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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专提倡开国会，以简单直捷之主义，求约束国民心理于一途，以收一针见血之效，诚为良策。弟当遵此行之，并在《时报》上有所鼓吹。此函所最重者，在第二条所提之问题，弟于此一无成见，但求于国家最有益者，无论如何，弟皆乐从。乞兄早复我，决定后弟当再入京取进止也。”（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与晢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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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先生致徐佛苏第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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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已发长函于某君，如所商一切，此时我但着着进行耳。蒋先生处意见如何，想已面述告彼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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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伯母无恙，则仍以暂勿离东京为是，盖今若独立组织，则最初进行时舍兄不可也。兄一行，则活动停止一大部分矣。今日得一书，言某君特开宪政会（彼既著进行故我亦不容缓），殆即兄所言宪政研究会耶？抑别一物耶？其诡秘真不可思议，与我共事而始终不一告我，意究何居？毋怪写信来之人，（此人为法政第四班毕业者，弟之门人也。）亦对于彼而怀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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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后细思兄所言党报未成立前，先组织一报，此著似亦甚要。盖某君今方着着进行，则我辈速设一机关，以吸收人才，诚为要著。弟欲出一报，名曰《政论》，其社即名政论社。（此名或可用或不用，请斟酌之，所重者实，不在名也。）但此社非如新民社之为出版物营业团体之名称，而为政治上结合团体之名称，现在所联结者，即先以纳诸政论社中，将来就此基础结为政党，公谓何如？若如此办法，则此报即以党费办理维持之，其经济为特别会计，由社中设一机关筦之，不与《新民丛报》合并。弟当筹出四千金为办此报之经费，将来此报之经济，期于可以独立，报中文字由社员担任（但社员不限于作报之人自无待言），仍各支撰译费少许，不必纯为义务的也。先造此基础，为党之先河，公谓宜否？若办此事，则公又不能径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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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近日政府有改革货币之议，此等实政论社之一绝好材料也。吾辈可以大表所见，此报办起即专从此等方面著力，于政界前途必生影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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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公之归否，实现在最切要之问题，果伯母病危，义固不容不行，既如是，则以速为妙。公若行，则请速行，速行后一两月即再来，一切事俟公再来乃发手，否则须俟发手后办有眉目，公乃能行，此又必须半年后矣。盖发手后，公必须有半年在东京，此不易之办法也。如何请速决。”（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五日《与佛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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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先生致徐佛苏第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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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公第一书，言不欲与闻党事，为之骇然。得第二书乃知有因，某君处弟近致数函，不见复，南海有一函与彼（乃复彼函者），寄去已旬日，亦不见复，不知其有何意见否。据公言知其扩张党势，日新月异，而竟毫不相告，岂有相排之意耶？