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715170
1705715171
二、翁常熟之荐康 使戊戌变法运动开展那样迅速的一个动力，当然是康、梁两先生宣传和运动的努力，但他们毕竟是人微言轻，故其活动范围只限于普通士夫和下层官吏。使他们的救国主张能上达到朝廷，尤其光绪皇帝面前的，乃是翁同龢的荐举。
1705715172
1705715173
关于翁和康的关系问题，众说纷纭。《翁文恭公日记》对康的批评很坏，尤其不承认荐康的事。《南海先生自编年谱》对翁则称扬备至，对于荐他的事则言之凿凿。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不便仔细考证，不过就一般的道理来研究，康之所以在没有被召见以前，就受知于光绪帝，一定是经过大僚的奏荐。因为在四月以前，康的七次上书里，只有乙未闰四月第三上书和本年正月第六上书上达于朝。同时书面奏荐过他的也只有上年冬给事中高燮曾的奏折，若仅为他两次上书和高燮曾一次的奏荐，光绪皇帝似乎不至于便那样看重他，以至于正月初三命总署王大臣传见他，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至于当时康所结识的大僚中只有翁常熟和南海张樵野荫桓。据《南海先生自编年谱》所记，康与张的关系和来往还不及康与翁的十分之一。所以康之受知于光绪帝，决不是张的力量。进一步说，翁本人是赞成变法维新的。四月二十三日定国是之诏，就是他拟定的。同时，他在日记里否认和康有来往的话，正可反证他和康确有往来，否则光绪帝似乎不至于因为强迫他向康索书而大怒。况且康南海的自编年谱似乎决不至无中生有地硬说和翁来往那样多。据我们研究的结果，翁是荐过康的，不过荐的情形或者不至有“胜臣百倍”那样过火的话罢了。他荐康的时候大概是丁酉冬到戊戌春间。至于他对变法的态度，大概是比较的慎重，尤其是在恭亲王逝后，旧党气焰特别嚣张的时候。康南海的自编年谱里曾经很明白地说，四月初恭亲王薨后，他便上书常熟，劝他乘时亟图变法，但常熟因为正在谤声鼎沸的时候，自愿离开京师。这可见翁氏对于变法的态度了。不过翁称扬奏荐康氏于前的事，是使这次变法运动在朝廷中开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1705715174
1705715175
以上是编者当年的看法。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光明日报》史学载有翁同龢于戊戌政变后不久致友人一书，足证翁氏与戊戌变法的关系，兹录于下：
1705715176
1705715177
“今日太后临朝，问康、梁事甚急，略有怒容。弟之举康、梁也，衷心无一毫不能告人处，足下所知而世人所共见也。康、梁有经世之才，救国之方，此弟之所以冒万死而不辞，必欲其才能得所用而后已也。今遭时忌，必欲抑之，使不能行其素，究何为哉？是何心耶？太后且有不得康、梁，翁某亦有罪咎之语。呜呼！翁某岂畏罪之人哉？徒以有梗在喉，不吐不快耳！足下知我最深，将何以教之耶？方寸已乱，书不成句，惟知我者谅之耳。敬颂尊安，弟同龢上言。
1705715178
1705715179
阅后乞付丙丁。”
1705715180
1705715181
三、清德宗变法的决心 从很多的材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光绪皇帝因鉴于甲午以来外患压迫的严重，和国人变法维新情绪的热烈，决心变法。乃于四月二十三日颁发“定国是”的上谕，现在全篇抄录于下，借见当时光绪帝对变法的态度：
1705715182
1705715183
“钦奉上谕：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1705715184
1705715185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1705715186
1705715187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其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循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钦此。”（《光绪政要》卷三十四页十二）
1705715188
1705715189
二十三日，定国是之诏既下，二十五日，就有侍读学士徐子静致靖奏荐南海、张菊生元济[33]、黄公度、谭复生和先生的事。现在把徐的原折节录于下：
1705715190
1705715191
“窃臣伏读本月二十三日上谕，以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外察时局，内审国势，斥守旧迂谬之见，求通经济变之才，此诚穷变通久之大经，转弱为强之左券。然臣愚以为皇上维新之宗旨既定矣，而所以推行新法乃皆委诸守旧之人。夫非变法则不能自强，而非得其人亦不能变法。昔日本维新之始，特拔下僚及草茅之士，如木户孝允（原初稿误作水户孝允——编者）、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二十人，入直宪法局，以备顾问，不次擢用，各尽其才。新法皆数人所定，用能新政具兴，臻于强盛。……故臣以为不欲变法则已，苟欲变法，必广求湛深实学博通时务之人而用之，而后旧习可得而革，新模可得而成也。
1705715192
1705715193
臣窃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忠肝热血，硕学通才，明历代因革之得失，知万国强弱之本原，当二十年前，即倡论变法。……
1705715194
1705715195
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历任出使日英美各国参赞官，……
1705715196
1705715197
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天才卓荦，学识绝伦……
1705715198
1705715199
刑部主事张元济，现充总理衙门章京，熟于治法……
1705715200
1705715201
广东举人梁启超，英才亮拔，志虑精纯，学贯天人，识周中外，其所著《变法通议》及《时务报》诸论说，风行海内外，如日本、南洋岛及泰西诸国，并皆推服……
1705715202
1705715203
今日者，事变纷乘，需才正亟，皇上既知法之不能不变矣，特恐盈廷之臣，虽奉明诏，仍不知下手之次第，施行之缓急，或且草率从事，覆■见讥，坐失良机，终无实效，徒为守旧之所借口；虽有良法，谁与任之，臣是以虑不得其人，亦不能变法也。臣学识浅薄，不足以仰赞睿虑，裨助新法。顾伏念荷蒙圣恩，擢置侍从，深维举尔所知之义，敬效以人事君之诚，所举五人，臣实知之甚深，是用不揣冒昧，胪列渎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三三六页〕
1705715204
1705715205
徐折入同日即奉有上谕说：
1705715206
1705715207
“四月二十五日奉上谕：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奏保通达时务人才一折。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均著于本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著该督抚送部引见。广东举人梁启超，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看具奏，钦此。”〔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二十页〕
1705715208
1705715209
定国是诏甫下，拉那氏立即团聚顽固派布置政变。二十七日就强迫光绪帝连发了三个上谕。一个是命翁常熟开缺回籍；一个是调直隶总督王文韶入值枢廷，遗缺以荣禄署理；一个是令在廷臣工以后遇有太后赏项及补授文武一品或满、汉侍郎均须恭诣太后前谢恩。先生后来在《新政诏书恭跋》指出：“二十七日翁同龢见逐，荣禄督师，西后见大臣，篡废之谋已伏。”现我们从先生四月到五月间给夏穗卿的几封信里择录三段于下：
1705715210
1705715211
四月二十九日书：
1705715212
1705715213
“日来在此用大力鼓铸全局，而其事变每出人意外，数日之内，世界屡变，或喜或愕，如读相宗书也。南海召见，面询极殷拳，而西王母主持于上，它事不能有望也。总署行走，可笑之至，决意即行矣。”（四月廿九日《与穗卿仁者书》）
1705715214
1705715215
五月七日书：
1705715216
1705715217
“二十八日康先生召见。闻今上圣明，诸大臣皆无及者，实出意外。惜覃溪[34]以阻天津之幸，至见摈逐，未能大启天下之蒙耳。康先生从容度无所补救，亦将南下。”（五月七日《与穗卿贤兄书》）
1705715218
1705715219
五月十七日书：
[
上一页 ]
[ :1.7057151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