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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书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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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得南海来一书，内述南洋所预备事之变局，（般岛之地莫良之地也，资本所投亦逾万矣惜哉。）一年来所经营，一旦遂成画饼，念之怆愤欲绝，勇气稍不足者，久阅事，无不灰心矣，呜呼！原信剪呈一览，览毕并切望掷还。”（光绪二十九年《致蒋观云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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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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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因心事烦扰之极，偶一读《内典》，以收摄之，故有感触，忽起念托购经论，函想已收。不如意事，纷沓并接，心如辘轳，并文字亦不能成一称意者。治心之学真荒落，奈何奈何！”（光绪二十九年《致蒋观云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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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归来后，将考察所得和游历情形，著为《新大陆游记》一书，刊于《新民丛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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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南海先生发表了《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宣扬中国只能实行君主立宪，不能革命。章炳麟在《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政见书》，予以辩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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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甲辰） 三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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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先生以开保皇大会于香港归国。三月，复返日本。四月，《时报》出版。五月，癸卯年份《新民丛报》出毕。同月续出第三年份。九月，伯姊之丧。冬，著《中国之武士道》、《中国国债史》两书成。所著《中国民族外竞史》改名《国史稿》，即前名之《中国通史》已成二十余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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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正月杪返国，往香港开会。二月末旬由港至沪，留数日，与狄楚青、罗孝高筹划开办《时报》各事。三月，复返日本。先生在《饮冰室诗话》里记这次返国途中感触赋诗的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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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来绝少为诗，正月从横滨返国，将经神户，舟中晨起得一首，意味浅薄，不足道也。姑存之，以塞纸。……皞皞朝曦浴万山，泠泠风磬下人间。翛翛云影随明翳，落落渔讴自往还。点点白鸥没浩荡，峰峰神女啸空顽。此中多少天机在，却是劳人不得闲。……将至上海，有所感触，欲为一长古未成，中有四句云：未至吴淞三百里，海波已作江波色。我生航海半天下，气象无如此雄特。此实可见我祖国意态之雄杰，黄河下流演为黄海，不待论矣，即扬子江入海之力，不亦已气象万千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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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次保皇大会的内容，很少材料可以参考，我们仅知道这个会原定去年九十月举行，想来是因为赶办不及，才延期到现在。参与会议的人，除南海先生、徐君勉和先生外，有各地保皇分会的代表。据李福基的信说，会议的内容，以商会事为主，大概除商会问题外，一定还讨论到其他的问题。现在把李福基的信择录一节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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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徐诸先生现群聚于香港，专以商会为事，常来书催收商股银汇返。敝处刻已陆续催收，近日合加属约有数万元汇港矣。闻美属亦陆续汇港矣。想尊处亦有同情矣。”（光绪三十年二月六日李福基《与福生泰大号马万年同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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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上海参与筹办《时报》的事，罗孝高《任公轶事》里记得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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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辰春，任公自澳洲返，至沪时尚在名捕中，未便露头角，乃改名姓，匿居虹口日本旅馆‘虎之家’三楼上。时罗孝高、狄楚青方奉南海先生命在上海筹办时报馆，任公实亦暗中主持，乃日夕集商，其命名曰《时报》及发刊词与体例，皆任公所撰定。旋即赴东。而《时报》初办时所登论说，亦多系任公从横滨寄稿来者。其后争回粤汉铁路一案，全赖《时报》之力，则系由任公向杨晢子度觅得全案电稿，一一加以按语，寄由《时报》发表，以促国人之注意，故卒能达其收回自办之目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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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保皇、革命两党冲突愈烈，二三月间香港《中国日报》和《世界公益报》等，尝为文与先生以种种诬妄的批评，先生因登辩妄广告一则于《新民丛报》中。现在把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里的一段话抄在这里，藉见当日两派冲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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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辰年，康有为命徐勤发刊《商报》于香港，大倡保皇扶满主义。《中国报》乃向之痛下攻击，康徒气为之慑。”（《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一七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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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九日，《时报》出版。该报内容除论说、纪事外，有批评、小说、报界舆论、外论撷华、介绍新著、词林、插画、商情报告表、口碑丛述、谈瀛零拾等十门。现在把先生所撰《时报缘起》一文节录一段在下面，借见该报宗旨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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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有怵于此，爰创此报，命之曰‘时’。于祖国国粹固所尊重也，而不适于当世之务者，束阁之；于泰西文明固所崇拜也，而不应于中国之程度者，缓置之。而于本国及世界所起之大问题，凡关于政治学术者，必竭同人谫识之所及，以公平之论，研究其是非利害，与夫所以匡救之应付之之方策，以献替于我有司，而商榷于我国民。若夫新闻事实之报道，世界舆论之趋向，内地国情之调查，政艺学理之发明，言论思想之介绍，茶余酒后之资料，凡全球文明国报馆所应尽之义务，不敢不勉，此则同人以言报国之微志也。虽然西哲亦有言，完备之事物必产于完备之时代。今以我国文明发达如彼其幼稚也，而本报乃欲窃比于各国大报馆之林，知其无当矣。跬步积以致千里，百川汇以放四海，务先后追随于国家之进步，而与相应焉，则本报所日孜孜也。吾国家能在地球诸国中占最高之位置，而因使本报在地球诸报馆中，不得不求占最高之位置，则国民之恩我无量也夫！国民之恩我无量也夫。”（《上海时报缘起》、《新民丛报》第四十四五号合本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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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末旬，先生曾又一入东京，是月癸卯年《新民丛报》出完，并续刊第三年份，先生曾应各地之请，拟改名为《民义报》，但未果。当日先生曾致书蒋观云，征求他的意见，现在把那封信抄在下面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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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文拜领，第一号论说已印就，且已将七千言。《故雄篇》不能复以入此门，而又欲登之此号，以增新册之色，故定以入时局门矣。因又入禁制品，内地纷纷来函属改名，今拟改题‘民义’。（仍题作第三年第一号亦可笑也。）先生谓可否？请顺示之。”（光绪三十年《致蒋观云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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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前大学士常熟翁同龢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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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扪虱谈虎客》（此书实为先生所自编，而托名于谈虎客耳——何擎一注。）所辑晚明以来遗事八则成，先生命名为《中国近世秘史》，并为作序文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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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四日，黄公度致先生一书，里面对于先生近来的政治主张和以后应当致力的事业都有所讨论，读了可以看出黄氏见识之高远和两先生友谊之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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