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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强忍怒火，让翁同龢传知张荫桓——绕开你总行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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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翁仍然拒绝，反问道：“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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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有点为老不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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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岁的年龄差距，代沟深到足以使情同父子变成形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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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分危机让翁同龢的思想渐趋变革，甚至一度想全权委托汉纳根来练兵，但观其一生，对洋人的排斥与仇视是深入骨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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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笔下，英使巴夏礼“嗫嚅（niè rú，吞吞吐吐）浮伪，最可恶”，日使盐田三郎“陋而狡”，只有美国公使杨约翰“尚敦笃”。曾纪泽同外宾周旋则是“作夷语，啁啾（鸟叫）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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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翁同龢还把一次外交活动写成“正午各国公使来拜（不书“来访”）。一群鹅鸭杂遝（tà，杂乱）而已”。把聚会结束写成“公使退，余等一哄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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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把同洋人打交道比作“日处豺狼虎豹丛中”的老头，与光绪的矛盾则更像是两个时代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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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集中爆发点在于外交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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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陆续向清廷派驻公使。围绕使节见清帝时的礼仪，中外展开了艰难而曲折的谈判，终于在同治十二年（1873）以清政府的屈服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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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二月，同治亲政。六月，西方五国公使以鞠躬而非跪拜之礼在中南海紫光阁觐见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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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面对墙倒众人推的局面，光绪忍辱负重，稳步改进外交礼节，捭使同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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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德国亨利亲王访京，光绪准其乘轿入东华门，拟在毓庆宫接见。而刚经历了胶州危机，受够了德国鸟气的翁同龢则表示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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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在接受俄使的国书时，光绪不再命旁侧的奕劻转呈，而是令其直接上丹陛放到自己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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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僭礼之行，既不和总理衙门商量，也不跟奕劻打招呼，偏偏只张荫桓一人事先知晓，这不能不让翁同龢对张的用心产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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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徐桐参张荫桓“唯利是图”，光绪让翁同龢出面力保，翁坚拒。两人相持不下，争执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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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致命的打击是奕訢的临终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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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和光绪探视病危的奕訢，在问及可堪重用的朝臣时，他推荐了四个人：李鸿章、张之洞、荣禄和裕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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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试探地提了下翁同龢，奕訢条件反射般垂死病中惊坐起，把多年来对翁阻挠洋务、盲目主战的积怨瞬间爆发：“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弥天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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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奕訢去世，光绪正式向慈禧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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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做了一笔政治交易：慈禧默许光绪变法，光绪则将翁同龢炒鱿鱼并裁撤督办军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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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慈禧决意搞掉翁同龢的是军机大臣刚毅（1837—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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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之反动举世罕见，曾有“汉人一强，满人必亡”“宁赠友邦，毋与家奴”等语录传世，嚣张跋扈。坊间传曰：自言自语刚枢密，独断独行翁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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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枢密决非《走向共和》里粗俗无知的形象，心思细密的他曾为庆贺太后大寿特意制作了十二面镂花雕饰的精美铁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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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中外馈献堆积如山，慈禧早已麻木，任何奇技淫巧都激不起她半点兴趣。为了引人注目，刚毅狂洒银子，买通太监，将屏风放在内宫太后的必经之处，果然引起了慈禧的注意，下命将之移置寝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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