若果如此，将来何以共事，必至分立，而势日薄耳。为中国前途计，能无恸哭，若其果有此心，公为我计，应处如何地位，望熟思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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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三似颇灰冷，尤可痛也。此段望勿示人，但熟思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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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三年《与佛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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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徐氏作跋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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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于乙巳年间与梁先生订交时，尚未脱离革命团体亦无改倡立宪之决心，故当先生力主组党时，余曾迭函求退，徒以先生情笃，余难恝然。及先生邀集余与杨晢子、蒋观云诸友议组宪团，杨、蒋政见至迕，彼此坚愎虚■之意态，均不可当，余无术周旋其间，亦难左袒何方，惟怵心创议结社，即有此不祥之气，后患叵测，故余复函告先生以不愿入社之意，此先生函中有‘骇然’及‘痛哭’等语也。至如杨、蒋互讦之函，余处犹有存者，未便示人。”（光绪三十三年《与佛兄书》徐氏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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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杨晢子复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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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如我兄足下：来示及南海复书均收悉，彼此主义既可归于一是，则今所欲商者，厥惟二事：（一）政党成立之时期，（二）政党组织之方法，请分述之，以待裁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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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党成立之时期：欲党成而有势力，则必社会上结党之观念大盛而后可，今则惟少数人有此意，余众尚未尽然者，非以政党为不必要，乃不知政党之起欲何所行动，何所经营，疑惧而不敢发也。夫政党之事万端，其中条理非可尽人而喻，必有一简单之事物以号召之，使人一听而知，则其心反易于摇动而可与言结党共谋，以弟思之，所谓简单之事，莫开国会若也。弟于《中国新报》第三期已言国会之可即开，然仅此一报，不得为舆论同然之据，疑之者尚复不少，则虽结党，未必能遽盛也。弟意《新民报》及《时报》等（以日报为最好）合力专言开国会事，事事挟此意以论之，如此者二三月，则国会问题必成社会上一简单重要之问题，人人心目中有此一物，而后吾人起而乘之，即以先谋开国会为结党之第一要事，斯其党势必能大张，盖先举事而后造舆论，不若先造舆论而后举事，此格兰斯登之法也。此时结合非不可成，然势力则绝不如国会舆论既成之后，与其早数月而使人疑我无势力，不若迟数月而使人惮我有势力之为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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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以必以国会号召而不可以他者，因社会上人明者甚少，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吾辈若欲胜之，则亦宜放下一切，而专标一义，不仅使脑筋简单者易知易从，并将使脑筋复杂者去其游思，而专心于此事，我辈主张国会之理由，但有一语曰，国民举代表人以议国事，则政府必负责任而已。以此为宗教，与敌党竞争势力，彼虽欲攻我，亦但能曰办不到，而不能曰不应办也。其余赞同之人，所以主张此者，则任其各自为说，无论其从何方面言之皆可，譬如出一题目，任人为文是也。排满革命之理由，各异其言，有曰报仇者，有曰争政权者，有曰满人不能立宪者，有曰立宪不利于汉者，虽皆无理，而各有一方面之势力。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较益增也。