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李贽欣慰的是，他在京师入了“心学”之门，至南京逐渐成为一方水土上的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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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思索而日出已见的时候，与焦竑、耿定理等的相识是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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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师时，李贽就已经结识焦竑，至白下（南京）则朝夕促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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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竑在性情与思想上并不等同于李贽，但是，在对宋儒把孔孟之道作了过于迂阔拘束的解释这一点上却不乏共识。焦竑认为，佛老之学并非“邪说”，是“孔孟之义疏”，而且，阐释的正是孔孟之道的精微要紧处。因此，他笃信“吾学佛，然后知儒”的观点，而视“汉宋诸儒之所疏”为“锢我聪明”。要想有所收获，“当尽扫古人之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出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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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焦竑着眼于当时社会的现实情况，认为属于国计民生的“功利”并不违背“仁义”的准绳，《易经》上就有“理财正气，禁民为非，曰义”的大道理，岂能把功利、仁义视为二途，而以弃财为义？这也正是李贽所首先肯定的实用的功利主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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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焦竑没有李贽那种似乎天生就要成为“罪人”的叛逆气质、与吃准了便不回头的果敢，但是，他却能够非常同情宽容地对待李贽天才式的“胡说八道”和“胡作非为”，并且经常给他以经济上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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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与耿定理的结识，更富有同气相求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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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寓居南京时，不仅听别人说是非，而且自己经常聚友讲学，侈谈竟日。在这样的场合，耿定理总是默默无言，偶尔置问。有一次，耿定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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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贵自信，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又怕自是，故又曰‘自以为是，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试看自信与自是有何分别？”意思是说，怎样才能做到既自信又不自以为是呢？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却涉及“学问之道”的根本，涉及怎样看待古圣先贤及时人的是非判断。李贽马上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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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为是，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不自以为是，亦不可与入尧、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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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定理大笑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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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说，从此以后，他对耿定理思念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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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定理是一个耽于“道妙”而一直没有为官做宦的纯粹的思想者。理智上的困惑，使他终生痴迷于精神上的穷究，寻求人生的智慧与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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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哥哥耿定向也是知名学者，兄弟之间常常为一件事、一句话的理解不同而争论不休。耿定向曾以为《四书》中最切要的一句话是“圣人人伦之至”，而耿定理却认为“未发谓之中”更是洞彻生命的关键体验。耿定向虽然也承认，重要的是必须“默识”“自心自性的真”，却被一种自以为是的责任感所驱使，要求最终取得“人人同归于善”免于“堕欲境而灭天理”的正果，有点近于道学家的堂皇和森严。这与他所处的社会地位是相吻合的。而耿定理更强调一人一己对于本真性命的了悟，他常常独自一人徘徊在穷山深谷中，希望“豁然贯通”于人生的大道。他以为，“仁”即是“无我”，成为圣人，也就是将自我之有化而为无，进入寂灭的状态，以致“无声无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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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高悬于空中的理想主义，只能藏于内心而不能付诸社会现实，甚至只能默然于心而不能付诸逻辑的言辞。因此，耿定理常常用禅宗式的机锋，避开辩论中的正面冲突，而以表面上毫不相关的语言，来表达深沉的见解。这也使得他的性格不致有他的兄长或者李贽那样的执拗，而显得宽厚柔和。有人认为耿定向重“名教”，李贽重“真机”，耿定理脱口说“拆篱放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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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李贽的相知是一种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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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载南京，李贽由员外郎迁为郎中。期间，与“心学”大师王畿、罗汝芳有过一二次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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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畿深信王阳明的良知学说，并以为良知就是“佛性”，是“无善无恶”的“心之主体”；罗汝芳认为可以用赤子之心、不学不虑的方法致“良知”，顿悟就是一种理想的获得状态。这已经接近于禅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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