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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四日，先生与同人等由沪乘日轮横滨丸赴港转桂，说陆幹卿起义，行前曾给梁令娴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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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明日行矣。此行似冒险，而实万全，勿以为念。本欲令此间眷属即返津，因吾寓左右有侦者四布，忽然尽室而行，彼必踪迹吾所往，恐缘此路上生波，故同人之意谓宜勿动，并所雇之印捕亦仍其旧，待吾到目的地后，有电来乃可他往，故暂仍之。希哲亦暂不随行，因此间尚有经手未了之件也。任发亦不带，铺盖亦不带，惟孑身挟两革囊行耳。汝母归宁之议，尚须从缓，好在距八月尚有半年，届时或吾同行，亦未可知也。吾有一手写极贵重之品赉与思成，（钉装完成当交存王姨处，现尚未完也。）为生日纪念，可告之令其力学，思永成绩若良，吾亦将有以赉之。”（民国五年三月三日《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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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先生这次入桂的详细经过，除了他那篇《从军日记》以外，尚有吴柳隅的《丙辰从军日记》可以参考。先生在他的《从军日记》里记此行的缘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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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云南首义之初，广西之响应久为全国所期待，凡曾与陆幹卿将军接者，共信其无变也。荏苒两月，音响转寂，于是渐或窃窃焉忧之。正月下旬，吾致幹卿一书，将三千言，为反覆申大义，剖利害。吾与幹卿既未前识，且兹事苟非内断诸心者，即游说何由进，吾书不敢期于有效，尽道而已。二月十九日吴柳隅介见一客，曰陈协五（祖虞），自言奉幹卿命相招，且曰我朝至桂夕发矣。其来至突兀，其事亦不中情理，初甚诧焉，同人且咸有戒心，谓将毋阱我，然吾察言观色，觉其情真也。协五复为言，有唐伯珊（绍慧）者陆之心腹也，三日后行且至，更衔令竭诚致我，且通殷勤于冯将军。翌日同人来会于静安寺路之寓，谓吾行虽不容冒昧，然必以使往，得其情，取进止。觉顿请行，孟曦副焉。约以二十五日丹波丸发，船票既购定矣，而唐伯珊以二十二日果至，述桂中经画至纤悉，更无置疑之余地。幹卿所为必欲致我者，自谓不堪建设之任，非得贤而共之不轻发也。如所言幹卿之器识，抑过人远矣。吾遂不谋于众，许以立行，然伯珊言当俟彼行后十日，许我乃发上海，而与彼会于海防，且觉顿辈之行亦须与彼偕，否则道中滋险也。而伯珊尚须如金陵，谒冯华甫，以故并觉顿亦不得发。时滇军方与贼相持于泸、渝间，状至险艰，待桂之兴，如旱望云，伯珊往返金陵逾一来复，此一来复之焦灼，殊难为怀也。初吾侪于此事秘之甚坚，与闻者六七人而已，而协五、伯珊之来，借展转介绍，其踪迹渐露于外，沪上一派之政客，或喜利消息而腾播之，以夸眩其声气，吾之行止寖假乃供多士谈柄，日益烂漫，乃至《时事新报》之北京访员以专电见报，吾虑自此不复能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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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一日，日本驻沪武官青木中将来谒，亦既有所闻，持以相质，吾告以实，遂乘势托以代筹途旅，盖逆料此行之艰阻不能免也。青木慨然自任，而使其属官松井者负其责，翌日松井报命，言既与东京、香港往复商定，属乘初四日由上海展轮之横滨丸，至香港更乘妙义山丸入越南之海防，议既定，而伯珊亦至自金陵，遂偕行。”（《从军日记》，《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一二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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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吴柳隅氏记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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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何陈君祖虞由京师至访。余言陆公荣廷实蓄讨袁之志，可说之，即起义。然广西一起义，必谋下广东，欲下广东，非得梁任公相助不可，因请余能请任公南下否？余告以君如能说陆公即起义，请任公南下相助事，余当任之。陈君遂回广西，谒陆幹卿，陆公披襟与谈天下事，言将起义，极愿得梁任公相助，因遣陈君至沪迎梁任公。二月二十七晚陈君至沪访余，言陆公派彼迎任公，翌日余遂偕陈君访梁任公于静安寺路寓所，任公言极愿入桂助陆，公拟先遣汤觉顿、黄孟曦先至广西，与陆公商量一切，未及行，陆公又派广西测量局长唐君绍慧至，迎任公速入桂，于是任公遂偕唐绍慧、汤觉顿、黄孟曦、蓝志先、黄溯初及余，于三月四日乘舟南下。”（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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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虽然在一月二十五日曾一度致书陆幹卿，但是他们并没有直接关系，黄溯初在一九二九年致丁在君的另一信里论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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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与陆幹卿之关系，并不因孝怀及其弟子而生，乃因陆派要人陈炳堃（曾为师长及粤督军）本与松坡通兰谱，松坡与幹卿间夙系此人牵线，故陆之推重任公，要求其赴桂，共同发难者，其原因半为慕名，半系松坡、舜卿（炳堃之号似为此二字）从中促成之也。”