然鼓吹之法，仍不必专重政党，但宜专重国会，若专重政党，人犹不知，结此政党将何所为，虽鼓吹而仍无效，但使国会舆论将成人人皆欲得此而无其法，则一言结党，而须臾立成矣。鄙意如此，公谓如何？且南海书言筹款事，以至美改章后为妥，则俟一切稳妥而后行，亦为始事时之要义。此事重大久远，不急急于斯须之时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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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党组织之方法：政党组织之法，各国不同，各党不同，大皆应于情势而异。吾等前此所议种种方法，实皆不甚妥帖，即兄所拟章程，弟亦不尽为然。其所以如此之难者，实蒋观云发生一个地位问题，不肯少屈己而伸人，贻吾人以困难，且吾人心理亦被其纷扰，而几流于不光明。弟尝思之，吾人今日必谋此者，为中国乎？为己身乎？特见中国之危亡在即，思合全国同志之力，以一谋之，其所以主张立宪党之统一，乃本于屈己伸人之公心，不然弟非不能结一特立之小党，以与公等各树旗帜，相与周旋，以为娱乐也。观云乃昌言欲坐收权利固地位，又言内地危险，不肯深入，实非真爱国所宜言。始事者而存此心，将使一党之人，无不以地位权利为先，而以国事为后，则吾辈何所为而组织此党者。弟之视此党也，以为冒险入死之途，一旦党成，则不仅目前之祸福不问，即将来之升沉亦不问，以青天白日之心，求天下贤者之赞助，尽吾一身之责任而已。故于此党，决意使成公党，扫除一切地位权利问题，而求共患难之友。于其组织之法，亦尝思之，第一级为总理，第二级为国务委员，第三级为常务委员，第四级为普通会员，别组织一干部，以主持党中重要事件。四级之人，皆可入干部，抑皆不必入干部，以道德才能为准，而不以资格地位为准。此较前拟各法，最为活泼，国务委员虚其席以待天下之大人贤者，而弟则居第三级为一有责任之常务委员，与最初组织一班同志立于同等之地位，不立丝毫之区别。此级之人当甚多，地位虽不甚高，然而冲锋陷阵者，必此级之人也。至于足下，则虽不可不居于干部，然既为秘密重要之人，则无论于何级而皆同，弟意亦欲以屈己伸人相勉，而不必特异于人也。若我等如此，则一班同志必能同心同德以济艰难，否则吾人皆如观云所云，享权利占地位之心，他人岂来尽义务者乎？吾人所任之事大于曾、胡数倍，则其道德亦应高于曾、胡数等，虽自问非能有此，然不可不以自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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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党中总理应举人否，南海此时应入党否之两问题，则足下前此建议，谓总理暂不举人，南海暂不入党，弟实以为最妥之法。但不知此层已由兄函告南海否？弟前致南海书，曾言统一全国立宪党无过南海者，此殆吾二人共同之希望，而今时尚不能遽得之于众会员者，此中情状兄所洞知，然若无告南海之函，则一旦党成，而南海不入党，总理不举人，岂非欺南海乎？然弟尝思之，设于今而欲急切达吾二人之希望，则不惟不能达，且党事或反因以不成，此无他，南海之反动力太大，革党与政府或可借此以为摧残本党之具，非本党基础稳固，势力大张，不畏政府之后，会员中不仅无敢顶康党之名而冒名以进者，即有之而不胜其阻力，于国于党，皆无所益，此人人所共知。欲党员全体此时推南海为总理，决不可得，且若欲为此，势非吾二人提议不可，而今者足下入党尚非全无问题，弟方日在谋所以合并之中，幸足下在内地之反动力较少，于南海尚不难调和一致，若更发一南海问题，则真无解决之道矣。且此间人士，殆无一曾与南海有关系者，而吾二人亦尚未有忠于本党之劳力，使会员以信用吾二人者信用南海，则提议亦终无效，不如其已。弟以为欲达吾二人之希望，惟恃吾二人屈己奉公，无丝毫地位权利之见，党员皆既信用，党势又已扩张，夫而后同时提议，或能得党员全体之赞同，以南海之价值，非使党员以信用吾二人者而爱戴南海，亦不足为南海增重，若有不然之议，反贬吾南海矣。此事既非今日所能行，则南海不即入党，自以仍如尊议为妥。惟足下不可不于党未成立之先，以此意达之南海，不然则弟所函述将来之希望与现在之事实不符，有似乎欺。弟无论现在与将来，对于南海与会员两方面决不为何方面之欺饰，但使党员他日能信用吾而不反对，则吾之欲得南海以谋立宪党统一之希望，必有能达之一日也。此时兄既在党，实无异南海之自来，亦殊不必拘泥此形式，以惹起纷议之问题也。弟意此义必达之南海为宜，且弟必得兄一确覆而后敢定不举总理之办法，兄能以己意决之耶？抑必待南海复书而后能答我耶？乞示知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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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弟前函论观云事，其书想由兄与佛苏观之，彼回东京告人，谓杨、蒋争权，各诉于梁。冤哉，弟何尝与人争权而诉于兄耶？其时此间与弟同志之人，有尚未由弟告以政党之事者，乃忽然闻徐言，知有政党之事，起而问：一、以政党之事何不相告？一、何为而有杨、蒋争权之事？于是弟不得不以实告。幸平日交情尚厚，不至有异同，成党之时尚可合谋，此辈乃编查部曹之优秀者，弟初不告之，乃惧事不秘密也。徐之为人热诚而识，难与深谋，此等举动殊使弟难以对人，且使人疑弟何忽有争权之事，及弟实告乃知，然观云自此为众所知，有轻之之心，不易合矣。