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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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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秉三来书，言湘中官绅决计聘请卓如、一琴两君为时务学堂总教习，黄公度尤极力赞成。诸绅皆谓卓如虽在湘，仍可寄文稿至贵馆，而特虑公不肯兼放两位俱去，因公恳嗣同亲到上海哀籲，我公如更不肯，将不惜与公迕而豪夺以去。嗣同窃计，遽用霸道，似乎使公太难堪，今为公计，不如自劝两公往湘，则尚不失自主之权，而湘人亦铭感公之大德矣。嗣同为乡人所迫，万分无可如何，兹先与公婉商，不遽作赴沪之举，所以为公地，使此事若出于公自己情愿者，可作一完全之人情也。公即不令卓如往湘，渠亦必往西湖，宁能终绊之耶？一琴兄在馆，公度久即不以为然，谓屈抑其长才，仅得为翻译也。公即令不令一琴往湘，公度及与公度知好者，亦必别为谋置一地，又宁能终绊之耶？反复思之，终乞公勿强留之为愈也。”（《谭嗣同全集》第三六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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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先生离开上海到了湖南时务学堂。其离沪抵湘的具体日期，先生在离沪前致书陈三立、熊希龄说：“顷定以初七日偕行，约十五日前后必抵湘也。”而谭嗣同十月十九日致汪康年书中有“沅帆地图股份，嗣同曾在沅帆手买得全份……是否可先交梁卓兄将图带下”语，似先生之赴湘延期了；但据皮锡瑞日记记载，先生于十月二十二日前已抵湘。故很可能是按预定日期离沪抵湘的。兹将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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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梁启超已到，其报中有一段文字，诋中国人太过，香帅属毁之。予谓梁君习《公羊春秋》，于为尊者讳之义，尚未熟耳。’（《湖南历史资料》一九五八年第四期第七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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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将先生致陈三立、熊希龄书全录如下，可知先生到湘之前对于时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方法等问题，已有了一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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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严[27]、秉三两兄：伻来得书，殷勤恳挚，语重至不克荷。本已定月之三日启行，惟穰兄勉留一琴数日，顷定初七日偕行，约十五前后必抵湘也。分教习必由自行聘定，乃易臂使。超所见广雅书院、西湖书院，其分教与总教皆不相能，可为殷鉴。故超初时欲在湘请分教，以便讲授，顷深思之，似为（疑脱“未”字）可。已拟偕分教韩君孔广名文举、叶君湘南名觉同来矣。超之意，欲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学堂之法教之；专学中学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用书院之法行之。既拟举此一二年之日力心力专用于此间，则欲多成就些人材出来。教四五十人与教一二百人，其所用日力心力，相去不甚远，故欲以多为贵也。粗拟章程功课，到湘后当以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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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救中国，下手工夫在通湘、粤为一气；欲通湘、粤为一气，在以湘之才，用粤之财，铁路其第一义也。少穆有闳论，想已闻之。复生将归湘，缘为盛杏荪聘请办矿，可为一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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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忽奉布，相见不远，不缕不缕，敬叩道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五九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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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在《上陈右铭中丞书》中讲到先生到时务学堂前后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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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去年初立学堂，延聘梁卓如为教习，发端于公度观察，江建霞、邹沅帆及龄与伯严皆赞成之，继则张雨珊、王益吾[28]师亦称美焉。卓如初至之时，宾客盈门，款待优渥，学堂公宴。王益吾师、张雨珊并谓须特加热闹，议于曾忠襄祠张宴唱戏，晋请各绅以陪之，其礼貌可谓周矣。……至延聘分教习一节，卓如初受湘聘之时，即有函与伯严及龄相约，中文分教习应由中文总教习访聘，西文分教习应由西文总教习访聘，庶可联络一气，较易商量，以免门户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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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规课程应读何书，应习何学，卓如初到湘时，即定有条目，送交各官、各绅，互相传观，群以为可行。卓如乃照此教法，非龄一人所许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五八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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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生没有去湖南以前，就和同志把教育方针定好，据说那时候南海也在场，所以先生讲学的时候那样激烈并不是出之偶然。现在我们把狄楚青先生葆贤所记的一段话抄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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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于丁酉冬月将往湖南任时务学堂时，与同人等商进行之宗旨：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当时任公极力主张第二第四两种宗旨。其时南海闻任公之将往湘也，亦来沪商教育之方针。南海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词。所以同行之教员如韩树园、叶湘南、欧矩甲皆一律本此宗旨，其改定之课本，遂不无急进之语。于时王先谦、叶德辉辈，乃以课本为叛逆之据，谓时务学堂为革命造反之巢窟，力请于南皮。赖陈右铭中丞早已风闻，派人午夜告任公，嘱速将课本改换。不然不待戊戌政变，诸人已遭祸矣。然湘中诸学子经此启发，风气为之一变。”（狄记《任公先生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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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其原有之课本收回计一箱，余带往日本，存横滨大同学校，交麦幼博[29]，后乃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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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生那时候讲学生活之忙，且甚于《时务报》时期。他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给汪穰卿先生的信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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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文寄上两首，乞察登。此间之忙，更甚于上海，真无可如何也。湘粤铁路公司可望有成，若能成则东南生气尚有一线。惟胶州之事，恐遂成瓜分，奈之何！蒙学、国闻两报如已出，幸各寄一份来，译局出书如有须登告白之处，乞照登为盼。”（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致穰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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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之忙过于上海矣。沅帆回乡尚未来，绂丞亦然，怅极。敬贻想早已到馆（日本之行如何？）上海一切情形，乞常详示。德人胶州湾之举如何？不至有大不堪否？乞见告。”（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穰兄书》，《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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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给何擎一的一封信里讲到那时的饮食起居情形和明春入京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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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湘大佳，食用等可无须另筹，兄处有数人同居，饮食居处悉方便，不必客气也。若能以十月往最善，因明春兄尚须北行，此两三月讲肄最勤，可得大益也。”（《与何擎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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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那时候先生的学术立场，从《时务学堂学约》、《读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三篇文章可以看出来。关于他的言论方面，如提倡民权、平等、大同之说，发挥保国、保种、保教之义，有《时务学堂遗编》里所收批答学生札记可以参考。不过遗编所存已经没有当日言论最激烈的部分了。现在我们只把《翼教丛编》里所存的几条录在下面，以见当日言论激烈情形之一斑。以下韩树园先生文举的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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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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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无敌，美国有焉，欧洲不及焉，今欧洲各国之人每年隶美籍者不知凡几，如战争之事与诸国持和局者多由美国，溯美国由乾隆四十一年始联合十三州，至今日所属联邦部已四十余，近又合并檀香山，将来大一统者必由美国以成之也。”（《翼教丛编》卷五页七引《时务学堂课艺》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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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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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为臣者不明以臣佐君之义，皆是为民作用，而遂甘为奴隶妇孺，至于国破时仅以一死塞责，后世遂目为忠臣，二千年之锢蔽牢不可破。”（《翼教丛编》卷五页七引《时务学堂课艺》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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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时务学堂遗编》答问页十一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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