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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怀想已归蜀，彼在沪果有所得否？前日贵报所登东京留学生一段，此间人皆归咎于孝，欲群起而与之为难，吁！可畏也。……肃、荣奏荐芸、严、度、菊四人，日本报登之，此信究确否？内地有什么可喜、可恼、可悲、可笑之事，望告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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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像一幅，托赵君星呈上，聊当一睹，并望有以酬我。”（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致汪康年、汪贻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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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春夏间，保皇会员中有很多人因痛恨清廷，“还銮”北京后，仍然没有变法的诚意和决心，纷纷主张“革命”、“自立”，先生便是提倡最力的一位。他在四月给南海先生的信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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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示告诫以革命保教大同等诸义，此事有甚难言者，今欲一详陈之。大同一义，前所著论，题为《国家思想》，以此义作主客，托起本论宗旨，固非得已，非敢以相攻也。弟子即狂悖，何至以攻先生自快？攻先生有何益于我？即不为先生计，而自为计，外人见此反覆无状之小人，视之为何等耶？虽愚亦不至此。但见夫近日西人著述，言国家主义者，未有不借大同为衬笔、撇笔，盖欲主张其本论，使之圆到，不能不论及也。大同之说，在中国固由先生精思独辟，而在泰西实已久为陈言。（或先生所演更有精到完满者，则不敢知，若弟子所闻所受，似西人已有之。）希腊之柏拉图，英国之德麻摩里，（十五世纪人，著一小说，极瑰伟，弟子译其名曰《华严界》。）法国之仙世门、喀谟德，（皆十九世纪人）所言其宗旨条理，皆极精尽，极详密，而驳之者，亦不下数十家，近人著书几无不引之，无不驳之。弟子言此，亦袭前人说耳。当下笔时，若几忘此论在中国之发自先生也者，其瞀其疏固可责，然谓其有意相攻则冤也。但此义不过对国家思想之反面一言及之，以后断不复有此等语在报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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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民主、扑满、保教等义真有难言者。弟子今日若面从先生之诫，他日亦必不能实行也，故不如披心沥胆一论之。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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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能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先生殆未见《文兴报》耳。徐、欧[4]在《文兴》所发之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慄，其《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5]一篇稿凡二十七续，‘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吾党中最长者也，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报》中《扪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于此。夫树园、君勉，岂肯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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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受皇上厚恩，誓不肯齿及一字，固属仁至义尽，至门弟子等心先生之心，以爱国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似亦不必禁之矣。来示谓此报为党报，必全党人同意，然后可以发言。无论党人分处四方，万无作成一文，遍请画诺，然后发刻之理。即以党人之意论之，苟属立宪政体，必以多数决议，恐亦画诺者十之七八也。（君勉来一书，并呈上，其言亦如此矣。）然此决非好与先生立异者，实觉此事为今日救国民之要着而已，望先生听之，以大度容之为盼。”（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与夫子大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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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先生听到这些言论，大不以为然，所以当时写两封很长的信专讨论革命自立问题，一封是《复美洲华侨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一封是《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当时他们把这两封信合印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发表，现在我们从第二封信里节录一段下来，藉见南海先生政见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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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今言自立，则必各省相争，即令不争，而十八省分为十八国，此日本人之所常言，而旅日者之所深惑也。然使果分十八国，则国势不过为埃及、高丽而已，更受大国之控制，奴隶而已，如印度之各省自立，授之外人而已。比为今日大中国之民，犹有所望者，其相去亦远矣。夫今地球竞争为何时乎？自吾长大所见，弱小之邦，岁月被灭，不可胜数：若琉球之灭于日本；若安南、突尼斯、马达加斯加之灭于法；若缅甸、波国之灭于英；若霸科尔、土尔尼特之灭于俄；若古巴、檀香山、小吕宋之并于美，皆近二十年间事，非洲既全分矣。