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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尊崇皇室，扩张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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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巩固国防，奖励民业（此条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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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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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在发起人除弟子及晢子外，则蒋观云、（此人数月前犹沉醉革命，近则回头，日与革党战。）吴仲遥（铁樵之弟）、徐佛苏（常有文见《丛报》中）、君勉、孺博、楚卿、孝高、觉顿，此外尚有学生十余人，不能尽举其名，此为在东京最初发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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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权最紧要，非君勉不足以服众，拟举君勉为会计长，驻上海，一切财权出入皆司之。君勉若不长于会计，则由彼自任一人以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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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季直、郑苏龛、汤蛰仙三人本为极紧要之人物，但既入党，必须能与我同利害共进退乃可。我党今者下之与革党为敌，上之与现政府为敌，未知彼等果能大无畏以任此否。彼现在诚有欲与我联合之心，然始合之甚易，中途分携则无味矣。故弟子拟到上海一次，与彼等会晤，透底说明，彼若来则大欢迎之，若不来亦无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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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袁、端、赵[5]为暗中赞助人，此则秉三已与交涉，彼许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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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拟戴醇王[6]为总裁，泽公[7]为副总裁，俟得先生回信决开会后，秉三即入京运动之。（此事须极秘密，万不可报告，不然事败矣。袁、端、赵等之赞助亦然。徒布告以博海外会员一时之欢心而于实事生无限阻力，甚无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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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地分会专以办实事为主，不能借以筹款。入会会费只能收一元，每月拟收二角，而以会报一册酬之，则亦等于售报耳。故款万不能靠会员凑出也。而今日局面，革命党鸱张梦〔蔓〕延，殆遍全国。我今日必须竭全力与之争，大举以谋进取，不然将无吾党立足之地。故拟在上海开设本部后，即派员到各省州县演说开会。占得一县，即有一县之势力，占得一府，即有一府之势力，不然者我先荆天棘地矣。（现敌党在南方一带，已骎骎占势力。我党一面在南方与彼殊死战，一面急其所不急者先下手，以取北方，此秉山〔三〕之定计也。）但既若此则所费甚巨，仅以会员入会费之所收不能给其万一，明矣。故此款必须由发起人担任之，秉三任集十五万，以五万办《北京报》，以十万为会中基本金，（《北京报》之五万早已定局，会费之十万尚须运动，能得此与否未可知，弟子强秉三必任此数而已。）其款大抵袁、端、赵三人所出居半也。惟此数尚嫌其薄，故秉、晢责成弟子筹出五万。弟子明知海外会之无力，然不能示人以朴，恐彼二人失望，（想会此意虽以秉、晢之亲犹不能使彼尽知我底蕴也，先生谓何如？）故亦已诺之矣。不知先生能设法筹此数否？弟子谓以在上海、北京建会所及入内地演说之两题，在外劝捐，宜有所得，且此两事亦实事也。（窃欲在上海以二万金建一会所，此虽若虚文，却甚要，一以耸内地人之观听，二以慰海外人之希望。）望先生（不知公款尚有存否）极力谋之。若不能则虽从商股中挪移，亦非得已。此事乃吾党前途生死关头，举国存亡关头，他事一切不办犹当为之也。先生谓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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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外会员拟亦招之并入海内之会，其不入者听，其入者则会费当如何收法，请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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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革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革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真腹心之大患，万不能轻视者也。近顷江西、湖南、山东、直隶到处乱机蜂起，皆彼党所为。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然我苟非与政府死战，则亦不能收天下之望，而杀彼党之势，故战政府亦今日万不可缓之著也。今日有两大敌夹于前后，成立固甚难，然拼全力以赴之，亦终必能得最后之胜利。以此之故，非多蓄战将，广收人才不可以制胜。我旧会除会长二人外，无一人能披挂上马者。谨限于草堂旧有之人才，则虽能保守，而万不能扩张，必败而已。故今后必以广收人才为第一义，而人才若能〔何〕然后能广收？则真不可不熟审也。凡愈有才者，则驾驭之愈难，然以难驾驭之故而弃之，则党势何自而张？不宁为是，我弃之，人必收之，则将为我敌矣。前此我党之不振，职此之由也。然以不能驾驭之故，虽收列党籍而不为我用，则又何为？此前此所以不敢滥收人也。但弟子以为今日之情状，稍与前异。内地所办之事，一不涉军事，二不涉商务，故不至缘财权而召争竞。不缘财权而召争竞，则惟有政见不同可以致分裂耳。然今者明标党纲，同此主义者乃进焉，否则屏绝。则此亦不起争端，故虽多收人才，当不至生葛藤也。”（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与夫子大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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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论改保皇会为帝国宪政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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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至此，忽接纽约《维新报》，知保会改名事既已宣布。何不用帝国之名，而用国民之名耶？岂赶不及耶？窃以为及今改之，未为晚也。又报告文及章程，属登《新民报》中，窃以为此文及章程万不能用。其章程非章程之体制，不过会中之布告耳。（章程体制当如会中宪法，然所以定一会之组织法也。）此不必论，其报告文，则弟子有大不谓然者。东西各国之言政党者，有一要义：曰党于其主义，而非党于其人，此不刊之论。而我今日欲结党，亦必当率此精神以行之者也。今此次报告文全从先生本身立论，此必不足以号召海内之豪俊也。夫结党之宗旨，必欲收其人为先生之党，此何待言。然有其实，不必有其名。且惟不居其名，乃能获其实，此用兵之道，不可不察也。夫先生既标此主义以号召天下，天下之人悦先生之主义而来归焉。则党于此主义者，即其党于先生者也。