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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宁已五日，以河间坚留不获，同志请北旋，兹将所欲言者条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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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间北上问题，据所自述，则以南方大事诸多未了，第一沪、赣军队陆续到齐，尚须有一番交代；第二徐州定武军安置方法，尚未完全解决；第三沪上若伍外交程海军日谋捣乱，不有坐镇之人，恐东南不能无变。然此三者，皆门面语，而实在原因，则以黄陂未辞，即辞矣，西南方面是否以有任期之总统之辞为合法，尚属疑问，故河间北上之期，以二事为前提：一黄陂完全辞绝；二各督敦请河间北上。苟此二者而不实现，即日日言北来，而实则无北来之心，此则里面语，当注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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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冯、段关系始终未融洽，近来北方来电较少，而日期又多，凡非加急电必待三日或五日后方到，如通告就职电（副座代行职权），系八日所发，至今日（十三日）乃到，因此河间颇以合肥不受商量。据此间传闻，曹兼直隶省长，倪兼安徽督军，事先均未商量。至此次内阁名单，河间极不以刘冠雄长海军为然，于润田则云此人于国内舆论中颇有非之者，以此列阁员中，总嫌不漂亮。森意以后北方军事政治，宜多发电，而于用人一端为尤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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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苏督军前有属倪丹忱之说，河间或者以迫于情势，曾有此约束，而实不以为然。日前曾与予曰：此间有老将某某某某，彼何能驾驭，而尤关紧要者，则为李秀山之反对，李在九江演说复辟源流，将张、倪并为一谈，近来颇遣重军来宁，而昨日来电报告，在九江又驻一师，此皆对倪之示威运动也。张季老亦反对倪之督苏，曾招刘厚生至通，森至申一行，厚生以此相托，苏省自治研究会系京研究会之支部，闻有电致先生，托暗中打消此事，倪之人地不相宜若是，则此事应否发表，极应注意。森所以述此，非欲先生直接在合肥前反对，不过应知内容，如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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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沪上国民党孙、岑两派宗旨方针各异，孙文于初四日坐军舰应瑞至舟山，谋与镇守使顾乃斌据舟山，与顾议不协，现在广东，似海军一部尚听孙指挥，而其中以程璧光为媒介，故程之应免犹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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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杂事数项应告合肥急办者：第一，西林于合肥之举义，颇示倾心，有毁合肥者，曰合即辞矣，亦应视国会之准否，以孙文辞职，曾经参议院许可也。至国会则主张恢复，但云此次国会之开，应但议宪法，事前逐条协商，商妥后再开，故开会之期以三四日为限，如是不至干涉行政，激成意气也。问其有无把握，则曰视各党如何协商而已。至参议院之说反对颇烈，孙派之言曰：昔孙之辞职，以宣统退位为条件，今宣统复辟，则孙当然复取得总统之资格，张熔西告我曰：此之谓双复辟也。岑派则于河间代行职权，并无间言，曾派行严来此道贺，并述恢复国会之希望。森十日至申与熔西谈甚久，大旨告我曰：总统而不辞，则黄陂总统资格当然存在，肥之复职之害，视宣统复辟为尤烈。西林答以私人感情为一事，公论究不可没，合肥本有月给其津贴二千元之说，望速图之，孝怀曾以此相属也。第二，沪上舆论急应注意，各报告中应相机辅助，以参议院宣战案在在与舆论有关，若不急图，将来必无及矣。第三，此后宣战案与参议院是否免于反对，即视现政府之威信如何养成，善养之则反对少，否则反对多，所以养之之法，则张勋定武军应以明令声明裁撤，（列举财政军政之理由，惟军官则可因才器使。）不得为如倪如他人所兼并，事宜急行，日久则兼并必有所借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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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舍弟接先生电，有招致来京之意，舍弟以在申日久，稍有信用，不愿离申，而商界中凡人一见于任命，即目为官场，反将信用损失，森意舍间食指众多，所以能安居，赖舍弟一人维持之力为多，若亦随森浮沉于政界之中，则一家无以自保，故望先生勿以官职强之，此为吾一家计，不能不恳于先生者也。至若银行财政计画，有见到处，当即令其入京面陈，舍弟曾有两语告森：第一，不可立远大计画，但求目前行得去；第二，中行钞票应自京行下手，而下手之法，则在通汇兑，故徐恩元以盐余接济汇票，乃一良策，目前应积三四月盐余现款，则票价即可达额面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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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财政次长舍叔鲁外，无相当人物，惟据其语森者观之，似非绝对不愿，不过略有条件而已。第一，不可多立财政计画，第二，不可多交条子，第三，但管盐务有不愿处，并欲与闻部务，第四，得一可商量之他次长。此时先生而不登台，则无论已，诚登台矣，求一熟识外国银行而又能奔走于冯、段及倪丹忱之间，如叔鲁者，何可复得，故无论如何，必当罗致之也。