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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八月二日赴南京，中旬至上海，末旬至南通，各处均有讲演。八月杪赴武昌及长沙，先生居长沙两日，武汉数日，始经河南返津。九月七日《申报》记先生莅湘讲演各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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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于八月三十一日乘专车到省，赵（恒惕）省长以次及教育界各人士均到车站欢迎，入城后在天乐居行馆稍憩，即邀交涉员仇鳌、财政厅长唐谳访时务学堂故址。因二十五年前梁氏曾在该堂讲学也。既至，寻得及旧居之室，拍一小影，遂至暑期学校，书‘时务学堂故址’数字，请仇、唐刊在该处以为纪念。午后四时在一中演讲，于此次莅湘甚多感慨之语，大演题为《什么是新文化》，听者极众。七时赴赵省长宴，梁、黄均有演讲。次日上午五时往游麓山，展拜黄、蔡坟台，九时返城，至省议会观第二次常会开会礼，并讲演《湖南省宪之实施》。十二时后赴大麓学校，时务、求实、高等三校校友会欢迎会，书‘自强不息’四字为该校校额。二时许赴商会各公团公宴，三时半赴遵道会公开讲演，题为《奋斗之湖南人》，听者多至数千人。五时许复至一中，与教育界人士共摄一影，又在该校演讲，题为《湖南教育界之回顾与前瞻》。因时间迫促，仅讲完前段。六时许赴教育会公宴。宴毕即与黄任之、沈肃文诸氏赴小吴门外车站，赵省长以次以及教育界人士均至车站送行。”（《梁任公莅湘讲演记》，民国十一年九月七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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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十日该报载先生在武汉报界欢迎会上发表之演说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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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言论界应注意之事甚多，如政治应如何监督，社会应如何指导，教育实业应如何振兴，皆宜切实注意。今日因时间无多，殊不能尽述，惟有一个问题，须与诸君研究，即对于无业游民，应下一总攻击令是也。吾国社会所以如此堕落，各种事业所以如此败坏，概是一班无业游民有以致之。然则吾侪言论界，应有共同攻击之必要。惟有炮垒甚坚，故亦不易。吾侪于此当有一种有力的预备。无业种类约分为四：一乞丐、二强盗、三流氓、四废物。日在高级机关之人，谁不在摇尾乞怜之下，于是受高级流氓之栽培，遂变为高等乞丐，换言之，即在大乞丐之下作小乞丐而已。智识阶级尚且如此，宁不可惧。至于高等强盗，即各省督军、巡阅使是也，亦有曾作督军、巡阅使而后实行为强盗者，亦有非真为强盗，而其行动有似强盗者。凡此种强盗，彼于国民之前亦不自讳，于是全国人民都在许多强盗支配之下。而此种强盗饭量甚大，常人只两碗三碗已足，彼非千碗万碗不可，于是彼一人已食千人万人之食矣。第三种为高等流氓。流氓与乞丐、强盗略有不同，质言之居于乞丐、强盗之中间，即一般政客是也。此种高等流氓本领甚大，随地可以钻入。吾人平日所见各种农、工、商会，在理当为农、工、商人所组织，其实不然，各团体内皆属高等流氓而已。第四为高等废物，此种人或曾经做过高等乞丐、强盗、流氓之后，而以高明自鸣者，或做诗学佛，或以赌酒为生涯，见人则说几句悲观话。此种人颇能得社会之重视，然其饭量亦不甚小，可以食兼人之食。故吾人以为社会大弊害，不在政府，不在政治，而在此种无业阶级，若长此任其猖獗，吾侪国民非破产不可。”〔《武汉报界欢迎梁黄记》（任公演说）民国十一年九月十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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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九月中旬返抵天津，十月一日致张东荪一书，言著述情形及杂志报纸文章各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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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后尚未一通讯（亦未得公书也），因方埋头于一、二种著述，百事俱废，公当恕我。百里索《改造》稿，无以应，无已只有取三年前讲稿未印者《孔子学案》聊以塞责。谨别包邮上。双十节报中文恐来不及，公能饶吾耶？前所交之《讲演集》已付印否？公曾作序否？”（民国十一年十月一日《致东荪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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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七日，先生著《大乘起信论考证》一书成，其自序中述著该书的缘起和经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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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草创本文，其初不过欲辑译日本学者所说，介绍于我学界而已。既而参考各书，亦往往别有所发明，且日人著作其简繁详略之处，多不适于吾国人之检阅，乃全部重行组织之，虽名迻译，实不异新构矣。为行文便利起见，故篇中所述孰为望月说，孰为其他两家说，孰为我所新附，不复一一标举。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作始，十月七日成，此十二日中尽废百事矣。”（民国十一年十月《大乘起信论考证序》，见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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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八日，先生致张菊生、高梦旦一书，商印《大乘起信论考证》各事，录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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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敬悉，条复及别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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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寄上《大乘起信论考证》稿本一册，请分两期登《东方杂志》。此文颇极得意，初时本拟作数千言，卒乃成此巨帙，甚可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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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此文登杂志后，最好另印单行本，因爱读佛典之人，不必皆阅《东方杂志》也。此文虽属一专门问题之著作，然颇有兴趣。