（民国十八年黄溯初《与在君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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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七日，先生抵香港，以由粤入桂诸多不便，乃于十二日赴海防，拟为偷度之举。关于先生抵港前后情形，他的《从军日记》里讲的很详细，这里不再赘录。现在只把吴柳隅在他的《丙辰从军日记》里所记的情形抄在下面，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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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南下之目的，黄孟曦则将假道于云南以入四川，黄朔初则将先至云南然后入广西，汤觉顿、唐伯珊则将取道梧州，以入南宁，余与蓝志先则拟偕梁任公经海防以入南宁，除汤觉顿、唐伯珊外，皆须经由安南，然虑不易经过也，拟假作外国人，由是各改姓名，并于舟中先印西式名片，余名柳留多，同行者皆以柳Yanagi样称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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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午前十一时舟抵香港，汤觉顿、唐伯珊起寓广泰来客栈，馀四人因将赴海防，仍住舟中，不上岸也。有顷，余觉舟中无聊，与志先、孟曦上岸访觉顿，入室未及五分钟，有二英捕及二华捕至，诘问余等姓名及来香港目的，继而穷搜觉顿行李，见有字纸，必读之数遍。盖余于四日离沪，五日袁世凯即通电两广各要隘，谓梁启超等数人将潜入内地，谋为不轨，如查出即扣留，请示办法（梁任公入龙州时即见此电文），意同时必并电香港政府。香港适在戒严中，不准党人托足，故对于觉顿行李严行搜查，卒以搜出陆荣廷所给护照一张（此护照乃唐伯珊之物），疑为广西官吏，始舍之而去。（时香港政府尚未知陆公将起义也。）最奇者，行李中包物之字纸，警吏亦读之数遍，而汤觉顿有一小皮包，中藏梁任公所草起义后讨袁之檄文二，康南海寄陆幹卿之书一，皆未被搜去，岂非天幸。呜乎，觉顿此日既能逃港捕之手，岂意后来竟不免海珠之祸，天实为之，谓之何哉！余等旋别觉顿归舟中，而觉顿与伯珊，则于翌日乘小轮船入梧州。黄昏船长忽与余等曰：香港水上警察窥伺绝严，君等五人在此，虑难保密秘，不如留梁任公一人，我有一密室可以居之，馀数人则上岸，别求寓所。余等然其说，旋由某洋行理事代租松原旅馆三楼大房一间，夜十时余遂与志先、孟曦上岸，投宿松原旅馆，惟溯初尚伴梁任公在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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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日，香港警吏得各方面报告，仍思搜索余等，本日午后索之附近东京ホテル，卒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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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李印泉来告余等，香港务旅馆住袁、龙之侦探甚多，断不可住，余与志先、孟曦遂于晨起移住跑马地李印泉寓所。午后警吏遂来松原旅馆搜索，而余等则已移居矣。余等之由沪南下也，闻人言假作外国人，则入海防可无须护照，及抵香港，而驻港法领事发布新章，无论何国人欲入海防，皆须领护照，每一护照，须有二殷实商家担保，并缴相片二张，且须亲盖手模，试思余等将谋揭竿事，安所得如许殷实之商家，以作余等领护照之担保人？且如梁任公又安能上岸拍小照？于是余等绕道海防以入广西之计画，将成泡影。此时余辈之心事，其焦逼为何如耶！梁任公见势至此，拟冒险入梧州，以赴南宁，余等以广东之地，袁、龙防范甚严（欲入梧州须由广东西江经过），此去徒自投罗网已耳，极力阻止之。商量两日，遂决定梁任公无须护照，径赴海防，别相机绕道上岸，旋再觅得一现成之护照，给黄溯初伴任公前往，而余与志先、孟曦则留香港，以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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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所乘之舟，初泊九龙，故予虽住岸上，尚得与通消息，然虑难保密秘，至是驶至大海中停泊，余等与任公遂消息隔绝矣。方余等之初至香港也，由广州日本领事传出消息，袁军已攻克叙州，未几又传袁军再攻克纳溪，未几又传龙觐光已攻下剥隘。恶耗频来，无在非恼人意事，余等斯时以为非再有他省响应者，则云、贵义师恐归于颠踬，而欲入广西又生窒碍，进退维谷，中心皇皇，而以梁任公之焦逼为尤甚，其所以拟冒险入梧州，及无护照而径赴海防者，皆急欲为云、贵谋得援军也。只身孤行，奔走万里，任公之大勇，于此可见矣。”（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五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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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先生七八两日给梁令娴的两封信，可见先生抵港后的各事情形，其七日书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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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于七日抵香港，尚须淹留一二日，乃向前途进发，抵目的地总在二十一二日也。在港不登岸，住在船中，（此次乘船亦别蛰居一室，不与一等室之客相见。）一二日后便过别船，故极安稳，切勿远念。王姨暂留旧寓，掩人耳目，意欲令其于本月杪返津，但将来到最后之目的地（故乡）时，恐又须彼往，盖欲使饮食得极安全，非此不可也。姑令其返，届时若需彼，亦不过多费二三日行程耳。