二十年中，变灭之急如此。自尔之后，霸国之义大倡，日人称为帝国主义者也。小国必为大国所并，殆于必然。观春秋时二百余国，至战国所余仅七国耳，虽有鲁卫中山，不过如安南之隶入藩属。盖自今以后，第二等国以下，亦必不能存，弱肉强食，鲸之吞鲵，乃理势之自然也。计百数年后，所存必仅数大国，自英、美、俄、德、法五大国外，其余皆不可知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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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国人民之众，居地球三分之一，土地等于欧洲，物产丰于全美，民智等于白种，盖具地球第一等大国之资格，可以称雄于大地而自保其种者也。吾同胞何幸生于此文明之大国，当如何自喜自奋自合自保，以不至侪于高丽、暹逻之列，而为印度、安南、缅甸之续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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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物合则大，分则小，合则强，分则弱，物之理也。毕士麻克生当欧洲盛言革命之后，近对法国盛行革命之事，岂不知民主独立之义哉？而在普国独伸王权，开尊王会，独能合日耳曼二十五邦而挫法，合为德国，称霸大地。嘉富洱乃力倡民权者，而必立萨谛尼为共主，备力设法，而合十一邦以为意国，故能列于众大，为欧洲之强国。使二子者但言革命民主，则日耳曼、罗马纷乱数十年，必永为法、奥、俄所分割隶属而已，岂能为强霸之国哉？夫普、意本以小国，而毕士麻克、嘉富洱则苦心极力而合众小为大，以致强霸。吾中国本为极大国，而革命诸人号称救国者，乃必欲分现成之大国而为数十小国，以力追印度，求致弱亡，何其反也。使毕士麻克而绝无知识也则可；使毕士麻克之合众小而得霸而为有识也，则革命者力为分裂，其愚何可及也。使印度各省自立而能保全也，则可法也，印度不数十年而全灭，则是岂不可鉴也。人不分割我，而我自分割之，天不弱亡我，而我自弱亡之，奈之何号称志士救国者，而出此下策哉。幸于一时之自立，而忘同种之分崩；顾于目前之苟安，而不计百年之必灭，何其无远虑也。宁攻数百年一体忘怀之满洲，以糜烂其同胞，而甘分数千年一统大同之中国，以待灭于强国。若此之谋，一何与毕土麻克、嘉富洱相去远也。愤发舍身。不为大中国而为小埃及、布加利牙乎？以我之愚，窃爱大中国，爱一统，若其如印度焉，分为众小以待灭，此则我之愚所不敢知，不敢从也。与强国合者昌，与亡国合者亡，我宁从毕士麻克之后，安能法印度乎。”（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南海先生《辨革命书》，《新民丛报》第十六号第五十九——六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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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公度在维新运动里也是一位很重要的领袖，他的思想见解，除了保教一点外，大体都和南海先生相近。戊戌以后六七年内，他和先生有十万言以上的通信，所以先生受他的思想影响很大。五月间，他给先生的一封信里讨论将来的政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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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之政体，其必法英之君民共主乎？胸中蓄此十数年，而未尝一对人言，惟丁酉之六月初六日，对矢野公使言之。矢野力加禁诫。尔后益缄口结舌，虽朝夕从公游，犹以此大事未尝一露，想公亦未知其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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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初抵日本，所与游者，多旧学，多安井息轩之门，明治十二三年时，民权之说极盛，初闻颇惊怪，既而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以谓太平世必在民主。然无一人可与言也。及游美洲，见其官吏之贪诈，政治之秽浊，工党之横肆，每举总统，则两党力争，大几酿乱，小亦行刺，则又爽然自失，以为文明大国尚如此，况民智未开者乎？因于所著学术中《论墨子》略申其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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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历三四年，复往英伦。乃以为政体当法英，而其著手次第，则又取租税讼狱警察之权，分之于四方百姓，欲取学校、武备、交通（谓电信铁道邮递之类）之权，归之于中央政府，尽废今之督抚、藩臬等官，以分巡道为地方大吏，其职在行政而不许议政。上自朝廷下至府县，咸设民选议院为出治之所（初仿日本后仿英国）。而又将二十一行省分画为五大部，各设总督，其体制如澳洲、加拿大总督。中央政府权如英主，共统辖本国五大部，如德意志之统率日耳曼全部，如合众国统领之统辖美利坚联邦，如此则内安民生，外联与国，或亦足以自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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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以来，民权自由之说，遍海内外，其势长驱直进，不可遏止，而或唱革命，或称类族，或主分治，亦嚣嚣然盈于耳矣。而仆仍欲奉王权以开民智，分官权以保民生，及其成功则君权民权两得其平。仆终守此说不变，未知公之意以为然否？已不能插翼奋飞，趋侍左右，一往复上下其议论，甚愿公考究而指正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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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哗然言学校矣，此岂非中国之幸？而所设施所经营，乃皆与吾意相左，吾以为非有教科书，非有师范学堂为之先，则学校不能兴，而彼辈竟贸贸然为之，一也。吾以为所重在蒙学校、小学校、中学校，而彼辈弃而不讲，反重大学校，二也。吾以为所重在普通学，取东西学校通行之本，补入中国地理、中国史事，使人人能通普通之学，然后乃能立国，乃能兴学，而彼辈反重专门学，三也。吾以为《五经》、《四书》当择其切于日用近于时务者，分类编辑，为小学、中学书，其他训诂名物归入专门，听人自为之，而彼辈反以《四书》、《五经》为重，四也。吾以为学校务求其有成，科举务责人以所难，此不能兼行之事，今变学校乃于《十三经》外，更责以《九通》、《通鉴》，毕世莫能究其业，此又束缚人才之法也，而彼辈乃兼行科举，五也。