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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四日，先生北返至沪，次日给梁令娴一书，言拟游苏、杭、宁等地和北上各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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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沪得五月十一、二十二日两禀，慰悉一切。吾明日往杭州，拟住三日，返沪后即往苏州，住两日，往镇江一游金、焦，遂往金陵，亦住二三日，即取道津浦归京，途中更一登岱，期以端节前后到家。似此匆匆，殊负雅游，但颇有数事（粤中政事也）须到京有所告语，且久游于卖文事业殊多妨也。幼孙之婉娈，吾虽未见，可想像得之。彼生时汝夫妇孝服未满，可名之曰念慈，（三月十九日俗称为月神诞，其小名称为桂儿亦可。）仍请希哲商之。祖父有洗儿钱一封，由吾带来，吾游江浙亦当求佳品以赉之也。吾为汝置书案书橱，皆自出样式，颇精美，但须两月后乃成耳。在粤购得乡先正书画数事颇可喜，途中不能作文，《大中华》相促迫，殊为狼狈，今晚拟拼命成数千言耳。”（民国四年六月五日《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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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六月十一日一书述游杭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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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娴儿诵此：憩游三日，遂游西湖，初拟信宿即行，今乃裵不忍去，昔人诗云：‘一半勾留是此湖’，信不虚矣。本欲避客独游，未抵驿已为当道诇得，张盖游山之丑态，在粤久已厌之，到此亦复不免，山灵有知，恐笑绝冠缨矣。然旅舍之佳胜，亦非官力不及此也。（所居曰刘庄，粤人刘某费十万金构筑者，精洁为西湖冠，园主人即前此放火焚《新民丛报》谋杀我者，园今为公产。）顷排日作游课，每晨五时即起，秉烛乃归。环杭诸胜已什得六七，昨又泝富春江，探七里濑，登严子陵钓台，谒谢皋羽墓，但觉无景不佳，应接不给，每至一地，未尝不忆吾儿，以不克偕游为恨也。西湖四时皆宜，惟夏较劣，今发大愿，誓欲以八九月之交来住两月，闻钱塘潮壮观不减畴曩，而自钱塘江泝富春江二百余里，皆丹枫乌栖，红叶之艳，世界所无。西溪之芦，葛岭之桂，皆以万株计，汝曹生长岛国，宁能梦想此境耶。深秋之游，非儿侍我，我不欢矣。富春上游有鸬鹚港者，在钓台对岸，晚唐诗人方玄英隐居地也。境界绝肖箱根，（惟箱根仅以溪瀑胜，此港则外与富春江相属，其雄伟气象，非箱根所敢望。）询其地价每亩仅值一元，吾已（批注本改‘吾拟’）属彼间县令为我购千百亩（亦欲在湖滨购十余亩），其地宜茶宜乌桕，信能躬耕，则亦与千户侯等。营兹搜裘，吾将老焉，当亦汝曹所乐闻也。拟旧历五月一日返沪，尚思一到南通，再诣金陵，仍经泰岱，非五月半不能到京也。昨得一英密电，此间无电本，不审何事，想必非甚要耶？成永入校事，想已妥，深念深念。”〔民国四年四月二十九日（阴）《与娴儿书》西湖刘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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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十五日一书里除续言杭游情形外，并及国体问题，可见这时候的帝制运动进行的已经很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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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竟作十日淹留（如此佳景不成一诗可恨），长官之殷勤款待，致敬尽礼，视粤中又过数倍，然为清游计，滋不便也。天气太热，亦不欲多游他地，拟下来复五六（旧历十二三间）即乘津浦车返，（或径返京亦未定，汝曹不必来津相迎。）或在津小留一二日，询问都中确消息乃入耳。此间传言国体问题甚急，吾北行恐不能久安居也。前中华书局交来英密电，因失去电本，至今不知所言何事，至耿耿，想无他故耶。”〔民国四年五月三日（阴）《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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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十六日一书里再述游杭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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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发一书，想已达，得六月四日书，悉一切。成、永入学事已妥，甚善，日来为此事颇悬悬也。吾在杭淹留十日，中间曾一泝富春江，登严子陵钓台，游兴至佳，然冠盖游山之诮，不能免矣，每值佳境，辄念汝，惟内地旅行实不易易，汝若从游，亦恐有许多若况不能受也。吾所至受最丰备之供帐，犹觉种种不便，乃知昔贤遍游名山大川如徐霞客、顾亭林者，非大豪杰不办也。初时未絜思忠等（粤中家人甚觖望）行，颇以为歉，然使彼等在粤过四十日，不几叫苦连天耶？此间炎热殊甚，在西湖旬日，每日五时即起，游至十一时必须返棹，中间曾入山数日，颇觉安适，其后午间须演说或赴宴，则大以为苦矣。本欲更游数处，然到处逢迎，不堪其扰，欲微行（实不易吾初入杭亦微行也。）一游苏州、镇江，即由直车返津，泰山之行，秋以为期也。此数日间或遂不更发书，汝等静候归旌可耳。”〔民国四年五月四日（阳六月十六号）《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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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这次过宁时曾与冯华甫晤谈帝制问题，是时京师进行其事甚烈。所以结果先生便以六月杪偕冯入京，一以探询袁世凯的真意，一以劝阻其进行，但是袁始终否认其事（其详见后）。