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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规画未善，致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支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准商办。乃数载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账甚钜，参追无着；湘、鄂则开局多年，徒供坐耗。循是不已，恐旷日弥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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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从小到人民公园瞻仰“保路死事纪念碑”的老成都，实事求是地讲，盛宣怀并未夸大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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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沪杭甬铁路（上海、杭州、宁波）为例，清政府原拟借英资筑路，遭到江浙两省绅商的强烈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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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两省各自成立公司，承担境内铁路的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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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铁路公司推举咨议局议长汤寿潜为总经理，在全省募集股金。股款中，有老人的寿衣棺材费，有寡妇的生活储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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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汤经理的亲友团集体跑来赚快钱，争相介绍筑路物资。由于缺乏监管，浙江铁路公司盲目采购、亏空严重，最后竟资不抵债。若非政府施以援手，汤寿潜多半卷款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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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汉铁路的问题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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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了八年，集款远远不够。开工无期，耗费却日多，挪借侵蚀、假公济私的腐败行为比起官场来不遑多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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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主管施典章甚至调拨公司三百五十万两资金跑到上海搞投资，中饱私囊，结果遭遇股灾，钱全部打了水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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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川籍京官都看出这种靠民间融资修路的风险，纷纷上疏要求政府出面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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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尽锱铢，局用如泥沙，出入款项，均无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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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款不敷逐年工用，后款不敷股东付息。款尽路绝，永无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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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铁路（干路）收归国有的上谕发布时，一开始，民间的反对并不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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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民愤瞬间点燃的是几天后朝廷与四国银行团签订的出让筑路权的《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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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湖相继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国有”之命。川路公司也紧急召开了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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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巡警在场，会议一开始非常沉闷。忽然，场下一人长叹道：“四川亡矣！”言未已，即掩面恸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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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四周哭号相和，声震屋瓦，连巡警也扔了警棍，伏案而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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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失控的场面，劝业道（商务厅厅长）周善培起身道：“此事不是哭就能解决的，诸君当另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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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灵的已然会意，走出会场，带着哭丧团朝总督衙门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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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总督，此时由布政使王人文（1863—1939）代理。事先得到消息的王大人命人将督署大门敞开，在大堂檐下摆了一张长案，神色泰然地立于案上，静候请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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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人文素以开明著称，川绅被他凝重的表态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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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职在为民，民有隐，职当代请。请而不得，去官，吾职也，亦吾所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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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请的电报很快传到权力顶端，王人文避而不谈“铁路国有”，只委婉地提出：川路租股涉及全省百姓的利益，当有万全之策，切不可操之过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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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漠然以对，绕开新成立的皇族内阁，直接跟邮传部和度支部协商决策此事，激怒了奕劻，以至于日后局势崩坏，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庆亲王拒绝为此负责，态度极其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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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度支部掺和进来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四国银行团的贷款是救命钱，载沣要拿来缓解财政枯竭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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