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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所用德人自当停职，宜与各邦商，将我国人久在海关著有劳绩者擢补一部分，俾人才有所历练（不妨声明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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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华银行性质与普通商业不同，自当停止营业，宜设清理委员会（或令外国人参加），将商存之款，发还存户，钞票兑现，或换给本国票。若处分此两种债项后，尚有余款，则提交中国银行保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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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严令似可不发，免本国人生恐慌，增造谣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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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由外交部与两院外交委员长分别有所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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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当最紧要关头，公与东海似宜多会晤，老成人阅历深，见地必常有高出吾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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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有他数事奉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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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田焕庭入京辞职，此公仆虽未识，但知其关系汴局甚重，望必絷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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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来电奉呈，请熟察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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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擎宇勋位前因别种关系故缓授，今事隔已久，深望从速补授，免灰其心。”（三月十日夜二时《致段祺瑞书》上海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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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七日，伍宪子致先生书，可见当日人士对先生舆论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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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兄大鉴：顷报载兄条陈国际评议会，主张从速与德、奥宣战，国中人心汹汹，皆反对此事，而集矢于兄一人之身。自抗议起至今将两月，弟始终不以兄所主张为然，但人各有见，不能强同，故弟亦不便反对之，惟今则国人皆反对之，兄二十年来之名誉今遂顿减，弟为兄计，不能不尽言，幸垂鉴察焉。弟平日持论，以为吾辈办国家事，不能以悠悠之口为进退，盖非常之原黎氏所惧，苟利国家，虽举国唾骂有所拂惜，今日虽有孰杀之歌，异日将有谁嗣之思矣。惟今日对德之事，弟窃以为不能语此，譬之于战，以偏师出险道，有时亦可建奇功，但必军心坚固，号令齐一，衔枚疾走，然后可出人不意，如飞将军从天而下，若军心怀叛，号令不行，前后且自相争挤，则中途即不陷于敌，亦已足自覆其军而有余。今中国之内情如何？府院之意见已深，阁员之用心不一，政府与国会不相融洽，中央对地方指挥不灵，各省之中，督军能力亦不尽能驾驭，各师之中，师长之令亦或制于中下级军官，党人各怀野心，俟隙思动，国民生计日尽，久伏乱机，此岂能利用外交之时，就令今次得大多国民心理之赞同，犹恐不能举，况又重以国民皆反对，则政府何术对付。内乱之生，即在目前，岂能战德，直自战而已矣。自战则愈战而愈乱，则引外兵以平乱而已矣，而中国遂从此已矣。兄数十年惓惓爱国之心，其结果则中国乃亡于兄手，兄纵不爱惜其名誉，独不爱惜国家乎？弟所以今日不能不尽言者，此也。弟自与兄定交，兄之视弟以为不过一温柔敦厚之人耳，不过一读书自爱之士耳，若夫谋画国家大政，剖析其是非利害，毅然有所主持，兄以为弟尚未足语此。故弟今兹之言，弟亦自知不能动兄听信，但君子之交也以道，弟不能馁于兄以取悦兄，或不幸至于颠沛流离，弟亦不能遽变其平日相敬爱之旨，而谈笑以道，反戈以攻。故今兹之言，皆出自诚心，愿兄无激于感情，稍平心察焉。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若必欲贯澈其主张之故，而不惮倒行逆施，则甚非弟所望于兄也。谨此奉达，并候起居。”〔民国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旧闰月八日）伍庄《与任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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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五日，张君劢致先生书，商宣战布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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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战之举，已经军事会议赞成，不久即实行。宣战布告望先生属稿寄下，其中仅指潜艇，抑就中、德国交十余年历史立论，亟应斟酌。末后以战争状态已存在为结束，但以何种事项为战争状态，又苦于无可借口，除两月来华人死者外，是否可以拘留颜使为口实，亦请先生酌之而已。军事会议除赞成政府方针外，有合全体督军督促之意，其发言最多者为李秀山、倪丹忱、张子治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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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文字昨商印昆，以为此时发表恐不相宜，今督军会议已决定举其所信与今后希望以告国民，在理在势，当无妨碍，会中停滞已久，今而后每日又有事可做，秉三、伯棠请先生促其即日来京（以使会中，稍振精神）为要。”