任发终是忠实，吾亦不深怒，彼将来仍可用之。”（五年三月七日横滨丸舟中《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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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八日书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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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于初八日到香港，（匿舟中舱底七日，吾最喜海行，此行乃殊不得享海行之乐。）十二日由港往安南海防（船到港仍伏匿至今），约二十四五乃能到南宁。初时吾决意冒险由梧州往（经过广州省城），同人皆反对，（荷丈前晚已由梧先行）故仍迂道，殊焦急也。广西局面佳极，吾一到后即发表（或先发表），若种种计画，无他支障，则祖父寿辰吾当在省称觞也。此次同行者本七人（荷与桂代表偕），二人先由梧往，吾入安南极不易，（因护照须照相，故他人皆可取得，惟我无法取得，故行独难。）因尽摒去从者，独黄溯初一人偕耳。尚有孟希、志先、柳隅三人，则再设法分道行也。吾带来之行李已极少，（因假充日本人故行李中之支那物尽斥去，吾到彼乃并无一衣服矣，可笑。）今再省去，只携一小皮包，亦可称行路难矣。然危险却毫无，切勿以为念。（贼党似已知我行踪，但吾注意极周到，彼无从捉摸耳。）此行日人出全力相助，予我以种种便利，殊为可感。此后寄信可由八旗会馆谭典虞转交（或再加一封托香港日领事转典虞尤妥），信内加封写‘家大人启，思顺托’字样，外信封勿写我家（最好写天津谭宅），吾此后极忙，或越半月（一月亦不定）始有家书，勿以为念。”（五年三月八日香港横滨丸舟中《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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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丙辰从军日记》记先生在香港舟中决定总统问题和军务院等组织的经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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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贵起义而后，所极费讨论者，则为总统问题。当筹安会发生后，冯华甫有反对帝制消息，上海民党多谓冯如能首义，即举冯为总统，继而冯默无所举动。南方民党又有谓岑西林于新旧人物皆能融洽，有拟举岑西林为总统者。滇、黔师兴，又有谓宜举唐蓂赓或蔡松坡为总统者。及梁任公至香港，与李印泉等谈及此问题，任公主张仍遵照国法，推黎宋卿为总统，一则可以息争，二则可以明护国军之兴，为拥护国体而起，非为争权夺利而起，袁氏无词可非难护国军，又无术可离间护国军，此最上策。又云俟至滇、桂，当与唐蓂赓、陆幹卿等商定推黎事，择适当时期发表之。及军务院成立，任公即亲自起草，以推黎继任事为军务院第二号之宣言，其后此事成为舆论，举国皆言推黎继任，而首倡此议者，则为梁任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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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务院之历史，梁任公实与相终始。当任公至香港时，即谓将来起义诸省，对内对外皆不可无联合的机关，此种机关使以政治命名，恐未起义之省疑为组织政府，有垄断政权之意，不如以军事命名更少窒碍，可即名之曰军务院。后来南方有军务院之设立，其议即发源于港也。”（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五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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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六日，先生抵海防，此行有黄溯初相随。黄氏记先生在途中情形和准备各种电文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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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自沪赴港，同行者共七人，即任公与汤觉顿、蓝志先、黄孟曦、吴柳隅、唐绍慧及溯初是也。唐为陆幹卿派来密迎任公入桂之人，到港为五年三月初七日，因警吏侦察太严，无法越广州而入梧州，乃不得已分为两组。即任公与溯初于十一日夜秘密换乘日本三井洋行赴安南洪崎运煤之妙义山丸，为偷渡海防而后入桂之计，因在港不能得护照故也。其余五人则先后直接前往梧州，惟洪崎距海防尚有半日之行程，白日偷渡尤为不便，乃由日本驻海防之名誉领事横山君挈眷多人，独赁小轮，托词往游白大龙，朝发海防，经洪崎密载任公、溯初同游，至夜而归。其夜适大雨，故任公等于三月十六日入海防，而警吏竟不之知。白大龙为海防附近之海湾，距洪崎仅十余里，水碧沙白，小岛星罗，朝晖夕阴，美观无匹，不图吾侪身为逋客，竟于无意中而游如斯胜境，真生平之奇遇也。此行因事前与日本当道预有接洽，故到处得日人之助，否则被香港或海防政府捉将官里去矣。任公在妙义山丸中起草护国军军政府宣言，上黎大总统电，致公使团领事团电，及军务院布告等文，溯初则起草军务院组织条例，经任公加入三字，是即以后所陆续公布者也。原稿今尚存溯初处。”（民国十八年黄溯初《记任公先生民国五年由沪入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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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到海防后的情形，除《从军日记》所讲的以外，黄溯初在给丁在君的信里也记述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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