吾以为兴学所以教人，授官所以任人，此不能一贯之事，今兴学校乃专为翰林部曹知县而设，然则声光化电医算诸学，将弃之如遗乎？抑教以各业，俟业成而用之治民莅事乎？而彼辈仍用取士官人之法，施之于学校，六也。且吾意此朝廷大政断非督抚所能画疆而治者，如有用我，以是辞之。”（东海公来函案即黄公度致先生函，《新民丛报》第十三号第五十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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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自反对保教以来，对于孔教思想时常有过激的批评。七月间，黄公度有一封信论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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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中近作，时于孔教有微词，其精要之语，谓上天下泽之言，扶阳抑阴之义，乃为专制帝王假借孔子依托孔子者，借口以行其压制之术。此实协于公理，吾爱之，重之，敬之，服之。虽然，儒教不过九流之一，以是诟儒，儒无可辞，惟孔子实不当以儒教限之。（刘歆《七略》列儒者于九流中，实为允当，其以六艺为九流公共之业，汉初学派则然，亦据实之词，惟不能出孔子于儒教之外，此则未悉源流无此卓识也。）举世界各教主而絜短较长，孔子无专长，亦少流弊。吾胸中有一孔子，其圣在时中。所以时中，在能用权；所以能权，在无适无莫，毋固毋我。无论何教，欲挟彼教之长以隘孔子，吾能举孔子之语以正之拒之；无论何人，欲抉孔子之短以疑孔子，吾能举孔子之语以解之驳之。吾欲著一书，曰《演孔》，以明此义，他日当再与公论定也。（自汉以下，儒教独尊，实以忠孝之故。然孟子于君臣专论施报，不言忠君；孔子言忠君，有礼有义，有分有制；不如汉、宋诸儒所云云也，彼所云云者，诬孔子也。吾独疑孔、孟推尊孝字，踰其分量，颇受他教以疵议之端。吾反复思之，孔、孟之意，或者据乱世重孝，所谓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耶。太平世乃不必重孝，所谓人不独亲其亲、长其长耶。公谓何如？苏子由有言曰：曾闵孝在二人，文王仁及天下，孝安能比仁？儒者敢为此言者，只此而已。）儒教可议者尚多，公见之所及，昌言排击之，无害也。孟子亦尚有可疑者，（孟子于儒时有出入，孔子后一人而已）惟仲尼日月无得而毁，请公慎之。”（《水苍雁红馆主人来简》，《新民丛报》第二十号第五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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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秋，先生曾以创办《国学报》的计划，商诸黄公度，黄虽然很赞成其事，但是不以保存国粹之说为然。他在八月给先生的信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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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报》纲目体大思精，诚非率尔遽能操觚，仆以为当以此作一《国学史》，公谓何如？公言马鸣与公及仆足分任此事，此期许过当之言，诚不敢当。然遂谓无编足任分撰之役者，亦推诿之语，非仆所敢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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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谓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至哉斯言，恃此足以立国矣。虽然，持中国与日本校，规模稍有不同。日本无日本学，中古之慕隋、唐，举国趋而东，近世之拜欧、美，举国又趋而西。当其东奔西逐，神影并驰，如醉如梦，及立足稍稳，乃自觉己身在亡何有之乡，于是乎国粹之说起。若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也。今且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俟新学盛行，以中国固有之学，互相比校，互相竞争，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届时而发挥之，彼新学者或弃或取，或招或拒，或调和或并行，固在我不在人也。国力之弱至于此极，吾非不虑他人之搀而夺之也。吾有所恃，恃四千年之历史，恃四百兆人之语言风俗，恃一圣人及十数明达之学识也。公之所志，略迟数年再为之，未为不可，此大事后再往复。粗述所见，乞公教之。”（光绪二十八年八月黄公度《致饮冰主人书》续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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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二十二日，黄公度给先生一封信里面，讲到为先生定日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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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商日课，公未能依行，谓叩门无时，难以谢客，吾亦无以相难。今再为公酌一课程：除晨起阅报，晚间治学，日日不辍外，就寝迟则起必迟，见光少则热亦少，而身弱矣，于月、火、水、木四曜日草文，于金曜作函，于土曜见客，（见学生尤便，彼亦得半日间也，且偕见比独见不特师逸而功倍，亦使仁人之言，其利更溥也。公自榜于门曰，某日见客，此固泰西贤劳之通例也。过客不在此限亦可。）于日曜游息。此实为养生保身第一善法，万望公勉强而行之，久则习惯矣。若兴居无节，至于不克支持，不幸而生疾，弃时失业为尤多，及近于自暴自弃矣，乌得以自治力薄推诿哉。杀君马者路旁儿，戒之。”（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黄公度《致饮冰主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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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先生偕狄楚青、汤觉顿、黄慧之游箱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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