然其人则自以为先生之倡此主义而党先生也，非以主义由先生所倡而后党此主义也。因先生倡此主义而党先生，则其言曰某人倡此主义，吾亦同此主义，而因相与为党耳。而在此主义之中，其可以领袖统率者，舍先生无他人，则虽欲不推戴先生，而安可得也。（秉三、晢子、观云辈所以不能不相谋拥戴先生者正以此也。）惟不矜莫与争能，惟不伐莫与争功。今此次布告文，若自矜其能而伐其功，此最足以失天下之望也。为海外人言，不妨如此，若在内地，必不可行，此弟子所以欲别撰一文也。弟子别撰一文，其大意欲揭三大纲：一曰上崇皇室，二曰下扩民权，三曰中摧不负责任之政府。即就此三义而畅发之，不必述自己之历史，而人亦孰不知之者。就此立论，先生谓何如？将来先生复晢子之信，则东京即〔及〕上海之豪俊，能归心与否，将自此系焉。鄙意以为宜畅发‘党于主义不党于人之义’，大约自陈政见如此。今诸君既与我同，而欲推我统率，我虽无似，又安敢辞？自今以往，惟尽瘁以忠于此主义，尽瘁以忠于本党，冀无负诸君推举之诚意云云，如此措词，似为最合。板垣、大隈等之对于会员，其就职演说大率用此语，不可不仿之。”（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与夫子大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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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五日，致南海先生书，报告组党计划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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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大人函丈：顷得由瑞典来电，知前电已达，已即告香港同人将印改正矣。其会章日间当草拟呈正。顷欲在内地别开一会，不与海外同一体。惟两会皆由吾等主持，似此办法，似较适当。内地之会专以实行监督政府，且赞助当道之改革为主，不注重筹款。其款惟求取充会中费用而止，故财权（仍自监督之）不必自握之。（所以必与海外之会分办者以此，若合办则海外事，内地人必将强欲与闻，我不许之，更生意见。）现最初发起者，则秉三、楚卿、孺博、张季直、郑苏厂、杨晢子等，而先生及弟子皆不出正名，惟暗中主持耳。初办时人数不欲甚多，惟须皆有才力者。根基既定，乃徐图扩充，先生谓何如？现会名会章皆未定，日间当会集一次决之，弟子或到上海度岁也。子培先生（因放安徽提学到日本游历）数日前相见，曾畅谭两夕，念先生无已。弟子询以有何言相告，彼云愿先生爱惜精神，且多求新智识云。彼闻先生已二毛，叹惜良久。彼顷亦（神气）稍颓唐，然志固壮也。与彼论人物，彼推秉三并时无两，余皆少所许可。匆匆奉禀，即请道安。”（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五日《与夫子大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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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日，先生致蒋观云书，商组党事，并言保皇会已改名为帝国宪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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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敬悉。弟所谓机关者，正如先生教，舍政党无他道也。此宜从事久矣，然时机久不至，今则更斯须不容缓，先生有是志，国之福也。窃以为发轫伊始，党员不必求多，而分子务须极良。若先生与秉三、晢子共发起之，弟随其后，各举所知，斯亦可以得一甚坚之团体。最初之分子良，则发达可计日而待耳。先生谓何如？秉、晢两公日间颇有意枉过敝寓，若先生以年假之隙，能同来一游，即商定崖略，最幸。否则弟当东上一就教也。弟顷假居邦人之一废园，去神户可八十里。长松千株，临海一小楼，风景殊幽绝，先生能（偕秉、晢二公）一过之，固所愿也。（顷所居者为兵库县须磨村怡和别庄，乞照此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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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之保皇会，今已改名‘帝国立宪会’。（南海拟改国民立宪会，秉三主改此。）将来我党若成，此亦可为应援也。知念并告。”（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廿日《致蒋观云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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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一日（12月16日），东南各省绅商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于上海，推郑孝胥、张季直、汤寿潜为正副会长。张謇《啬翁自订年谱》里记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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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同议设预备立宪公会，会成，主急主缓，议论极纷驳。余谓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公推孝胥为会长，寿潜与余副之。”（《啬翁自订年谱》卷下页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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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十二月间，杨晢子度主持之《中国新报》[8]与何天柱主持之《学报》[9]相继出版，先生有《新出现之两杂志》一文评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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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年十月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在东京创刊后，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展开了大论战。本年四月五日（4月28日）《民报》第三期发行号外，就两派的论争提出十二个问题，号召辩论。从此，两派论争日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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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派的言论机关以《新民丛报》为代表，革命派的言论机关以《民报》为代表，针锋相对，壁垒森严。论争一直延续到一九〇七年。当时，好事者且将双方之言论合刊问世，名之曰《立宪论与革命论之激战》。是年先生所作政论文章甚多，其中《开明专制论》之第八章第一节《论今日中国万不能行共和制之理由》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为最重要，当日先生曾合刊该两文为《中国存亡一大问题》，印单行本万册行世。读了这两篇文章，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先生这时候的政治主张，是反对种族革命，主张政治革命。此外，先生所作辩论文章还有多篇，如《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暴动与外国干涉》、《杂答某报》、《中国不亡论》、《现政府与革命党》、《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等，但是所言虽多，其大纲要点，总未溢出前论原则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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