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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自己说,这样磨合了一年,骆秉章就全面放权了,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所有刑名、钱粮、战斗、决策等等,大小事情,他一概不闻不问,“主画诺,行文书,不复检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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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小故事说明了这种合作模式的特色:一天,骆秉章听到巡抚衙门外发炮,他不知缘由,忙问手下人:怎么回事?一问才知道,是左宗棠在发军报折子。清朝有规定,凡是向朝廷发报折子,都要放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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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秉章说,将折子拿过来,给我看看吧。匆匆溜了一眼,信手一丢,任由左宗棠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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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在清朝,向朝廷发报折子,是大事,一般由巡抚亲自主持。但骆秉章交给左宗棠去办,左宗棠也不报告一声,自己就办了。这说明,左宗棠已经完全地行使了湖南巡抚的权力,大权独断;同时,也透露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骆秉章对左宗棠,完全彻底信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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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因此获得了一个绰号:“左都御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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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绰号,明显流露出湖南中下层官员对左宗棠大权独断的严重不满。“飞黄腾达之时,不被人嫉”,左宗棠据切身体验,总结出这句话,但现在他还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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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官场舆论吵得心烦意乱,他开始学会选择信息:对自己不利的话,不听不想,当作不存在,依然故我,想怎么做,还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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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秉章也顶住舆论压力,装聋作哑,不将官员的非议当回事。下属来问公事,如果避开了左宗棠,他干脆就说,不要问我!你去问季高先生吧,他说可以就可以;他说不行,那就是不行了。(“公可亦可,公否亦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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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更不得了,中国官场的显规则,被他俩无情打破了。封建等级社会,官大一级压死人,一个小师爷,眼里还有没有巡抚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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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连左宗棠本人也觉得骆秉章这样太软弱,偶尔也拿他开起玩笑,说:骆公啊,我看你就像个傀儡,没有我牵着线告诉你怎么动,你就不晓得怎么动了,你看是不是这样?(“公犹傀儡,无物以牵之,何能动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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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一般人脾气,被这样激将,肯定不干了,弄不好大发雷霆,当场下令左宗棠卷铺盖走人。但意外的是,骆秉章一点也不生气,对左宗棠的揶揄,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打着哈哈,干笑几声,事情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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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当然不是故意来挑战骆秉章的脾气。外界风言风语,让他警觉起来。他不知骆秉章是不是介意?只好冒险用激将法试探,没有试出意外的过激反应,就彻底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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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秉章自己都能容忍“左都御史”,旁人操什么闲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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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左的关系越来越好。一次,左宗棠写好奏章,自己觉得很满意,就放肆敲骆秉章的门,叫他起来看。骆秉章赶紧穿好衣服,就灯下细读。看完他一拍大腿,大叫一声:绝了!拉起左宗棠的手,邀他出去喝酒吃夜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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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率性随意,像江湖兄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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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幕友当权,捐班用命”的怪论,还在官场舆论中掀起波澜,但骆秉章与左宗棠像心有灵犀,都一笑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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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不但超出了时人预想,也让今人感到惊异:这样的合作,到底是好是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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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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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宗棠入幕大权独断的6年,湖南全面进入了抵抗太平军的黄金时期。有八个字将这样一个局面做了最生动的描绘,叫“内清四境,外援五省”。不但湖南本土四方的起义军都被扑灭,湖南还搞起军事输出,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北、贵州五省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的局面,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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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秉章与左宗棠这种合作模式,当时是最先进的一种机制。它的优势到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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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官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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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骆秉章为代表的官方,拥有实权,但他将权力下放,让独立民间士人左宗棠来全权代理行使,自己只保留最后的“问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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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式,带来系列连锁的巨大变化。三国时期的蜀国,实行的是这种模式,叫“虚君实相”:阿斗刘禅拥有最高的权力,但真正行使权力的,是臣相诸葛亮,刘禅只保留对诸葛亮的最终问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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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制度的先进性不是跨世纪,而是跨千年。孙中山成立中华民国,后来设计“总统共和制”,还在参照这个模式:考虑怎么将“能力”与“权力”分开,让行政权与监督权剥离,做中国民主共和的实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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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制度,好处是行使权力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才能,任意发挥,不受牵绊,实现效率最大化。上级掌握最高问责权,执行权力办事的人,内心顾忌感很大:你做好了,没人来问罪;一旦做坏了,要承担起全部责任,上级可以随时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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