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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织局、书院两义立富教之本，可谓知务。既以集股不易，织造恐致无成，甚矣任事之难也。今欲纠大众立公司以兴地利，无论何事，想皆不易。就权宜之计，莫如兴小农，劝小工，如萝葡之糖、葡萄之酒、畜牛制乳、牧羊织毯之类，费本不巨，尽人可行，及其既盛，获利亦可无量。又日本每岁手造器物，销至美国者，值八千万，美人畏之。然则机器固为富国第一义，然必谓舍机器之外，而即无术以致富，亦未必然矣。彼至纤极琐如草帽边者，犹且为出口货物一大宗，他可知矣。……故小农小工最可用也。先生若有意于是，则此间续译此类之书，当以次寄上，以备采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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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所最切要而最易行者，自当以兴学为主义……启超谓今日欲兴学校，当以仿西人政治学院之意为最善。其为学也，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焉而成者，则于治天下之道，及古人治天下之法，与夫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靡不融贯于胸中……日本变法之始，即开此院，以故数年之间，人才大成，各用所长，分任庶政，是以强也。”（《合集·文集》之三第十一——十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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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刘光■致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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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蛰伏里门，闻见浅陋。去岁辽海之祸，觉中国之势不可终日，反复思维，不得其故。后由李工部孟符寄归《京师强学会序》及《上海强会序》，再三环诵，‘不群不学’一语，洞见中国受病之源，始知世间尚有康先生。其人识周六合，而足以开万古洪濛，佩服不可言喻。虽‘群学’二字取忌当时，然欲稍振中国之气，举中外而安之，以成三代上之大同，必人人奉吾孔子之教而各修其实，则炮火无威，工产效灵矣。中国名为诵法孔子，久已举其实而亡之，始于秦之愚黔首，终以历朝之恶朋党，驯成散涣锢蔽不可救药之天下。吾辈无尺寸之柄，亦惟自群自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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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命杨孝廉蕙、陈孝廉涛、孙茂才澄海游沪郢择购机器。杨孝廉等虽非奇特之士，然皆有志者，愿足下进而教之，毋吝裁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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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得阁下主笔，必有以大振吾人之聋瞆。陕省僻远，祈每月妥寄一份，前曾托李孟符，想与阁下已有成约。其费及如何寄法，均祈裁酌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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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先生近日行止，祈便示知，并代候起居。《时务斋随录》一册，附呈清览。”（刘光《烟云草堂文集》卷五页二十一《与梁卓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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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1705713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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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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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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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大病几死，出就医上海，既痊，乃入京师。南海先生方开保国会，余多所赞画奔走。四月以徐侍郎致靖[32]之荐，总理衙门再荐，被召见，命办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时朝廷锐意变法，百度更新，南海先生深受主知，言听谏行。复生、暾谷、叔峤、斐村以京卿参预新政，余亦从诸君子之后，黾勉尽瘁。八月政变，六君子为国流血。南海以英人仗义出险，余遂乘日本大岛兵舰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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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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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春初在湘得病，未几即返沪就医，二三月间始入京师。《曼殊室戊辰笔记》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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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岁，戊戌春正月，大病几死。二月入京。八月政变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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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这次入京，有康幼博先生随行，可见当时先生的病尚未大痊。康幼博给何易一的一封信里提到这件事，现在把它录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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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此次三月来京，其始专为卓如病，以伯兄爱之，故弟护视其病，万里北来，亦以卓如固请不能却之。”（康幼博茂才遗文《致易一书》、《戊戌六君子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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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由湘返沪的时候，在轮舟中曾与同志慷慨论救国事，狄楚青先生记述这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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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戊戌夏月，任公以病回上海，在招商局轮舟中（轮名立邨），一日在饭后与同人约曰：‘吾国人不能舍身救国者，非以家累即以身累，我辈从此相约，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目的以救国为第一义，同此意者皆为同志。吾辈不论成败是非，尽力做将去，万一失败，同志杀尽，只留自己一身，此志仍不可灰败，仍须尽力进行。然此时方为吾辈最艰苦之时，今日不能不先为筹划及之，人人当预备有此一日，万一到此时，不仍以为苦方是。”（狄记《任公先生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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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俄索旅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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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俄索旅顺、大连湾事件起，先生和麦孺博先生孟华颇助南海奔走其事，当时先生且与麦孺博氏联合各省公车递一呈稿于都察院，请拒俄变法。三月十三日天津《国闻报》有一段记事，现在把它抄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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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麦孺博、新会梁任父两孝廉，夙具爱国之忱，天下争传其学问，文章犹其末也。此次入都，适值俄人要约旅、大之时，两君遂约同两广、云、贵、山、陕、浙、江众公车，于三月初六日上书都察院，力陈旅、大之不可割。不意是日堂官无一到者，孝廉等又以入闱在迩，不能再诣察院，若出闱，则事已大定矣。盖其书始终不克上达云。”（三月十三日《国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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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节录上都察院呈稿，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有坚决拒俄的要求，但对英、日却存有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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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呈举人麦孟华等，为俄欲无厌，掣动全局，乞力拒俄请众公保以保存大局，呈请代奏事。窃俄人胁割我旅顺、大连湾，薄海人民咸为痛愤，举人等来自田间，侧闻朝议曲从其请，咸虑旅大既割，诸国接踵，立即危亡，不胜忧愤惶惶，不揣疏贱，敢冒斧钺，以自贡其毣毣之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