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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良再次陈情，载沣索性来了一句：“汝痰疾尚未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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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出国考察的邮传部侍郎汪大燮自东瀛归来，上奏密陈日本的小动作，折子却被留中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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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三启奏，终于得以面见载沣。痛说利害后，载沣默然无声，旋即取出一只怀表，道：“已经十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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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端茶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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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为了倒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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懦弱的载沣甚至连同样庸碌的隆裕都对付不了，被时人讥笑为“内惧福晋，外畏隆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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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裕当上太后，第一件事便是在紫禁城修“水晶宫”，以为娱乐之所，而正在兴建新军的清廷财政已然吃紧，载沣却根本无力阻挠其败家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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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说一点手腕都没有，也不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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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国公载泽因贪赃被参，载沣传见时，以折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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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确凿，载泽清楚无法隐匿，遂一一承认，静候处罚。谁知，载沣竟收起折子，淡然道：“既然确有此事，就不必交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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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裸裸的包庇，为他赢得了一个甘愿效力的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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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二年（1910），举国上下力言解除党禁。载沣为了树立开明的形象，意欲解禁，使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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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隆裕顶着凤冠，急如星火地找到载沣，阻挠道：“非此二人，先帝何至十年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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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政王的权力运作只好再次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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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按时临朝的载沣，都会面对养心殿的西墙凝视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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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挂着各省官员的职名表，总督以下、知府以上，全都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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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临天下者，权力首先在此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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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墙两旁，挂着一副雍正题写的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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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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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雍正，联语表达的是一种踌躇满志和对集权的渴望；但对载沣，却充满了一种莫名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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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制衡的微妙之处在于：有人掌权的同时，要对权力的效果负责；而有人拥有权力，却从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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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裕扮演的就是后一种角色，不承担权力的责任，却有监管权力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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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西太后留给侄女的这份遗产，载沣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也许，退位才是他最好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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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6日，载沣交权归藩，神色淡定地回到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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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更衣用茶，并淡淡地对哭泣不止的瓜尔佳氏道：“这下可好了，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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