两公皆非佞佛之人，试一读之，若两公感觉有兴趣，社会当亦欢迎，数千部之销数似不难（定价四、五角），请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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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决印单行本，则可将《起信》原文附印，其附印之法，（一）梁译、唐译两本对照，（二）分章节，（三）加新式圈点符号。若有意如此办理，弟当一手包办，但要求公司送我一百册作此部分之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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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尚拟作《楞严经考证》一篇（至多不过四、五千字），若印单行本时，即可附入（若有意如此办，弟即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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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常识丛书之《释迦》一部，准阳历十一月三十以前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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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研究法》请即照梦兄来书，再版印三千部，（此书此间尚存千数百册，拟日内移交津馆代销何如？）其办法仍照从前‘自印包售’、‘六折算帐’，印费请先垫付，在售价内扣除，书价三节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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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研究法》第三期书价（第一次之六千册），原订本年秋节交清，前此除一次由津馆交来若干，二次由菊兄代付君劢千元，余数若干，希饬算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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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纲事下次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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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弟于阳历本月二十前到南京，复书请寄东南大学。”（民国十一年十月八日《与菊生梦旦两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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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十二日，张菊生即复先生一书，读此书可见先生是时已与商务印书馆订有撰文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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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教谨诵悉。《大乘起信论考证》稿本一册，亦已收到，费三小时之力展读一过。弟素不信佛，而亦能终卷，是必为有兴趣之文字。西人著述有所谓读书之钥者，此书殆可为习是学者之钥矣。先登杂志，既印单行，已示梦旦，一切当遵办。前订撰文之约，即自本月为始。弟等之意，仍以按月致送为宜，文兴浓时，可以多做，反是则减少，（千字二十元乞勿为人道及，播扬于外，人人援例要求甚难应付。）偶有出入，无所不可，断不必按月计算也。该款是否送津门尊寓，抑由南京分馆径呈，并乞核示。《西史大纲》甚盼早日脱稿，谨俟后命。余事由梦旦另复，不赘述。此信仍寄天津，想尚未启行也。”（民国十一年十月十二日张元济《致任公吾兄同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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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日，《梁任公近著第一辑》编定成书。该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本年十二月出版，中、下两卷次年六月出版。兹录其自序于下，以见先生两年来的著述情形和该书的大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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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九年春，归自欧洲，重理旧业，除在清华、南开诸校担任功课，及在各地巡回讲演外，以全力从事著述。已仰布者有《清代学术概论》约五万言，《墨子学案》约六万言，《墨经校释》约四万言，《中国历史研究法》约十万言，《大乘起信论考证》约三万言。又三次所辑讲演集约共十余万言。其余未成或待改之稿有《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示的情感》约五万言，《国文教学法》约三万言，《孔子学案》约四万言，又《国学小史稿》及《中国佛学史稿》全部弃却者各约四万言，其余曾经登载各日报及杂志之文，约三十余万言，辄辑为此编，都合不满百万言，两年有半之精力，尽在是矣。本编殊芜杂，不足齿录，过而存之，借觇异时学力之进退云尔。上卷即《欧游心影录》之一部分，彼书既中辍，录其可存者，分别标题凡八篇。中卷专为研究佛典之著作，内中有《中国佛教史》之一部分，都凡十二篇。下卷研究国史及其他国学之著作，及政治问题诸论文，与夫无可归类者，凡二十七篇，与三次所编讲演集无一从同焉。十一年双十节编定。”（《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四十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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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梁仲策有南返营葬之议。他在十月十一日致先生的书里论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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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葬事，一月前尝有书寄棠邨，嘱切实调查草坟石塚须费若干，石坟石塚须费若干。闻旧坟地所余之石足用而有余，所需者惟工与灰料而已。由港运省之费用，亦托其调查。久未作答，想在调查中也。因自解俊北来，言守坟人有被盗事，联想该山庄即在海滨，且有码头以便转运，颇为寒心。南归之志已决，唯俟棠邨之复信而已。”（民国十一年十月十一日梁启勋《致伯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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