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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指杨深秀、徐致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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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指宋伯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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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康有为说：“死生命也，昔吾在粤城归德门之华德里飞砖堕地掠面下，若移寸许，死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四一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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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事指革礼部六堂官职，时间应是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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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黄彰健《康有为衣带诏辨伪》认为，是诏系政变后康有为据光绪赐杨锐真密诏点定改作，并说8月2日林旭传出的光绪赐康密诏，亦系康据八月初二林旭传出的真密诏改作。详见黄著《戊戌变法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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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翼教丛编》系苏舆所辑，非叶德辉著，梁文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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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即伊藤博文，曾任首相，时来华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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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即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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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即郑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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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即大隈重信，曾任首相、外相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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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第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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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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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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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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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己亥七月，复与滨人共设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以为内地留学生预备科之用。……其年美洲商界同志，始有中国维新会之设，由南海先生所鼓舞也。冬间美洲人招往游，应之。以十一月首途，道出夏威夷岛，其地华商二万余人，相絷留，因暂住焉。创夏威夷维新会。适以治疫故，航路不通，遂居夏威夷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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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读书箱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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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日，先生与南海、王小航照、罗孝高普在东京明夷阁望阙行礼。二月，南海离日本游美洲。南海行后，先生偕罗孝高往箱根，习静读书，当时与罗共编有《和文汉读法》一书。罗孝高《任公轶事》里记述这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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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春，康南海先生赴加拿大后，任公约罗孝高普同往箱根读书，寓塔之泽环翠楼，以去冬曾侍南海先生同游处于此。……时任公欲读日本书，而患不谙假名，以孝高本深通中国文法者，而今又已能日文，当可融会两者求得捷径，因相研索，订有若干通例，使初习日文径以中国文法颠倒读之，十可通其八九，因著有《和文汉读法》行世。虽未美备，然学者得此，亦可粗读日本书，其收效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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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先生有《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里面提到编著《和文汉读法》和几个月来读日本书籍获益很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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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时客[1]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吾中国之治西学者固微矣。其译出各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资生等本原之学，几无一书焉。夫兵学艺学等专门之学，非舍弃百学而习之，不能名家，即学成矣，而于国民之全部，无甚大益，故习之者希，而风气难开焉。使多有政治学等类之书，尽人而能读之，以中国人之聪明才力，其所成就，岂可量哉。今者余日汲汲将译之，以饷我同人。然待译而读之缓而少，不若学文而读之速而多也。此余所以普劝我国人之学日本文也。……余辑有《和文汉读法》一书，学者读之，直不费俄顷之脑力，而所得已无量矣。”（《合集·文集》之四第八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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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二月二日，先生家信中，也讲到读日本书得益极多。先生上年初到日本时，曾经有今年二月返国的计划，现在因故展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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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仙鉴：前寄一信，想失落。家中事一切已悉。令四兄得人陪伴，私心稍慰。鄂款既到，家用亦渐可无虑矣。余之心事议论，具于禀帖中，请取观之。……卿近日心事如何，无烦恼耶？余归期稍缓，所见之事，亦只得缓之，请卿暂耐可耳。卿来信不信我十一点能睡，真真被卿料着，盖两月以来，早已一切依旧矣。胡庆能如此尚好，渠若欲求荐地方，则可以荐之。渠现住何处耶？张顺我已收为门生，教渠读书尚好也。令十四兄来书已收。望为我谢之，言我不便写信，恐累他也。令十四兄能来东游最善。我等读日本书所得之益极多极多。他日中国万不能不变法，今日正当多读些书，以待用也。望即以此意告之。”（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日《与蕙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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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等到日本后，为避内地耳目起见，多半都改用一个日本名。罗孝高《任公轶事》记述南海和先生改名的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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