不久于七月六日有宪法起草委员会的组织，举定先生等十人为起草委员，七月九日《申报》记总统申令依法组织该委员会的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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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六日大总统申令宪法起草为约法上制定宪法程序之一，现据参政院呈报，业经依法推举李家驹、汪荣宝、达寿、梁启超、施愚、杨度、严复、马良、王世微、曾彝进为宪法起草委员，自应由委员依法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所有该会纪录事务暨一切事务，著派林长民办理，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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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自六月杪一度偕冯入京晤袁后，就长居天津，宪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以后，先生赴会二三次，即未再往。现在把他八月十九日给梁令娴的一封信抄在下面，可见他当日赴会的审慎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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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本为起草会员入谒元首之期，昨午会中有电话来，已许以晨车往，昨晚间黄远庸来，力劝勿行，电商季常，亦谓宜缓，遂以病电公府请假，计此后当祷长病矣。日来彼辈进行何如，希即见报，荷公若能一来面罄，尤善也。家书寄阅，建兄书已发，甚善，所恃外援当在是耳。”（民国四年八月十九日《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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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月二十二日给梁令娴的信里说以后仍然继续赴会，可见先生出席该会不止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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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觉顿来，备述都中近况，稍可安心。吾此后颇拟仍出席于起草会，大约此半年中可望无他异动，过此以往，再图补救耳。回廊独坐，明月亲人，兹景绝佳，恨汝不来共此。吾旬日来写字极多，文思依然涩滞，受外界牵迫，心绪至不宁谧，可恨也。”（民国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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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当日之就宪法起草委员，颇为友朋所不满，而社会舆论尤多诽议之者，当时他为声明他的理由和立场起见，曾著《宪法起草问题答客难》一文，他最后的几句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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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于现时制定宪法，其所怀疑者如右，然而犹就此职者，则以其所拟者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故。‘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吾之不舍，犹斯志也。若夫全案精神乎，条文内容乎，宁复有讨论之价值。”（《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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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四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为大规模进行帝制运动，在京师发起筹安会后，先生颇不谓然，因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以攻之。他在八月二十二日给梁令娴的另一信里论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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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悉。来复六能来，甚佳。柳溪劝吾来复五入都，吾仍欲再迟一来复乃往也。来时可将前在马场道屋所用门帘之桂木带来，汝所住房顷尚未挂帘，吾拟即用此，无取别费另造也。又吾有书与潘琼笙，属将吾所著书报（如政治论集之类，六大政治家之类皆要）取一全份来，可告姑丈往检，无论整部零册，尽所有各取一二部（文集能多取最佳，恐无有耳）来可也。吾不能忍（昨夜不寐今八时矣），已作一文交荷丈带入京登报，其文论国体问题也。若同人不沮，则即告希哲，并译成英文登之。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民国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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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该文里所讲反对变更国体的理由非常详尽，欲窥全豹可以参考（《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八十五页）原文，不过这篇文章是已经删改过的，不是原稿的本来面目了。吴柳隅在他的《丙辰从军日记》里记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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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何为而将随梁任公入广西起义，言及此则不能不溯其由来。先是乙卯八月，京师筹安会发生，无何请愿变更国体，及电呈劝进者蝉联而至，全国有权位有声望之人，未有敢昌言其非者。梁任公先生耻之，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行将发表。余时在京师，闻任公此文草成，出天津索观之（时任公居天津）。原稿比后所发表者较为激烈，中一段痛斥帝制之非，并云由此行之，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意如此，词或有一二字之异，今不能确记。）