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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不难想见光绪在读到言之有物煽动性强的康著时心潮澎湃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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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激动的还有慈禧，捧着康著《波兰分灭记》，她泪如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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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年的所作所为再次印证了慈禧的立场：要改革，但不能威胁到自身的权力和满人的统治。因此，她对光绪说：“不烧祖宗牌位，不剪发辫，你便放手去做，我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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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康有为见光绪不断催要自己的论著，索性来他个“小变不如全变，缓变不如骤变”，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抛出两颗重磅炸弹：废八股和开制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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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从广度（士林）一个从深度（高层）上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个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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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局是从日本引进的“舶来品”，康有为的设计，刀刀在割慈禧的禁脔（lu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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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皇帝主持的中央制度局下设十二专局（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地方“道”一级设新政局、县一级设民政局，彻底架空从军机处、六部到地方道县的各级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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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此时，戴在康有为脸上比川剧变脸还多的层层面具才全部揭开：既不是推翻君主的革命党，也不是要求议会的改良派，更不是遵从孔孟的传统士大夫，而是迷信权力、欲取翁同龢而代之的法家枭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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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登顶成功的康有为临风而立，俯瞰众生，一副忧国忧民的表情，沧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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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三年而成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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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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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马上意识到危险近在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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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慈禧可以开明到给光绪请英文教师，但权力红线决不能碰，一旦变法滑向党争的歧途，则再无回头是岸的机会。届时，作为帝党领袖、康有为的介绍人，翁同龢将首当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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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新学伪经考》后，翁同龢开始从内心深处排斥康有为，称他为“经家一野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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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对比了公开发行和进呈光绪两版立论截然相反的《孔子改制考》后，翁同龢对康有为的人品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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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议会还是开制度局，二者所走的道路可谓南辕北辙。一个伸张民权，一个巩固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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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康有为在戊戌年之前与之后都大谈议会和宪政，唯独戊戌年间猛烈反对的行径，同盟会骨干胡汉民犀利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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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时因官职不高，或因立宪条陈，被一封御旨弄个贵族议员当，岂不荣耀？及特旨召见，自以为指日可以大用，变法之际要用他多少条陈，作为新政要人，何患不得大位？万一他把握政府的权柄，却被议院监督住，岂不是好些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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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也明白，朝秦暮楚贻人口实，便在日后刊印的《戊戌奏稿》中大肆篡改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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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清帝第六书》为例。原折中对制度局的定位是“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伪折中却变成了“商榷新政，草定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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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伪折还掺入了一大段原折中根本没有提及的对西方政治体制的描述：“泰西论政，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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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政客，以为恶行只要做得足够隐秘，便能逃脱历史的审判。殊不知在时光的沉淀下，善恶皆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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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康有为庐山真面目的翁同龢急踩刹车，在光绪又一次向他索要康著时说“与康不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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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吓了一跳，追问其故，翁同龢答以“此人居心叵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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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当场发毛：居心叵测你引荐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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