且彼等不知弟与兄有何密议，以蒋推之，大约二人地位权利之见或所不免，因而对于兄亦不无懔疑，且各人本身地位之心亦生，皆以杨、蒋争权一语为其动机也。凡事手法稍乱，便生毛病，弟近日之调处乃苦于昔时，设吾二人果有地位权利之见，斯其事不成矣。吾辈设身处地，突闻有人组织政党，同时即闻某某争权，其不以为然，亦人应有之常情也。佛苏之识，乃至不能辨别蒋、杨之异同，欲与深谋不亦难乎？因彼有此言，于是弟所筹画与人联合之手续次第，几不由我计算，而问题横起。于是，有众人地位问题，有杨、蒋地位问题，有梁、杨地位问题，有康、梁地位问题。弟思我辈能与众人同等，则同人地位一问题不生，杨、蒋问题则杨、蒋可合，蒋与余人难合，梁、杨问题幸尚未有地位权利等之浮言发生，故由弟保证其必无问题，则不妨事。弟因此中有多少困难，故特作函与兄，其函稿及兄复函稿，将以与同志数人阅之，兄复函不可不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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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函中言南海不即入党事，亦有苦衷，彼等现今最注意者，即以此问题为第一，因利害关系太大故也。彼等不知吾二人有何密谋，此时即将南海抬出，其实南海暂不入党，乃吾二人久定议者，此层果须南海知悉，乃能决定否？若其不必，则请即以书复我，不必多着词，但言总理暂不举人，南海暂不入党，仍如前议，吾二人之希望以俟他日再提，此时不必及此云云已足矣。盖此层弟之所言不如兄言之可信足以安众人恐惧之心，故必得兄一确覆，以示诸人。至于兄之无地位权利之见，则弟言犹可取信，兄函能略述其意，固足以生众人爱慕之心，否则虽不来示，亦无妨也。望速裁酌见覆为盼。佛苏为人无智略，可与行之，而不可与谋之。兄此后不可不注意。彼与弟之交情先于吾兄，弟服其热诚而不常与谋事，（兄亦可以书嘱之，恐彼不了解，又生问题也。）非无故也。兄千顷汪洋固其美质，然处世之际，亦不择人不择言，则实不可以为长处而自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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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所密告于兄者，兄近作《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赞成者颇多，以其骂政府故也。乃兄忽又批评留学界事，以伤多数感情，此事内容并非整顿学界，特张皇以讨政府之好，且收集各省学费，以饱私囊耳。监察员纯为安置私人，故识者亦不谓然，兄何苦为之辩护，此文出而议者又目为御用新闻矣。谓《新民报》于二年前监督政府，二年以来纯然监督国民，此学界最有势力之议论，他人不肯以告兄也。《北京日报》中有一满人投书，论中国此时不可遽立宪，但可行开明专制，记者驳之，谓立宪则立宪耳，无所谓开明衔专制政体。又闻汪穰卿之报，宗旨亦类是，论者有以咎兄者。弟《新报》第四期有与兄一文，论宗旨之相同，多回护之意，然于开明专制则不敢提一宇，兄俟见报后或以文答之，此皆利用两报为机关之一作用也。兄此后能注意政府一方面立论最好，每期必有，此一篇文字，实可以唤起同情，若专驳革命党，批评国民，实为失策。弟以为国会未成立之先，国民实无服从此等政府之义务，虽一切反对之，不足为激。且我辈既为民党，则但有号召国民从我以反对政府，不能立于裁判政府与国民之地位，为公平之议论。进步党等绝未闻有此等言论者，实为谋党之盛，政策宜如此也。若忽东忽西，则招国民之疑惑，生党员之嫌恶矣。我辈若欲为民党，则不可不立于一方，而决不可为两歧之论，弟于兄无所谓心术问题，特政策问题耳。政策之不同，可影响于其宗旨，且既欲同事，不愿社会之议兄，故密以此言相告，知兄能谅其诚而恕之也。”（光绪三十三年杨度《致卓如我兄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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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下旬至五月初，[15]先生为党事一度返沪，这时他已与杨晢子分途单独组党，现在再择录几段材料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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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先生致蒋观云、徐佛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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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18008
“顷见电，知西林南下欲往沪，要之于路有所陈说，一为全局，一为桑梓也。准土曜十时动身，约半月始能返，相会又须俟二十日后矣。现当经始之时，本不宜他行，然西林、项城二人，皆为今日重要人物，将来必须提携者，失此时机，相会殊难，故不得不先彼，想两公亦必以为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