向往此间无所事事，欲归而叔良、仲仁多不许，尚拟再住一星期，乞先生发一电促之北行，可借口脱去也。一切详情，由志清面述，略道森所见者如是而已。合肥处曾约二三日即返，便中乞先生代为道及为要。”（民国六年七月十三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季常吾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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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七日，段内阁成立，以先生为财政总长，十九日，先生通电宣布就职，其致冯大总统一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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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总统钧鉴：七月十七日敬承策令，俾长财政，感悚莫名。启猥以疏才，膺兹重寄，艰虞所迫，义不容辞，已于效日就职，顾念邦基再奠，国计维艰，此后因时阜用，端秉训谟，敢竭股肱，以期康济，除正式呈报外，特此电闻。”（民国六年七月十九日《致南京大总统效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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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致各省督军省长一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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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超奉令筦领财政，业于七月十九日就任视事，自顾辁材，惭膺艰巨，国基再奠，筹济攸资，伏盼中外一心，共支危厦，尽言匡诲，时贲良规，俾启超得以罄智效忠，借纾国计。特此电闻，伫候明教。”（民国六年七月十九日《致各省督军省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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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阁员中属于研究会会员者，尚有内务总长汤化龙、司法总长林长民两氏，此外教育范源濂、外交汪大燮、农商张国淦，也都与先生有旧，所以他这次与段氏合作，实在是对整个的政治抱有很大的希望。三十日《申报》记他在研究会报告入阁主义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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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研究会昨开大会，梁任公报告入阁主义，在树政党政治模范，实现吾辈政策，故为国家计，为团体计，不得不牺牲个人，冒险奋斗，允宜引他党于轨道，不可摧残演成一党专制恶果。吾人负此重责，愿诸君为后盾。”（民国六年七月三十日《申报》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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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日，国务院通电各省，征求对于召集临时参议院之意见，二十五日《申报》载先生发表对于国会问题的谈话一篇，借见主张必须召集临时参议院的原因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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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二十一）下午二时记者特访梁任公于财政部谈问国会问题，盖吾人对于国会政府，未将确定办法宣布以前，终日夜觉为不安也。梁之论国会，亦作政治论，而不作严格法律论，而对于国会主张，恢复之不能，改选之不可，而以召集临时参院惟比较的无上上策。惟梁对于国会，不能恢复之原因，言之详尽。第一原因谓各督既以全力打破国会，而使之解散，今忽恢复，政治上将生莫大之反动。第二原因纵使对于各督军可以疏通，使勿反对，但彼等必问国会恢复而后，是否果能速定宪法，是否可以一改从前之态度，则无论何人不敢为担保。盖前此项城失败而后，多数主张恢复旧国会，且与各派约定，惟从事于制定宪法选举副总统等两三问题，几有歃血为盟之概，谁知国会一开，尽弃前约，日惟查办质问，以虚度其岁月，此余（梁）所以不敢再为担保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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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曰：当国会将近解散之日，民党方面曾有对于宪法让步之宣言，今何妨再以此商之。愚意法律不可使之尽归于无效，法律一度无效，则今后虽有宪法，安保无以强力破坏之者。且召集临时参议院，又安敢必其决无反动发生乎？愚为新闻记者，不欲表示意见，此不过愿释疑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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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答曰：此意吾人亦讨论及之，但现在所谓政派，其首领并无拘束党员之能力，一旦关于己身利害问题，则群叛其党义，而不之顾，今时何人能出而担任将来恢复以后之必无反汗乎？明知其无益，而虚费迫急之光阴，时机一过，或竟欲召集临时参议院，而有所不能矣，岂非危险之事。至现在所拟之办法，（临时参议院）固不敢谓各省皆能同意，其中或有数省不能派员与会者，则当另行设法疏通，此外无他法矣。