后有人语以袁氏现尚未承认有称帝之意，初次商量政见，不必如此激烈，乃将此段删去，其余各段比原稿亦改就和平，旋即发表于京、沪各报，此为梁任公反对袁氏之始。”（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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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四日，《申报》转载先生与《京报》记者谈话一篇，可见先生对筹安会的态度和十余年来一贯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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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京报》记者因筹安会事及宪法起草事，特往天津访问梁任公，任公方患赤痢颇剧，记者就病榻有所询，先生强答之。今转录其谈话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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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问：日近来都中有人发起筹安会，讨论国体问题，先生于意云何？梁君答云：鄙人一年以来，欲肆力于社会事业久矣，厌作政谈，即鄙人畴昔好为政谈之时，亦曾标举二语，以告于众曰：只论政体，不论国体。故国体问题，尤鄙人所不愿谈也。记者问曰：既云只论政体，不论国体，则国体无论为共和为君主，应无反对，且先生于数年前不尝著论力主君主立宪乎？梁君答曰：吾所为只论政体，不论国体者，常欲在现行国体之下，求政体之改革，故当前清末叶共和革命论极盛之时，吾独坚持君宪说，与革命党笔战，累十数万言，直至辛亥八月，武昌起事之后，吾犹著《新中国建设问题》一书，谓虽不得已而行共和，亦当虚存君位，近今某报所登古德诺博士论著商榷共和利病，且引中美、南美乱事为证，此种议论，此种证据，吾无一不于十年前痛切言之，其言视古氏所说详尽透辟更加十倍，《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等书流布人间者，不下数十万本，可覆按也。即当辛亥九月著《新中国建设问题》时欲迁就以存虚君，无聊之极思乃陈三义：一曰仍存清室，二曰虚拥衍圣，三曰求立明后。此虽滑稽之谈，然吾当时怵于变更国体之危险，情急之状可以想见，今之谈第二次变更国体者，犹以此三义为研究之资料也。吾当时岂有所爱于君主政体，而必犯众怒，以为之拥护者？吾以为国体与政体本绝不相蒙，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可也。不能行宪政，则无论君主为共和，皆不可也。两者既无所择，则毋宁因仍现在之基础，而徐图建设理想的政体于其上，此吾十余年来持论之一贯精神也。夫天下重器也，置器而屡迁之，其伤实多，吾滋惧焉，故一面常欲促进理想的政体，一面常欲尊重现在的国体。此无他故焉，盖以政体之变迁，其现象常为进化的，而国体之变更其现象常为革命的，谓革命可以求国利民福，吾未之前闻。是故吾自始未尝反对共和，吾自始未尝反对君主，虽然吾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谓国家之大不幸莫过于革命也。记者问曰：筹安会一派之言论，谓共和必不能立宪，惟君主乃能主宪，此理何如？梁君答曰：鄙人愚昧，实不解此，吾求诸中外古今学者之理论而不得其解，吾求诸中外古今列国之故实而亦不得其解，今日中国欲变专制为立宪，其一当视主权者拥护宪政之诚意何如，其二当视国民运用宪政之能力何如，谓此二者缘国体之变更而遂生异动，吾百思不得其解也。记者问曰：古德诺博士谓中国欲变更国体，须有三条件，其第一条件则须国中多数优秀之民咸不反对，此条件可望实现否？梁君答曰：国体而到必须变更之时，则岂更有反对之余地，除乘机徼利借口生事之乱党外，决无人昌言反对者，吾敢断言也。虽然变更国体一次，则国家必丧失一部分热心政治之正人，吾又敢断言之，共和建设以还，蔚成之时彦虽多，然有用之才自甘遁弃者，以吾所知，盖已不少，识者未尝不为国家痛惜，然士各有志，无如何也。若更有第二次之变更国体，前次之遁弃者，固断不复出，而继此而遁弃者恐视前更多耳。果尔则亦殊非国家之福也。记者问曰：变更国体之事，将来能否成为事实，且大总统之意向如何，先生亦有所闻否？梁君答曰：此事能否成为事实，吾殊难言，就理论先例观之，恐在所不免，力学之理有动则必有反动，此原则之无可逃避者也。既有第一次之变更国体，自应有第二次之变更国体，赓续而起，其动因非在今次而实在前次也。吾昔在《新民丛报》与革命党论，谓以革命求共和，其究也必反于帝政；以革命求立宪，其究也必反于专制。吾当时论此焦唇敝舌，而国人莫余听，乃流传浸淫，以成今日之局。今以同一之论调，易时而出诸外国博士之口，而臭腐忽为神奇，相率以研究之，既可怪诧，尤当知吾十年前所预言者，今外国博士所称述只得其半耳，其余一半，则吾惟冀吾言之不中也。若夫我大总统乎，则两次就位宣誓，万国共闻，申令煌煌，何啻三五，即偶与人泛论及此问题，其断不肯帝制自为之意，亦既屡次表示，有以此致疑吾大总统者，恐不敬莫大乎是也。记者问曰：筹安会一派谓古德诺博士实倡此说，而本记者前访博士，则谓并无此主张，先生与博士夙交好，尝与论及否？梁君答曰：此次博士重来，曾一见访，吾适在津，未获相见，惟博士常有书致宪法起草会，所言皆就国民宪法立论，未尝他及也。记者问曰：闻先生在宪法起草会列席颇少何故？梁君答曰：吾自南游一次感受暑热，继续患病，旋愈旋作，中间或不能列席，非有他故，且前数次所讨论尚未及宪法内容，偶缺席当无伤，此后深愿与同人作速进行，将此种国家根本大法早具草案，聊尽国民义务于万一也。”（《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民国四年九月四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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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那篇论国体的文章未发表以前，袁氏曾使人以巨金贿请，勿为发表，发表以后，先生就接连着接到许多意图架陷的匿名信件。他在九月间致张仲仁书里记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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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仁吾兄执事：贱子缘病成懒，久不诣京邑，积想故人，每发寤叹。顷此间屡接匿名逆书（似尚有一两封随手摧弃不复觅得），其为意图架陷，明眼人一见自知，姑呈尊处博一粲。若侍主座时，亦不妨因便呈出，相与发噱也。弟前所为文，实深不慊于筹安会之所为，且揆诸古文以道事上之义，不能自安缄默，主座知我深而爱我挚，当不以为罪耳。出内之暇，惠我德音。”（民国四年《致仲仁吾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