（民国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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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三十日，张君劢致先生书，商有关宣战问题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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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来欲将各使来电示公，适已就寝，闻天明方归，曾觅森数处也。此时国际法上事件，大旨预备已有端倪，至财政上内而临时支出，外而美国借款，兵事上运兵计画，练兵计画，外交上遣外特使同盟酬酢（即国内金融民食亦在其列），皆非筹画不可，本拟就此数端一一询先生意见，以车行不及，待请与季兄筹之，并乞赐示。凡因加入而生者，由吾辈之手列一筹备清册，能行其一二或三四已可稍免罪戾，而国民受赐不浅矣。东海、仲老[14]谈话，间亦可以此询之。”（民国六年四月三十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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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五日，张君劢致先生书，报告外交进行情形，并请先生发表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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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为各公使循例访外部之日，俄使辨俄、德单独议和说之无根，日、英两国公使奉政府训令，为友谊的劝告，大意谓中国此时宣战，必于国家前途有利，虽所要求条件一时不能即答，然必以十二分之好意考虑之。法使之言未奉政府训令，然大略相同，星期四日林权助往访总统，除与外部所言者外，另有语特告总统，谓此事关系中国甚大，贤明之大总统于举国一致之义，谅必注意及之，可无俟外人之多言，若不幸而有‘オモシロクナイコト’，不特影响于中国，即日本亦同利害，当日同往见者，为船津氏将‘オモシロクナイコト’译为非常政变云云，而总统又附会其词，以告行严等，谓林权助忽来警告，若中国不幸而有内乱，日本必出兵相助，可知凡可以挑拨恶感者，不惜捏造外国代表之言，呜呼，吾复何言。惟日来国会形势甚恶，有以倒阁为目的者，有以无交换条件而反对者，有始终怀疑者，分派既杂，言论极不一致。吾侪为主张之人，当是时惟有挺身而出，以分政府之责，凡可以不达解散之一境，吾辈应牺牲一切以图之，矧夫其为家喻户晓之功乎。今国会将投票矣，星期日正午十二时又为后援会开会之期，先生应有一番演说，以终始其事。志先、希陶、亮侪所见相同，属作此函托搏沙携呈，请于晚车莅京为盼。晚间傅清节向森言先生能来京促成其事最盼，盖自总理以下，均知此事之不易了也。”（民国六年五月五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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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八日，张君劢致先生书报告政局情形与宣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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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奉上一书，谅登览。近日政治问题以国防内阁为中心，绝对反对者，持此说以倒阁，条件反对者持此为交换之资，行严与政学会中人持第二主义者也，为避各走极端计，为免解散国会之纷扰计，此说之不得谓非策。行严言之于森及孝怀，森先以此说进，合肥拒之甚力，谓总理可辞，条件不能交换，此搏沙赴津日已报告先生者也。近日政学会稍稍让步，谓不必在宣战前改组，但得总理一言为保证，已可同意于宣战案。孝怀昨以此说商合肥，得其赞同，今晨在院中开会，已将国防内阁之说向各派表示，故德义上已有一种不能不改组之约束矣。凡此所为，皆于无办法中求办法，勉力为之，非得已也。此种表示志先及同会中人大致赞成，惟究竟今后如何改组，其人物为谁，此则最费研究，而吾党所处地位愈不可不审慎也。现宣战案已提出府中，一无妨碍，即行盖印，闻众院中有六七分可望通过，所难者，则在参院，然亦不至大决裂耳。孝怀南旋，已以最后忠告进于合肥，谓万一不通过，当先之以辞职，然后及于根本解决。森意此为独一无二之法门，不容再有第二路，以政治轨道言，固应如此，即不以轨道言，亦必如此而后有以收天下之望耳。余由孝怀面述。”（民国六年五月八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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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一日，张君劢致先生书报告时局各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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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拟作书交赵五，以时不及而止，兹将所闻各方情形奉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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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民包围众院事，出现之由，全系傅清节、靳翼青、王揖堂所为，而倪丹忱与闻其事，详情尚不得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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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督军会议于国会元首决约定办法，共分四步，先国会，次总统卫队，又次软禁总统，再次去之而后已。此系王聘卿将军事会议内容报告黄陂，而黄陂左右所传出，当非全无根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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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晚事毕后，合肥极恨办法之不周密，乃不得不以平和方法为调停，今晨已发命令严惩首事之人，其用意在此。乾若以乘间以国防内阁之说进，合国民派二人研究派二人院派二人于一炉，合肥不甚首肯，然视森进言时已相去甚远矣。但云如在阁中可以共事，不致捣乱，本无不可，大约岑尚可相容，唐则绝对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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