又余（梁）所谓改选亦属不可者，非但改选必须相当之时日，盖以严格之法律言，则改选亦无根据，而又不能去国会组织不改之弊，如是之国会，再过三年，国家不更危险乎？至于召集临时参议院，有改良组织之利，而约法上亦可以勉强比附，似三者之中可行而比较有利者，莫此若也。”（《梁任公之国会谈》民国六年七月二十五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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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征求各省召集临时参议院意见的通电，据说出先生手笔，二十八日《申报》记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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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意见电，系二十四日发，为任公手笔。首言恢复不可，特引唐（继尧）督军破甑之喻，言国会威信已失，再言改选迟重，非计久远，最后言改组，特引陆（荣廷）巡阅之主张，但欲改组，则非先有临时参院不可，请抒论详复，末盖国务院敬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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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临时参议院的办法，先生主张最力，因此当日舆论颇多不满于先生者，后来南方借口发起护法运动，造成南北对立的局势，这便是先生始料所不及的了。现在录二十八日姚雨平致他一书，借见当日舆论不满于他的情形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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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报载执事有极端主张召集临时参议院之说，深以为异。夫今日召集临时参议院，于法律实不可通，中外各报诸多论列，而于天津《大公报》本月十九日冷观社论剖辨尤详，岂能徇一部分之利益与感情，置国家根本法于不顾。时局纠纷由于离法，去法愈远，时局愈纷，与其谓以政治救济法律，毋宁以法律救济政治，法律本义在于固定。前筹安会发生时，执事曾以贤者不得逾法律而为善，责杨晢子，今如报载，执事意在改良约法与国会组织法、议员选举法种种，故有此举，岂今日则贤者可逾法律而为善乎？言犹在耳，宁不令晢子笑人。段公发强刚毅，足以有为，仆虽无似，具有同情，惟本君子爱人以德之衷，何敢于道义法律之外，强为附会，致以爱始者转以害终。召集临时参议院，似于法律时势均不许可，昨经将鄙见所及，函呈总理，倘以为刍荛可采，早晚开国务会议时，务请将此议力促打消为幸。舍己从人，尤见盛德，执事虚怀若谷，想必有以见教也。”（民国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姚雨平《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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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众议院议员赵炳麟代康南海致先生一书，对于先生民国以来政治表现，大加抨击。该书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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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言论甚高而其行何卑且谬也。古今中外，无论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必有缔造之真理贯注于政体中，而其国乃豸。譬诸人身饶有精神而其躯壳之男女饮食方得主宰，故曰天君泰然，百体从令。君主立宪之真理，在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凡图治之主，无不以人民趋向为从违，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反此者，权必替，国必乱，经史可鉴也。至于民主立宪，全以人民为主体，以法律为帝天，压抑人民，违反法律，即为大逆不道，共和先例具在也。中华民国仅六年，生与汤化龙已两次行逆矣。民国二年之违法解散国会也，汤主谋，生主笔，怂恿项城以宪法为名，驱逐议士，逮捕党人。生与汤换得司法、教育二总长，民愤不伸，乱事踵起，杀吾聪秀国人殆数十万。使生与汤能行其道，即视此数十万生命如尘芥，虽曰不仁，尚可说也。项城猜忌生与汤，终被摈斥，狼狈出国门。呜呼！杀人利于己，仁者犹不为，杀人不利于己，乃忍心为之，不甚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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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夫所指，不病亦死。袁皇帝崩，共和复活，国会再生。生乃不知悔，复与汤设种种毒计，结合国会中无智识无气节之政客，非破坏国会不止。挑动武人，倚重外力，于是已安已静之中国，不一月恶云满天，洪波腾海，叛军朝起，议士夕散。绍轩约余复议，以为假共和祸患无已期，何如真立宪民命可长保。生又借口政体，视此为投机事业，拥兵入京，遂攫大位。使生真为共和，余无可言矣。乃恶旧国会不利于己，扬言曰民国已亡，生与段氏复造之，当别召临时参议院，改约法，定议宪机关，更国会选举法，千奇百怪之谬论，皆生与汤为自便计。不知此议果行，中国自此破碎，宪法永无成期，内乱纠纷，流血千里。生固不惜外力平乱，特苦我民永陷万劫不可复苏之孽海。呜呼！何不仁之甚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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